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緒源：「像盧梭一樣『發現兒童』」｜逝者
「 像盧梭一樣『發現兒童』」
1月10日中午，文學理論家、學者劉緒源在滬因病去世，享年67歲。
劉緒源曾任《文匯月刊》編輯、《文匯讀書周報》副主編，及《文匯報》副刊「筆會」主編。他的主要學術方向集中於在中國現代文學、兒童文學理論及中國思想史等領域，已出版著作二十餘種，兒童文學理論專著《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及《文心雕虎》《兒童文學思辨錄》，有現代文學專著《解讀周作人》，書評書話集《隱秘的快樂》《冬夜小札》《橋畔雜記》《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翻書偶記》《我之所思》等。
近年劉緒源所出版的幾部新著如現代散文史論《今文淵源》,與李澤厚對話《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中國哲學如何登場？》，編選箋釋的《周作人論兒童文學》，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美學專著《美與幼童——從嬰幼兒看審美髮生》等，在學界與讀者中引起較大反響。
「
文學的功能包括：創造欲的滿足，形式嗜好的滿足，激情的宣洩，心靈的補償，審視自我，體驗環境，回味與嘆息，憧憬與渴望，從『靜觀』到超脫，『攖人心』而入世。
所謂的漫不經心，其實是遠離了正襟危坐的固有的創作姿態，丟開了束縛思想與心理的傳統的功利目的，在一種很輕鬆很隨意的狀態中，將久積於內心的審美情感自由地釋放出來。
像盧梭一樣『發現兒童』，將兒童期也尊視為一種真正的人生，讓兒童毫不心虛理虧地享受這段人生。
以上段落，摘自劉緒源在《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一書中對於兒童文學的部分思考。
2014年，劉緒源獲首屆「蔣風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短短的頒獎詞中，劉緒源多年來的學術風格可見一斑：「劉緒源先生善於在中國文學史的宏觀歷史背景下研究當代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問題，關切著大文化背景下兒童與兒童文學的本體；並且能夠跨界研究、觀點透闢地從美學、哲學與新史學的視角梳理與思考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當下。作為學者和評論家，他的研究和批評凸顯於這個時代的突出印記是：他的執著，他的獨立精神，他的學術良心和他的文學擔當。」
劉緒源部分作品
作家趙麗宏曾撰文（載於本報2005年12月8日4版）寫下他對於劉緒源的印象：「在我的朋友中，劉緒源可謂一個真正的書生，他博覽群書，而且一邊讀一邊在思考，時有不同於常人的獨到見解。讀他的讀書隨筆，感覺是隨一位智者漫遊書海，卻不會茫然迷失。他的感慨，他的稱讚，他的嘆息，他的批評，都源於對評說對象的仔細品讀和深刻分析，令人信服。」
在作家趙霞眼中，劉緒源治學廣博，中外古今，作品理論，凡能激起他的談說興緻的對象，他都不吝思想和筆墨的揮灑。在論劉緒源學術研究的文章（刊載於本報2017年1月26日9版）中，她認為，劉緒源「曾在文章中充滿激賞地談及與體制化的『專家』相對的『文人』概念，談論這些『洒脫地遊走在各種學問之間的、素養深厚而心態自由的文化人』以及他們賦予整個文化生活的那種『靈動滋潤的氣息』。竊以為，這種豐厚的、完整的、充滿靈性的『文人』氣度，也正是緒源先生治學的基本姿態與個性。那不是把文學或文化用模子切碎了，分其一角而治之，卻是勉力『以完整的個人，對應較為完整的文化』。在今天這個社會連同文化生活日益被技術理性的分工邏輯所統治的時代，對於『文人』理念及其傳統的這份堅持，正變得越來越稀有和珍貴。
2009年起，劉緒源在我報開設專欄「文心雕虎」，以隨筆形式，暢談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在開篇之作《葯·軟飲料·水果》中，他詼諧地將兒童文學中一味強調教育價值而不強調文學性的稱為「葯」；只求市場效益好，一味討好兒童口味，寫得淺顯熱鬧但卻沒有真正的內涵的稱為「軟飲料」；而將真正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的兒童文學佳作稱為「水果」——自此，關於「葯」「軟飲料」和「水果」種種討論和探究，在這個專欄中持續問世，所為的只是讓更多人和他一起「關注水果的生產和銷售吧，不要讓藥片和可樂類的書籍佔據整個童書市場」。據悉，《文心雕虎》全編即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魔法象推出。在該書推薦語中，有作家指出：「收錄此書中的批評文字，是他以一己之力、之眼、之心、之情織就的一張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與批評、創造與發現』的審美之網。他把他獨到的創見、獨特的洞察，乃至對兒童文學的熱情、看世界的眼光和對文學真理的發現都織在裡面了。」
