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美國仍舊代表未來——一封情書，給我的新國家
原標題：譯文：美國仍舊代表未來——一封情書，給我的新國家
在一段吳京接受《紐約客》雜誌採訪的視頻中，吳京說：「中國，想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愛國、敬業、友善的國家。「採訪結束時，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人們應該為生活在這樣一個和平的國家而感到高興，而不要去想那麼多不高興的事情。珍惜現在。」他在說最後這幾句話的時候，表情很複雜，語氣中可以聽出來：此前用輕鬆掩飾起來的緊張似乎都消失了；但仍然儘力做出想要說服別人的、十分用力的表情，特別是在說「珍惜現在」這四個字的時候。也許他是想要努力說服自己吧。
跟《戰狼2》這樣一部「愛國巨制」形成對比的是，藝術君剛翻譯完的一篇長文《美國仍舊代表未來——一封情書，給我的新國家》，作者是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藝術君一開始並不知道他是誰，簡單查了下，發現此君大大地有名。
安德魯·蘇利文，美籍英人，作家、編輯。他生於一個英國小鎮，畢業於牛津大學，又來到美國哈佛大學完成學業，然後進入媒體行業。他的博客曾經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博客之一。從前國務卿賴斯到總統奧巴馬，都希望此君在博客里能說他們幾句好話。當他將自己的博客挪到《大西洋月刊》的網站之後，該雜誌網站的流量暴增了30%。
安德魯·蘇利文是英國哲學家邁克爾·歐克肖特的忠實信徒，雖然他們被人冠以保守主義者的帽子，但在某些人眼中，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兩個詞，在中文語境中有不一樣的含義，此處不做過多解釋，感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去找找看。）2009年1月，《福布斯》雜誌選出「美國媒體中最有影響力的25個自由主義者」，蘇利文在其中名列第19位。而歐克肖特和蘇利文兩個人最反對、也最沒有辦法標籤化。他們的觀點常常會隨著形勢、隨著自己對於環境和世界的深入理解而變，所以在某些人看來他們沒有一個固定的立場。然而實際上他們是有立場的——他們站在真理一邊。他們不會為了所謂的派性或者黨團立場而堅持某些沒有基礎的觀念，他們懷疑一切既定的概念，懷疑這些概念的前提和假設條件，因為隨著時代的變化，這些以前也許成立的前提和條件，現在都已經不再適合了，所以他們甚至會否定自己，因為以前的自己所說的話現在看來已經不再正確。總之，這讓藝術君想起時人對梁啟超的評價：」流質易變「。然而百多年過去，梁啟超的很多預言不幸言中，他的很多思想現在證明根本不過時。
藝術君翻譯的這篇文章，發表自2017年1月23日的《紐約》雜誌。就其標題——《美國仍舊代表未來：一封情書，給我的新國家》——而言，對於愛美國的人，這不像情書，像分手信，因為他指出了一個似乎正在惡化的美國存在的種種問題；對於恨美國的人，「你竟敢給美國寫情書？」……
隨便下結論是很容易的。然而，如果說愛一個人或者恨一個人是兩句話都說不清楚的問題，又怎麼能指望簡單說清楚你為什麼愛一個國家，或者恨一個國家？特別是對於在美國居住了33年的安德魯·蘇利文這樣的思想者來說，特別是美國這麼大、這麼複雜的一個國家，因此他就用這篇文章來說明自己的感受和理由。
那麼，翻譯這樣的文章，跟我們有什麼關係？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對於藝術君來說，做」一天一件藝術品「，包括介紹這樣的文章給大家，心念念的，仍舊是我們這個」老大中華「，是我們本來應該保留下來、為整個人類提供自己獨特價值的文化，但絕對不是《戰狼2》那樣的」文化「。
藝術君希望讓大家可以看到：美國這個複雜而充滿矛盾的國家，如何化解自己的矛盾，是什麼成為它立國的基石。藝術君還希望讓更多人思考：一個現代化的、文明的國家應該是什麼樣子，應該怎麼樣向那個方向努力。
