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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醫生壓在心底的話,感動了千萬人!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給你丟臉了。」當時我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在生命的盡頭,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作為醫生,我還有何求?

每天遊走於健康與疾患之間,體會生與死的無常,體會職業的精彩與無奈,讓醫生這個群體格外與眾不同。從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起,等待他們的,就是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不可預知的職業風險。

這也是一個經常被誤解的群體。轉瞬間,毀譽就可能發生逆轉。負面情緒會時常加諸其身,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成為暴力傷醫事件的主角。一旦身處是非漩渦,他們的聲音常常會被一些非議淹沒。

和許許多多普通人一樣,「白衣天使」有著自己的情感。他們渴望得到理解和關懷,他們有很多心裡話要說。

最難的永遠不是技術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急診科原主任 陳旭岩

幾年前,這是一位32歲的女病人,沒有醫保,卻突發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嚴重,入院時還發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這意味著她隨時可能要上呼吸機,還需要各種昂貴的救命藥物。

和病人的父親談病情時,我告訴他住院至少需要1萬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說:「錢正在路上呢。今天在急診的治療搶救費能不能先欠著?」中午時分,總算盼到了送錢的人——他輾轉借了5個老鄉的錢,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聯繫,回復是「的確收不了」。於是,我坐到病人床邊,一邊緊張地觀察病情,一邊等著再去「找錢」的人。為保住她的腎,我要多給她輸液。她沒錢透析,水輸多了很快就滲入腹腔,沒有血濾保駕只怕會心衰……我坐在那裡仔仔細細地算,一雙眼盯著她的尿袋兒,心裡還祈禱著「心率不能再快了」……

接近下午5時,病人家屬滿頭大汗地拿來1萬元錢,我沒敢問是找了多少人才湊齊的。她父親問:「夠不夠?」「肯定不夠。」「那還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會超過10萬元,而且……」我說得小心翼翼,雖然明知這些話會讓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說。末了,還要加一句「可能人財兩空」。

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沒有催促他。在狹小的辦公室里,我們面對面坐著。老人強忍著,眼淚卻仍然落了下來,滿臉的滄桑使得淚珠拐了幾個彎兒才終於匯到鬍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著:「我怎麼能不救她呢?她娘年輕時就走了,我拉扯大他們姐弟。兒子去年結婚,我借錢給他蓋了房,欠了一身的債。這,我再跟誰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這位父親終於慢慢起身了。他走了過來,乾裂的嘴一張一合,半晌才出聲:「我們不治了,我們回家。」這話並不讓我覺得意外,但我卻真切地感覺到了心的刺痛。後來,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我看見她在哭,無聲地哭……

她有一個動作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她使勁抓住病床的欄杆不撒手。我知道,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願望。

通常情況下,令我揪心的不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更是像這位可憐的父親表現出來的那種難以遮蓋的自責。我想對他說:「老人家,這不是您的錯,不是!」那麼,這是誰的錯呢?誰該承擔這份苦難、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說,如果這位父親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堅持接受治療並最終人財兩空,他會不會遷怒於醫護人員呢?會不會咒罵我們醫生賺了黑心錢呢?

對於臨床醫生而言,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

沒有比救活一個人更欣慰的事了

北京急救中心東區分中心醫生 韓鵬達

「您好,『120』。」

「醫生,快來,有人被電暈了!」

對於急救中心的醫生來說,電話鈴聲就如同衝鋒的號角。我立即跑向停在院子里的救護車。

呼救是從北京東四環一家美容院發出的。一位30歲左右的女士在做「抖脂減肥」時,儀器突然漏電,強大的電流瞬間將其擊倒。

10分鐘後,我們的救護車趕到。只見窄窄的美容床上,躺著呼吸、心跳全無的女傷者,旁邊是驚慌失措的年輕店員,還有好奇的顧客不時探頭探腦。

準備心肺復甦術!胸外按壓,氣管插管,呼吸機通氣,給予腎上腺素。突然,監護儀上出現了患者心臟室顫的波形。我大吼道:「準備除顫,調整電量200J。旁人都離開!」

經過大約5分鐘的持續搶救後,監護儀上顯示的「直線」終於恢復了規律的波形,血壓也測量到了。我們馬上通過「120」指揮調度,與最近的民航醫院取得了聯繫。

過了將近一刻鐘,救護車終於駛入民航醫院的大門。等候在大廳的醫生推著病床迎上來,呼吸機也已準備就緒。

把病人抬下車,推進急診室,與接診醫生進行交接後,終於可以鬆一口氣,返回急救站了。這時候,我和搭檔的信息再次被更新為「站內待命」。我們要做的,是抓緊填寫上一次任務的病歷記錄。

由於搶救及時,那位女士挽回了生命。出院後,她還專程送來錦旗。

入職10年來,諸如此類驚心動魄的事,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守著「120」這條生命呼救專線,必須天天與緊張、壓力相伴,但我不抱怨,也不後悔。因為,我們的努力關係到生命的延續。

在生活中,還有比救活一個人更欣慰的事嗎?

讓我們共同面對醫學的不完美

中日友好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 李 剛

約一周前,晚上九點多,一位孕婦被送來搶救,因為妊娠合併大出血,生命垂危。來不及多想了。好在患者還有意識。我握住她的手說:「你一定要堅持住,要配合治療。這樣,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當患者聽到「孩子」這個詞時,眼睛裡閃現出一絲光芒。我感覺到她輕輕回握了我的手,對於十分虛弱的她來說,一定是使足了氣力。

她的信任讓我感動。雖然重症監護室擁有全醫院最齊全、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但遺憾的是,不是每個患者都能在這裡起死回生。畢竟,醫學只是一門科學,不是神學。也正因為如此,在對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時候,最需要醫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期待生命創造出奇蹟。

在接下來的72小時里,患者始終徘徊在死亡邊緣,但我們的治療方案,始終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這讓我們能心無旁騖投入治療。同時,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終讓這位準媽媽熬過了最危急的時刻。

沒有醫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屬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錢的,你必須給我治好!」「你這是過度診療吧?」手術失敗了,「是不是因為沒塞紅包啊?」「是沒託人和院領導打招呼,病人才出現併發症的吧?」

面對這些懷疑,有時真是有口難辯。醫療過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我們不能用結果去評判過程。更何況,生命的價值,永遠無法用對與錯來衡量。

常常去幫助 總是去安慰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綜合醫療科醫生 金雅磊

幾年前,一位90多歲的患者因高血壓和心衰在我這兒就診,檢查時發現他還患有肝癌。我安撫他:「別怕,我們一起努力戰勝病魔!」之後,我會同其他科室制定了一套較溫和的治療方案。住院期間,他總是笑著對我說:「沒關係,我一定會活到一百歲。」在之後的五年里,前前後後十幾次因為多種併發症住院,不管每次有多痛苦,他都笑著接受治療。

有一次,他肺部感染導致呼吸衰竭,需要氣管插管。對一位90多歲的老人來說,在清醒狀態下插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們特別害怕在操作過程中發生意外。見我面色緊張,老人鼓勵我:「沒事,你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出了事我也不會怪你們的。」在場的老人家屬同樣對我們十分信任:「你們放手去做吧,不管結果怎樣我們都能接受。」慶幸的是,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患者再一次轉危為安。

2012年,這位老人由於肝癌轉移病故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給你丟臉了。」當時我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在生命的盡頭,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作為醫生,我還有何求?

每一個生命都是在醫院誕生,在醫院終結。醫生能做的,就是讓生命之路更長一些,更輕鬆一些,一路不管多艱難,有愛有溫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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