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毅堅卓的文化抗戰與弦誦不絕的教育啟示——《西南聯大行思錄》讀後感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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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分享
剛毅堅卓的文化抗戰與弦誦不絕的教育啟示
——《西南聯大行思錄》讀後感
彭 暉／湘一芙蓉中學
對於教師，暑假是適合旅行和閱讀的季節，而今年暑假最有意義的兩件事情又都和抗戰歷史有關。一是旅行居住在新牆河抗戰紀念館附近，每天在新牆河的林蔭和晚霞中散步，切身感受了七十年前湘北抗戰的烽火歷史和全民抗戰的堅強意志。二是參加學校組織的「暑假讀一本好書」活動，出於職業習慣不假思索就選擇了張曼菱女士所著的《西南聯大行思錄》作為閱讀書目，於是又深度接觸感受了中國文化抗戰的悲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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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為根，教育為本
西南聯大的遷徙和成就，以前略知一二，卻也許多半解未解。在半壁江山淪喪、大批將士奔赴前線的緊急關頭裡，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悲壯號令下，戰時中國為何會選擇花費巨大人力物力，把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學府南渡後方堅持辦學？其時主政湖南的省主席張治中將軍為何派出中將級要員一路護送西南聯大師生前往昆明？西南聯大校長和師生又是以一種怎樣的精神氣質在異地艱苦辦學，以致成就一段「締造大師」的中國現代教育傳奇？直到這個暑假，把軍事抗戰與文化抗戰的歷史結合起來讀，才讓我對國家和民族、歷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從而也更深地理解到教育的使命和責任。
西南聯大包括後來為歷史湮滅的西北聯大，其成立背景都是在七七事變之後、民族危亡之際，為了存留中國教育的精髓，讓中國文脈得以延續，為了堅持民族教育，使師生不當亡國奴和受奴化教育，以蔡元培先生為首的教育家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中國政府迅速採取果斷措施，將一些重要高校遷往內地繼續辦學。我的一個從事戰略研究的同學曾說，若以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來考證抗日戰爭史，我們必須敬佩中國政府當時兩個極具戰略眼光的重大決定。一是滬淞戰役的打響，保護了中國的戰略縱深，將日本侵略者引離了北平—陝西—四川的中華命門，南宋與明末兩次外族入侵均是沿這條路線攻入長江繼而傾覆華夏。二是西南聯大的成立，保護了中國的文化血脈，就連那句稍顯粗鄙的「國家亡了還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的軍閥語言，實在也體現了那個時代軍政高層的責任感、歷史感和文化感。讀完西南聯大的歷史，了解到聯大學子在海峽兩岸戰後重建發出的光輝時，深覺同學所言極是。
與同學宏觀視角不同的是，我作為湖南教師更加關注北大三校南遷第一站「駐衡湘」的短暫歷史。試想擁有大批文化精英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與擁有千年歷史的嶽麓書院在湘江相逢，將會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多麼奇異美妙、激光四射的交流與結合？在日寇鐵蹄繼續南侵的 1938年，長沙臨時大學決定再遷昆明並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嶽麓山錯失了這場文化盛會。湖南人民深情送別臨時大學的方式，是派出黃師岳中將擔任「西南聯大湘滇黔步行團」團長，歷盡艱險一路護送聯大師生由湘入滇。這是一次真正意義的文化長征，全程步行長達3500里路，學士名流與青年學子結伴同行，晨鐘暮鼓、篳路藍縷，詩人聞一多、湖湘子弟曾昭掄都在這個步行隊列中。許多聯大學子撰文紀念這次壯舉，都深為黃師岳中將的品質、經驗和責任擔當所折服。黃師岳中將不辱使命，在西南聯大歡迎儀式上將聯大師生逐一點名交還校長梅貽琦的歷史場景，生動而溫暖，這就是泱泱中華以文化立國和屹立世界五千年不倒的根本。
事實上，長沙臨時大學動遷昆明，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師生們還有經廣東的海路和經廣西的鐵路可走，但都需繞道越南到達昆明，大部分師生也是經這兩條路線轉移的。而組成「西南聯大湘滇黔步行團」的真正原因，是聞一多那一代學人要保留中國大學撤退的尊嚴，他們在向世界宣示，國破山河在，中國的師生仍然行進在中國的大地上。化學教授曾昭掄，繼承祖父曾國藩的磊落從容，從雪峰山到烏蒙山一路走來，即便路程十倍於小路，亦始終堅持在大道上行進，雖迂腐至極，卻也透出純真可愛的學人風骨。
這份悲涼雄壯的宣示如此讓人動容，讓我在這個夏天淚流滿面。
剛毅堅卓，弦誦不絕
「剛毅堅卓」是西南聯大的校訓，今日仍保留為在西南聯大舊址上復校的雲南師大之校訓。這四個字，應可拆解為剛強、勇毅、堅持、卓越八字來理解，但四字更加朗朗上口，更見文明古風。「弦誦不絕」應是《莊子·秋水》中「弦歌不輟」的變稱，當時中國政府為資助青年學子完成學業、確保戰後有建國人才，而普遍對青年學生實行公學與貸金制度。 即是以「弦歌不輟」的教育理念來向社會解釋這項在在抗戰期間極其困難的財政安排。我猜是在國學深厚的聯大教授那裡，為區別「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歷史掌故，才變稱為「弦誦不絕」——改歌為誦，更有詩文經典和讀書之意；改輟為絕，更顯危急形勢和家國情懷。