文章很長，特別長，全文翻譯成中文有14400字左右，在這個輕閱讀的時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願意花上30-40分鐘認真把它讀完。如果你恰好是這樣的人，歡迎在讀完後把你的感想寫在留言裡面。
文章裡面也許有不少讓人敏感的詞，如果它在微信里消失了，沒關係，藝術君會提供其他方式讓你讀到它。
題圖是洛杉磯的一個滑板公園，為什麼要選這張圖，當你讀完文章就明白了。
就醬，進入正文吧。
法庭開門的時候，我們24個人排成一行，由於緊張，不停擺弄著手裡的官方文件。我剛得了一次簡短而嚴重的腸胃感冒，還在恢復，當時我兩天沒有吃東西，兩個晚上之前，我在半清醒狀態下，瘋狂地衝到洗手間，掰開雙唇，吐了一番。我面色蒼白，看上去好像被人在臉上猛擊一掌。
他們給我們每個人一個號碼，遞給我們一個包袱，告訴我們：法官走進來的時候，不要拍照。一個穿著亮閃閃西裝的人進來，斷斷續續地表演了半個小時，說了一些幾乎有些可笑的笑話。然後，最後，法官走進來了，我們全體起立，儀式開始了。梅塔法官告訴我們：這是他工作中最喜歡的部分，而他也是小時候從印度移民到美國的。幾周前，我的歸化訪談是跟一個有阿拉伯姓的男人，他的櫥柜上有一頂華盛頓紅人橄欖球隊的頭盔。現在，我身邊站的這些新美國人來自世界各地：伊朗、宏都拉斯、衣索比亞、加拿大等等國家。我記得，我們中只有兩個人是白人。
這個時刻，我等了32年。我自己的移民旅程漫長、平緩而曲折——今天，我希望，能盡情享受一番，讓我的情緒飽滿起來；自從我來到這塊土地，就已經鬱積在我心緒中的種種情意結，今天終於可以解開。
但這一天也是2016年12月1日。幾周前，一次選舉讓我肚子里咬蝕、而且不斷加深的焦慮達到了頂點。現在，對我而言，成為美國公民，是某種終極信仰行為，但也像是走進了一個電梯，希望它能上行，但突然又下沉了。心裡還是高興的，但也充滿嘔吐感。
有人叫我的號碼了，我發現自己搖搖晃晃走到長凳前，拿到了我的歸化證書。一起的還有一把小旗子，走回自己座位的時候，我向丈夫和朋友們揮舞著它。接下來就是宣誓了。突然，這個現代、多元化的場景直接回到了美國建立的時候。「我在這裡鄭重宣誓：完全放棄我對以前所屬任何外國親王、君主、國家或主權之公民資格及忠誠……」接下來是另一個奇怪的宣誓，我聽說過很多次，但從未自己念出來過，更不用說記住了。我把自己的右手放在上衣左邊的翻領上，複述一張卡片上的文字：「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上帝之下的國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還有個招待儀式，提供了足夠多的龍舌蘭酒！但我必須回家上床了。喝了幾口湯，我蜷縮在被子下，昏睡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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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迷戀美國的那個奇異時刻，我一直記得。
當時我剛滿21歲，坐在波士頓的地鐵上，剛進入一個新國家的研究生院，正在努力掙扎。就這麼暈頭轉向坐了一下午車，擠進電車裡，衝過令人迷惑的車站構成的迷宮。我周圍的這個世界，遠離牛津大學的尖頂，我幾個月前從那兒畢業。一片不同膚色的臉的海洋圍繞著我，置身於近乎熱帶的溫度和濕度之中：一個嬰兒哭哭啼啼，幾個上學的女孩兒咯咯笑著，一位建築工人坐在座位上，靴子上都是水泥灰塵，他頭髮斑白，有紅色的愛爾蘭面孔，盯著窗外黑漆漆的磚牆。我出來是要為自己的新宿舍買塊毯子，現在有點迷路了。但是我發覺，迷路讓我產生某種激動。這裡沒人認識我，了解我。沒有人從我的小鎮家庭中跟我來，或是我那偏僻的英國高中，或是我躋身牛津的英國精英而做出的裝扮。被拋進這樣一群老老少少、黑人、亞洲人、拉美人、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我發現自己完全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一片多種語言而又難辨姓名的海洋，我有機會把一切留在過去。我的心膨脹了。再多來一些吧，求你了。帶我走吧。