劉緒源部分作品
得其餘情
從乎本心
論劉緒源的學術研究
趙 霞
劉緒源先生治學廣博。中外古今，作品理論，凡能激起他的談說興緻的對象，他都不吝思想和筆墨的揮灑。他曾在文章中充滿激賞地談及與體制化的「專家」相對的「文人」概念，談論這些「洒脫地遊走在各種學問之間的、素養深厚而心態自由的文化人」以及他們賦予整個文化生活的那種「靈動滋潤的氣息」。竊以為，這種豐厚的、完整的、充滿靈性的「文人」氣度，也正是緒源先生治學的基本姿態與個性。那不是把文學或文化用模子切碎了，分其一角而治之，卻是勉力「以完整的個人，對應較為完整的文化」。在今天這個社會連同文化生活日益被技術理性的分工邏輯所統治的時代，對於「文人」理念及其傳統的這份堅持，正變得越來越稀有和珍貴。
劉緒源
我們不要把這種治學之「博」與點水式的散評漫說混為一談。它同時充滿了深度。這深度不但時時滲透在一切零篇散章的文字間，更鮮明地體現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專深而系統的個人研究課題中。劉緒源在周作人與現當代散文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在學界廣為所知且深有影響。他的第一本個人學術專著《解讀周作人》（1994年初版）出版後大受關注。該書對於周作人及其散文、思想的研究，在充分立足、緊貼和尊重文本的「解讀」中，充滿了真誠獨到的論解與洞見。書中拈出彼此對舉又互為補充的「澀味」與「簡單味」作為解讀知堂散文藝術的關鍵詞，又由周氏兄弟在心性、經驗、觀念、藝術乃至語體上的「微妙相通」返觀周作人其人其文，在細析周作人散文文體、特徵、源流等的同時並對其散文觀詢真辨偽等，讀來時有探微知著、靈光照面的愉悅。
而我以為，《解讀周作人》一書的論說方式及其提出的若干重要思想，也奠定和透露了作者此後學術研究工作的核心理路和方向。劉緒源反感根基淺薄的空頭批評。他曾在發表於1996年1月的《批評家與厭惡家》一文中強調，「批評的前提只能是研究」。他的周作人研究即是建立在豐富的文獻資料閱讀與研習的深厚底子上。但他同時也反感做文章的學究氣。《解讀周作人》中得到作者一再稱賞的周氏文章中那種形態生動、內蘊豐腴的「簡單味」，實際上也體現在他本人的論說語言和體式中。然而，在劉緒源的研究中，這一「簡單味」遠不只是一種文學及學術話語的體式。在梳理百年中國散文流變脈絡的著作《今文淵源》（2011年初版）中，與上述「簡單味」密切相關的「談話風」，成為了作者筆下理解現代白話散文的文風、精神與價值流變的一個重要範疇。《今文淵源》中許多充滿見地的辨析，包括由胡適、周作人、魯迅的不同文風反觀其背後不同「讀者意識」的形塑作用，由針對林語堂創辦幽默雜誌實踐的新解考察現代文學的市場化探索及其當代啟迪，繼而又帶出當代女性散文、文化散文以及散文大小之辯的論說，等等，但「談話風」無疑是其中最貫穿終始、也最具神採的那個核心。這個核心在劉緒源的筆下簡直光芒四射，充滿了思想的生長力與洞見力。所有這些使這部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著作，恰恰充滿了一般文學史中往往難以見到的靈光與創見。
我相信，對作者來說，這樣的研究不僅意味著特定學術觀念的一種建構，也是朝向自我本心的一次追循。事實上，人文研究的如斯光彩，也只可能來自研究課題與研究者心靈的深度契合。或許可以說，與「簡單味」、「談話風」相關的這個現代文學課題，不但是學者劉緒源關注的研究對象，也是文章家劉緒源心儀的一種為文面貌與方式，同時還是思想家劉緒源十分看重的一種思想的資源和審美的境界。在論說知堂散文時，劉緒源曾談到周作人「余情」一說，並釋其為文章中「趣味的展現與個性的自由發揮」。在我看來，這「余情」二字，也盡可借來評說劉緒源本人的學術文字。此中的「趣味」與「個性」，非獨指文章中個人品味與風格的簡單顯現，更是指為學者將自我性情、精神及心靈的追尋融入學問與文章之事。就此而言，劉緒源之所以選擇周作人、「談話風」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文章美學作為學術研究的「專」題，乃是因為這個課題同時也寄託了他個人學術心性與文學性情中的某種核心關切。