西南聯大師生正是在紅土高原上實踐了「剛毅堅卓」的校訓和「弦誦不絕」的情懷。當時的聯大校舍簡陋至極，辦學條件十分艱苦。校長梅貽琦鼓舞師生「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朱自清、胡適、陳寅恪、吳宓、馮友蘭、陳省身、吳大猷、費孝通、施嘉煬等一大串學貫中西、名揚史冊的大師們的堅持下，辦學僅僅九年的西南聯大成就了一段「締造大師」的教育奇蹟，8000聯大學生中的很多人後來成為國家棟樑。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有朱光亞、鄧稼先等6位聯大學生，新中國成立後的兩院院士中,聯大師生共有164人，其中聯大學生有90人，楊振寧、李政道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名字也赫然在聯大學生名冊中。除了學術上的耀眼成就,九年間先後共有1200餘名聯大學子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大軍。這些國家捨不得用的明日棟樑，在民族存亡之際剛毅堅卓地奔赴戰場，有的飛行抗戰雲天並血灑駝峰航線，有的作為工程兵奮戰在中緬公路，有的成為盟軍翻譯贏得了世界尊重以及美國政府頒發的戰爭勳章。
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這是中國教育高山仰止的豐碑。這也是「錢學森之問」的來由：「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誰能破解這個或許原本並不複雜的難題呢？真誠希望這個問題不會再困擾我們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
西南聯大的師生感恩雲南人民的收留和善待，努力用知識回報雲南邊城，留下了許多溫馨感人的歷史情節，見諸《西南聯大行思錄》的記載很多。弦誦不絕的西南聯大，也流傳著很多美好的愛情故事，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真的好美好美：
天上飄著些微雲，
地上吹著些微風。
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
教我如何不想她。
還有教授為補貼家用栽種的玫瑰花，一日清晨全然不見了。教授當日巡查女生宿舍，但見花草飄香、伊人含笑，方得知全是男生們偷去送給了節日中的戀人。教授雖為家用開支苦惱，但見所栽種的玫瑰適得其所，便也寬厚不言、含笑不語了。
即使身處絕境，一個民族追求美好和感受愛情的能力，依然是這個民族復興的希望。這應該也是「弦誦不絕」的本意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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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西南聯大從校長到普通教職員工，最尊榮的稱呼不是校長或是教授，乃是「先生」。我對這個現象一開始十分好奇，細想之下才明白先生之稱竟然蘊含如此之多的文化意義。在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西南聯大，「先生」首先昭示著學術與人格上的平等。同時，尊師重道的文化傳承也賦予先生以知識和道德的雙重敬意。堪稱先生之稱者，俱是山高水長的高潔之士。
後世總結在有「文人相輕」傳統的中國，西南聯大為何能讓三個中國頂級大學的教授們在一起精誠合作達九年之久，得出的首要結論是當時北大蔣夢麟、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三個校長「俱是君子」。西南聯大治校採取的是「輪值制」，梅貽琦年輕與實幹，在初期擔任了事實上的校長，蔣夢麟、張伯苓對其完全信任，根本不擔心清華架空北大、南開。而在「教授治學」的西南聯大，各路教師學者同樣「俱是君子」，為民族共同的命運和救亡圖存的理想所驅使並團結，實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大幸事。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若以西南聯大為榜樣，成功組建聯合政府，那會是我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多麼巨大的幸事啊。
聯大教師中也有不被以先生相稱的教授，如周作人。抗戰勝利和北大復校後，代理校長傅斯年更是把昔日老師周作人從教職名單中清除並移交司法懲辦。據張曼菱女士書中記載，當時北大復校後的規定是，凡留在日偽大學做事的職員，可用；在日偽大學中任職的教員，一律不得留用。對職員與教員不同的職業標準，折射出對教員更高的道德要求：「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擁有知識，而且也應該是國家道德與精神價值的體現」。
這是對文化更高意義的解讀，文化不僅僅指人類改善生存環境過程中獲取的技術和知識，更包括人類精神成長過程中薪火相傳的道義良知。我很榮幸通過《西南聯大行思錄》中獲得這個寶貴認識，從而對自己承擔的教師職責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是的，與聯大歷史中那些傑出的教授和學人相比，我們只是從事基礎教育的一個工兵。但這絲毫不會影響我對教育使命的認識。我不是大師，但我的學生中可能會有大師，可能會有對於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產生卓越貢獻的未來棟樑。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為未來貢獻一份心力，為孩子們提供一份我們儘力所能做到最好的基礎教育。
豆瓣書評上對張曼菱女士這本書多有批評意見，認為太多「今不如昔」的情緒宣洩。同為女性，我理解張女士書中的批評性陳述其實也是對民族未來充滿溫婉和善意的關切。無論是對批評意見，還是對批評的批評意見，我相信都是令我們警醒向上的鞭策。
我們唯有從自己從現在從平凡做起。
2017年8月30日 長沙
這是一個
有地理教育情懷的公眾號
踐行地理核心素養
爭做長沙地理先鋒
先行|引領|示範|推進|輻射
進步的長沙地理教育
編輯：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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