人們總把美國夢掛在嘴上，常常是一代又一代不斷繁榮的故事。但是最初的夢，第一代人的夢，往往很簡單，就是要逃離過去，進入一個對未來上癮的國家。很多國家，特別是我了解的英國，是由歷史決定的，充滿了過去的殘餘，還有那些總能聽到故人迴音的地方。懷舊幾乎成為國家的特性，再度恢復舊日榮光的任務，如同西西弗斯永不停息的磨難。我們在英國的成長過程中，人們不斷提醒我們：這個國度最輝煌的時刻是在過去，1940年代，所謂」最好的時光「。但在這裡，這個全新的地方，我對那些毫無感覺。這裡，不用回頭看。所有我見到的地方，都在毫不停歇地尋找未來能帶來什麼，一幫有抱負的人擠作一團，你推我搡，追尋直衝向前、野心勃勃的夢想。而這很有感染力。
我的反應讓我自己震驚。在成長過程中，我從未著迷美國，反而一直對英國有浪漫幻想。我是個年輕的保守主義托利黨人，致力於維持傳統和正統。一個歐洲人對於美國的所有偏見，我無一遺漏：認為這裡粗鄙庸俗、傲慢性急、笨拙反智，這個國家讓你很有可能隨機中槍倒地，人們死在街頭，因為沒有醫保。我以前對於」逃避「的想法，是從我家到學院，那是中世紀和喬治時期的霍格沃茨，有著迴廊和壯觀的塔樓，在塔樓頂上，每年五一都會高唱夏日來臨，而整個小鎮會在黎明時分聚在塔樓下，幾百年來一直如此。我申請了一所美國的研究生院，就是因為最有野心的英國學生會這樣做，讓他們的簡歷看上去更豐滿。正如反向的牛津羅德獎學金，在英國體系里，這是職業生涯的上升階梯。只不過兩年而已，我又會損失什麼？
我從未想要愛上這個地方，從未想過它的新如此讓人陶醉。不過也巧，我到的時候，洛杉磯奧運會剛結束，里根的」早安美國「還沒開始，那正是美國的巔峰時刻，人們有些狂熱，充滿樂觀，經濟增長令人目眩，而整個國家正要讓它的現任總統在再次選舉中贏得49個州的壓倒性優勢。一開始的調整並不容易。比如，一開始就讓我驚訝的是，每個人都對我的情緒充滿擔心。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意識到：」你過得怎麼樣啊？（How are you doing?）「並不是真想得到什麼答案，除了「好極了。你呢？」剛開始前幾個月，當我開始剖析我那一天特別的交雜心緒時，我發現新的熟人已經走過我身邊半條街了。
說到這兒，我還驚異於美國人對於一個簡單的請求給出的習慣性回應：「當然！（Sure！）」在英國可沒有對應的說法。一個」Okay「或是」好吧（All right）「或者」你為什麼想這麼做？「是你能從某個悲慘的顧客那兒得到的最佳回應。但在這個新世界，節奏加快了，未來充滿了某種突然的、有時候是幻覺般的信念——我提出什麼要求，都會得到歡迎——甚至受人擁戴。這種新的表面化的喜悅該是有多麼奇怪啊？
接下來是真正的解放：在英國的學院總有人問我充滿痛苦的問題。」你去的哪所高中？「」你爸爸是幹什麼的？「所有這些不太微妙的質詢直指你的過去，也就是說你的階級。當然，很多時候，我那些有特權的、享受私校教育的同學們根本不必問我的出身，因為我的口音已經暴露出我的社會經濟階層GPS坐標。
然而，在美國，所有這些都不重要！你從哪兒來，完全不如你要去哪兒來得更有趣。我唯一的口音就是英音，而且別人一點兒都不知道這是倫敦東區還是皇室遠親的口音。有時，我的口音會讓對方分神，我也很不爽。然後我就發現自己拉長母音，說得越慢越好，弱化輔音，把單詞從我的口腔後半部往前挪——為了讓人更容易聽懂我的話。這樣讓我意識到：我多少是有意，甚至根本是有意地放鬆我說話的方式。我不希望變成那個文化符號：在美國的英國佬。我想完全融入美國的世界。
也許這是我難以理解」身份政治「的部分原因，它研究的是什麼使得美國人彼此不同，是什麼讓他們產生距離，是什麼在壓迫他們、或是對他們施以特權，因為他們固定屬於某個群體。我不想跟人產生距離，我想和大家在一起。很多美國高知群體深受身份政治理論影響，對其著迷，它也是美國左派的主導意識形態。但這讓我想起歐洲人定義自己的方式：依據他們的過去，而不是他們的未來可能。當然，不管你從哪兒來到美國，你都無法完全免受壓迫而生的各種主義影響。你會遇到偏見，就像所有的人類社會一樣。但是，你的困難不難克服，特別是第一代，因為一個全新國度的新鮮感帶來的激動心緒，特別是像美國這麼多元化的國家。我不想要任何群體身份。我想要的是同化，而且我對此毫不猶豫，也絕無愧疚之感。這不是拒絕我的故國，我過去愛它，現在依舊，滿懷激情。但是我有某種歡欣之情，因為我知道，在這個毫無愧疚的個人主義文化中，我必須贏得自己獨特的美國人特質，儘可能融入進去，放棄舊我，尋找新我。