這個核心貫穿了劉緒源迄今為止的一切重要學術實踐，並使之在看似興之所至的研究格局中，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可以辨識的內在體系——儘管劉緒源本人不一定喜歡「體系」這樣的字眼。他在當代文學領域的另一個鮮明的學術身份是兒童文學批評家。他的研究兒童文學藝術主題的專著《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1995年初版），是兒童文學理論與鑒賞學習上佳的入門讀物，多年來被兒童文學研習者廣為引用。他在《中國兒童文學》上連載發表繼而成書出版的《文心雕虎》，堪稱當代兒童文學文本細讀與藝術批評的典範。他的《中國兒童文學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2013年），以「細讀」和「重讀」的視角展開關於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歷史的重新觀察與敘述，與《今文淵源》的路子前後相承，不求史說體量的完備，卻充滿發現和評述的真知灼見。或以為，劉緒源是以一般文學研究的餘力和餘興在從事兒童文學研究，但如果我們充分注意到他的兒童文學研究與其周作人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在內在精神上的一脈相承，我們會感到，他對兒童文學與「兒童」的注目，與他關注周作人、關注「談話風」藝術一樣，乃有著同一個深刻而貼己的精神源頭。因此，兒童文學研究非但不是劉緒源的副業，而恰可為其學術志趣與學術實踐的解讀提供一個重要的路徑。
事實上，早在《解讀周作人》中，劉緒源就提出了知堂散文「簡單味」背後的「兒童心態」及其兒童式的語言、思維與情感方式的獨特趣味。但彼時他還沒有將這種趣味與整個新文學的文脈關聯起來。在《今文淵源》《中國兒童文學史略》等論著中進一步讀到他關於現代文學與現代兒童及現代兒童文學之間內在語體關聯的論見，真令人有醍醐灌頂的清明與興奮。不論在現代文學還是兒童文學的研究背景上，這都是一個尖新而獨到的觀點，但尖新獨到卻遠非它最重大的價值。我以為，有關新文學語體與現代兒童（文學）語體的淵源辨析，除了一種文學現象的提出和描述外，還包含了對於新文學精神的一種重要揭示：即嘗試以兒童式的返璞和歸真（包括劉緒源所說的「小兒聲口」），帶引文學（文化）回到我們語言和情感最初的素樸和本真狀態，進而尋求其重建的可能。這就反過來揭示了新文學伊始「簡單味」與「談話風」的另一個重要的文化價值。那種「真切、樸拙而雅淡的趣味」，那種「極度的平易、耐心、親切，並且是一種充滿興趣的敘說」，無疑正是我們的文學、文化和生活從頭邁步向前的最健康的起點。
它同時也是個體精神成長最健康的起點。劉緒源之看重兒童文學，應該也是看重這一文體在個體精神起點中的位置。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在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2012年）時，著意要將看似非關「兒童文學」的《人的文學》一文收入其中，並在箋語中寫道，「中國之所以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在根子上，正因『人的文學』的地位『從來未經解決』之故」。在這裡，「兒童」與「人」，兒童文學與人的文學，乃有著同體的文化與審美血緣。因此，正如他反覆強調知堂散文的「『簡單味』並不簡單」一樣，他對於兒童文學藝術的定位，始終在強調「簡單味」和「自然本色」之趣的同時，也指出這「簡單」和「本色」背後必要的「豐腴」內涵。他這些年充滿銳意的兒童文學批評文章，其實一直在嘗試傳遞這樣一種屬於兒童文學的高級審美精神。
2011和2012年，劉緒源先後出版了與李澤厚的兩部對談《該中國哲學登場了？》與《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他在哲學和美學話題上表現出的「文人」學養和興趣，看似又「跑野馬」般地越出了現代文學家、兒童文學家的「專」域。但我們很快會看到，在他對哲學和美學的關切中，仍然深含著那個指向「兒童」與「人」的內核。2014年，劉緒源出版了一部特別的美學研究專著《美與幼童——從嬰幼兒看審美髮生》。美感發生的話題在美學研究中原是一個舊題，但作者由真實的兒童身體和精神來談個體審美感覺、能力的源起與建構，卻是開拓的創舉。書中將現代兒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與兒童文學作品的審美分析融會運用於兒童美感發生的分析和探討，方法與發現均別出心裁，深具啟發。而與此同時，透過哲學和美學的開闊深透的視角，我們也從通常僅被歸於「兒童」子標籤下的兒童心理和兒童文學中，讀出了屬於「人」的更普遍的審美本性與更深刻的審美內涵。此書關於嬰幼兒審美髮生的細緻辯說，不但為人們指出了理解兒童及其藝術世界的一扇獨特門戶，也以孩童生命燭照下的審美之人的形象，呈示著作為「人」的我們自身的豐厚蘊涵。
我以為，緒源先生在現當代文學與文化、兒童文學、哲學美學等領域的學術興趣和研究實踐，包括他的充滿性情的散文和批評寫作，始終旋繞著這同一個「人」的關切的內核——那也是「五四」以降，中國真正的「文化人」從不曾忘卻的初衷與本心。
（此文原載《文化學刊》2016年第11期，經作者授權特別推薦本報「童書」版）
來源丨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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