我的母親怕我受不了，曾寫過一封長信，鼓勵我不要放棄。那時，兩個大陸之間的距離遙遠而真實，長途電話是貴得離譜的奢侈品，你與故國唯一的聯繫，是去幾個古舊的櫃檯上追看過期好幾天的報紙。因此，我拿墨水寫下了自己的回信，用花體字，當時我才開始掌握這種叫」字處理器「的新東西。」我知道這麼說很奇怪，「我記得當時是這麼寫的，」我也知道這才幾周，但是我真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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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但我那時屬於一撥巨大的移民浪潮，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這將讓整個國家改頭換面，最終進入政治領域。1980年，在美國居住的移民有1400萬人；到了2014年，這個數字已經增長到超過4200萬。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先例，這麼多人在短時間內，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來到美國。至於整個人口的佔比，移民現在非常接近1890年代的峰值：14.8%。
與此同時，移民潮的構成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65年的《移民與歸化法案》廢除了自1920年起沿用的國籍配額系統， 開放國門，歡迎來自全世界比以往多得多的國家的移民。其結果是令人驚訝的人口統計學和文化變遷。在1960年，84%的移民來自歐洲和加拿大；2014年，從這裡阿里的人降至13.6%。1960年，6%來自墨西哥；2014年，該數字提升至27.7%，還有23.9%來自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還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新移民來自東亞和南亞。
我來到美國的時候，這裡正處於人口統計大變革的邊緣。作為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它開始轉變為白人佔少數。移民現在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關鍵的政治議題之一，如果你對此感到疑惑，不妨想想相關數字和帶來的文化變革。很難想到人類歷史上有其他國家作為例子，能夠接受並且整合為數如此眾多的新移民，而他們來自極其廣泛的文化分布，並且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如果單純把當下對此的反應視為粗魯的排外主義或是糟糕的種族主義，那就等於沒有看到這樣一個更加明顯的事實：這個國家在吸收這些新移民方面是多麼成功，尤其在這樣一個時期——戰後的高速經濟增長已經衰退到過去十來年的水平。沒有其他哪個國家可以持續地做到這一點。也沒有其他哪個國家能做到這一點。
我突然產生的找到」家園「的感覺，部分因為我自己的性格使然——獨立、有衝勁、坦率，這些已經不再是障礙了，而在英國有時候就是，現在它們是某種財富。不過，大部分美國人表現出的特別的欣然接受，也加深了我的感受。當然，我在這方面有個特別的優勢。我是白人，是英國人，還身處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寬容的大學之一。一個人移民到比如歐洲的國家、日本或是中國，多少會遇到某種揮之不去的排外者的懷疑、某種讓人產生自己是闖入者的感受、或是覺得自己是外鄉人、乃至某種威脅。在我到這裡的幾十年里，不管是在我的大學，還是在美國其他地方，我都沒有見過類似情況。我知道，這裡不是每個移民都能感受到歡迎，但我覺得，他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會面臨更多敵意。在一個由移民建立的國家，我的異國身份沒有決定我的未來，而是構成了某種前提條件。一個移民，在某種程度上，要比本國生人更加美國。我們的體驗，等於複製了這個國家剛剛誕生時的經歷。
我按時更新自己的簽證，然後申請了，並且讓我驚訝的是還獲得了《新共和》雜誌的實習生職位，後來作了初級編輯。這本美國雜誌以其幽默和詭詐，讓我想起英國的類似雜誌。沒過多久，我就沉浸到了一個從未有人讓我做過任何準備的機構之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聰明絕頂，極其風趣，然而又嚴肅得要死。這家雜誌不是沒有小氣的對手和死敵（真的，它還因此而聞名），但它同樣因其美國式啟蒙之信念而光彩照人：相信理念的重要性，相信健康的、甚至有時候滿是挖苦的辯論的力量，那樣做不是為了以英式嘲諷贏得觀眾，或是用機智讓對方無話可說，而是要儘力得出某種美國人仍然相信的東西——真理。我慢慢認識到：第一修正案，作為」第一「是有道理的。在為了美國的理念鬥爭的過程中，我的同事們看到人類的未來。我在28歲的時候得到了編輯的工作。對我的信任，和其中美國式的無畏冒險，甚至超越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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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愛情關係一樣，我對美國的愛開始時同樣盲目，只願意看到想看到的東西，忽略了一些巨大的衝突和矛盾，而正是這些一直在定義著美國。比如，我第一次進入美國的時候，還是個學生人，然後被問到自己是不是「共產主義者」或者「同性戀」，我當時就震驚了。前者很容易回答，後者就有點複雜了。我來美國的時候，還是個處男，而且願意保持一段時間。我當然不會把自己看做同性戀，即便我的身體需要正無法阻擋地把我推向那個方向。但政府竟然問這樣的問題！我一邊快速往前走，一邊想著。後來我知道，禁止「有不正常性傾向的……外國人」正是同一個1965年的移民法案放進去的，自從1917年開始，它就已經用不同語言加以表達和實施。這一條還會待在法律中，直到1990年，眾議員巴尼·弗蘭克經過鬥爭，成功將其移除出去。
然而，即便美國理論上禁止性傾向不同尋常的移民，實際上，這裡是這樣的一個地方，至少在幾個地方如此：和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樣，同性戀人群感到自己特別解放。很多來自小城鎮的男同性戀會進入大城市，尋找新環境和真正做自己的勇氣。我來自6400公里之外，另一個大陸上一個小國家的一個小鎮。當我開始約會、陷入情網，第一次探索我自己的身體，它不再只是盛放我的大腦的容器，美國也開始與我的神智、靈魂聯繫在一起，紐帶是一種更深入的自由。那麼多恐懼和內在的刻板印象開始消失，多年以後，終於，我眼前的未來不再只是滿懷羞愧與害怕而孤老一生。這也變成了我的美國，生動鮮活、無畏無懼、敢於探索、同性戀的美國。
它激發起我滿懷激情的信仰，讓我在1989年寫下一篇文章，想像一個同性戀情況可以結婚的未來，就像異性戀一樣。如今回看，文中的論證驚人地天真，這論證完全沒有看到：深深的恐同情緒對這個國家的影響多麼深遠。文章寫作當時，艾滋病這個瘟神讓同性戀進步運動的各個方面都蒙上陰影。現在我會想：如果當時我不是新移民，被自己的全新開始沖昏了頭，我是否有膽量提出如此觀點？如果我在美國成長，見到同性戀男人和男孩被人欺辱、心懷恐懼，又會如何？我的魯莽建立於一個新移民幾乎完全盲目的信念之上：一個觀點，只要它正確，純粹從它自身而言，就能被人聽到，正如只需憑藉理性，就可以令偏見如魔法般消弭無形。這個驕傲的保守主義托利黨人，卻突然發現自己掉入了傑斐遜曾經歷的漩渦中心。【譯註：作者此處是指，自己提出的同性戀婚姻觀點，不光令恐同群體無法接受，即便是同性戀群體自身也極為反對。因為當時的同性戀群體想要強調的是：」我就是我（I Am What I Am）「，而不是後來轉向的「我跟你一樣（I Am What You Are)」。】
當初傑斐遜助力打造起來的美國民主，我之所以後來有所了解，是仰仗於某次頓悟。英國的制度很像是選舉出一個獨裁者，首相（撒切爾也是）可以很容易藉助堅定的議會大多數推行自己的意願，也知道不會有太多反對意見。相比而言，在美國，權力的分散幾乎達到了病態的程度——至少在歐洲人看來如此。想通過預算幾乎永遠做不到（有幾次確實沒做到）；最高法院經常制衡其他分支，而它被提名的法官還可能因此被拒絕，有時候還很殘酷，就像羅伯特·波克（Robert Bork）的提名。主流媒體非常非常高潔，而且沉悶乏味，但像英國媒體一樣充滿敵意。各州政府保留了巨大的權威，而在參議院和選舉團中，更小的、更偏遠的州卻被賦予了荒謬地不成比例的權力。冗長演說這種阻撓議事的行動讓簡單的立法功能無法正常行使。令人心痛的妥協——這在英國及其少見——會在公眾和私下經歷充分辯論。詭異的是，贏得大多數大眾選票，也無法保證你一定贏得總統寶座，這要感謝選舉團制度精心設計的妥協。
與此同時，似乎設計出來就是要一事無成的體制，常常被激進的元素震撼，比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宗教右派，或者ACT UP（艾滋病解放權利聯盟）激進主義。美國的政治架構本性是保守的，但同時在文化上是反叛的 ，而且特別擁抱劇變。後來，我開始發現這兩者如何互動，經常變化的平衡讓整艘大船得以保持平衡，不會傾覆。美國憲法的穩定和保守主義傾向，讓文化實驗得以繁榮，又不至威脅穩定大局。美國政府可以在各州層面嘗試新想法，然後在考慮是否要提升到聯邦層面執行——這在英國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國家極為保守，而同時又同樣激進。由此產生的協同作用，讓我越來越著迷。
美國的政治讓歐洲人覺得混亂不堪，但是，觀察一段時間之後，你就能發現其中破碎的智慧。這個體制蔑視這樣的看法：一個最高領袖僅憑自己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這個體制懷疑集中的權利，拒絕接受任何類似於皇家特權的東西，那正是美國立國時要堅決反對的。在我的心中，一個簡單的事實脫穎而出：在購物中心裡，這個美國象徵性的聖地，沒有標識告訴你不能在草地上走，沒有倫敦皇家公園中的柵欄或是有序的人群，沒有完美的草坪。實際上，美國人喜歡到處隨意走動，在歐洲人不敢涉足的草地上玩兒飛盤，吃野餐，用他們的運動把草磨平，表現得好像這裡就是他們家的前院。我看到人們爬到林肯紀念堂中林肯的膝蓋上！慢慢地，我意識到：這正是民主的本意——紀念碑本來就是屬於人民的，而不是其他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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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第一個夏天，一個英國朋友和我一起踏上宏大旅程，要橫穿全國。我們從邁阿密出發，用了幾周時間，跨越美國南方腹地，到達南加州，然後沿西海岸北上，經過舊金山，抵達西雅圖，又折回蒙大拿州的國家冰川公園，經過達科塔地區去芝加哥，最後回到波士頓。收音機里放的是《聖埃爾莫之火》（St. Elmo』s Fire），還有威猛樂隊的《自由》，這兩首歌仍然可以馬上讓我有過電之感，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流行歌曲，還有我們旅行經過的廣袤空間，那些空間讓我們大開眼界。這裡不像歐洲國家，它是一個世界。親身從大西洋旅行到太平洋，然後又掉頭回來，你就會意識到：美國的自由跟它龐大的面積關係密切，因為如果你在一個地方時代了，只要挪到其他地方就好。逃避總是有可能的。我在英國的家族，好幾個世紀里，有些人從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個小鎮上，我所有的近親，他們現在依舊居住的地方，離我長大的地方不超過一小時車程。但是這個國家，如果你真得可以稱其為國家的話，已經徹底破壞了那種定居之感。這是一場偉大的、不斷展開的動蕩戲劇。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緊急出口。
而你也免不了會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在英國佬嚴重，那麼多地方讓人覺得尚未完成，有無常之感，缺少歐洲人安頓下來之後的凝聚力和獨特的魅力，這是過去經歷了多個世紀的發展，成熟、沉澱和凝聚下來的。路邊的商業區、快餐店、以及我們經常居住的6號汽車旅店，散發出資本主義文化中讓人安靜下來的同質感，這種文化不會停下來修修補補，而是不斷前進，大不了重新再修建一次。如此眾多這樣可拋棄式的風景，似乎對我們、對任何人都漠不關心。
過去這麼多年，我慢慢接受、欣賞這個國家不受約束的陌生感。比如，對於擁有槍支的執念，特別是在美國南部和鄉村地區。在如此廣大而且曾經無法無天的地方，武裝起來的意義，我可以理解。我也能理解革命的遺產：懷疑政府想要壟斷暴力工具。我也珍視該想法背後的傳統。但是，儘管在我居住的這些年裡，最高法院的一個憲法修正案得以加強，但人們對其狂熱的迷戀，它之於許多人的世界觀的重大影響，還是讓我們迷惑。這是美國人極為珍視的一種自由，是他們的文化組成部分，即便有那麼多證據不支持他們的想法，他們總是要相信，這種權利隨時處於被奪去的邊緣。我最終明白：絕對沒有人可以讓美國不再熱愛槍支，就像沒有人可以讓英國人失去對園藝的激情。
經年累月，其他矛盾不斷顯現。比如大麻。它似乎已經成為諸多美國大學生必須經歷的一個儀式，在大眾文化中，它總是產生笑料的地方，比如很容易講出跟小點心有關的笑話，或者引用70、80年代美國喜劇二人組Cheech & Chong的情節。我在全國各地都能聞到它的味道，從南部到西北。然而，這種某些年輕白人享用的，令人喜笑顏開的、無害的消遣，一旦轉到非裔美國人身上，就變成了警察特別熱衷的東西，隨著我在美國待的時間越來越長，逮捕和監禁的情況也不斷攀升。這是「對毒品宣戰」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將拘留和監禁的人數翻了十倍。某些情況下，比如針對「強效可卡因（crack）」和「粉末可卡因（cocaine）」相關罪責的刑罰存在巨大差異，這似乎是專門針對美國黑人的。我開始理解：所謂「自由之地」，同時也是世界上監禁人數最多的排頭兵，正如第一個將不可剝奪的人身自由寫入憲法的國家，同時也是建立於針對一整個種族的殘酷的奴隸制之上。
我意識到，美國是一個理念，但它在很多方面也是一個矛盾結合體，而且總想一次又一次試著解決自身的矛盾。 這個國家完全是嶄新的，但卻多次無法用硬幣取代一美元紙幣。這個地方充滿讓人瞠目的財富，而它在某些公共場合展示出的赤貧和衰老，是我在歐洲從未見過的。它在太空旅行方面堪為先鋒，但它的鐵路系統似乎還是20世紀初的老古董。這個國家建立在汽車的基礎之上， 而它幾乎無法對汽油徵稅。在現代的搖籃期，它到處可以聽到「遵命，先生！」或「遵命，夫人！」——對於現代英國佬而言，這樣的話聽上去似乎來自19世紀。它有一個議會，但似乎沒人真得在那裡辯論。它有一個首都，但它的居民在國會中沒有投票權。它的根基，要置人於死地的種族主義，構成了它的基因密碼，依然隔離著、邊緣化著那麼多人，但它同時充滿矛盾地創建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壯美的多次道德運動。
我發現，偏見是雙向的。在曼哈頓的晚宴聚會上，我聽到人們時不時以泛化的方式貶低東西海岸之間的許多人。而這些年來，我時不時遇到的露骨種族主義情緒，讓我突然無言以對。難忘那一次，我聽到一個陌生人在我面前喃喃說出：沒屁用的黑鬼。然而我遇到了那麼多南方白人，他們是我曾碰見過的最溫暖、最慷慨的人。我還常常與福音教派的人就同性戀議題口頭辯論，而他們幾乎總是以尊重和慈愛對我，與此同時，不少同性戀激進分子視我以不斷增加的蔑視。這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也是部落主義的國家。
它在宗教方面的自由、多元和能量同樣讓人著迷。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是英國天主教徒，屬於少數派的一員。幾個世紀以來，它遭受的失敗和迫害，就像新教一樣，塑造著這個國家的身份。宗教的傷痛仍未消解，即便現代性已經用某種柔軟的、世俗的窒息了那麼多英國人的信仰。在美國，相比而言，作為天主教徒，特別是在波士頓，你不需要理由，我可以自由呼吸。終於，我的信仰似乎在這裡被完全接受。而它對我來說仍然是某種無處不在的家園。最後，我看到了尤其特別的一個悖論：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美國憲法，誕生於啟蒙運動，卻珍視宗教信仰自由；這群國父幾乎不相信上帝，卻成立了一個常常發生宗教復興和狂熱的國家。這裡沒有某種建制派的教會來支持社會秩序，但我卻發現了一道更富有活力、更鮮活的宗教社區風景，而我在其他地方從未目睹。
所有這些矛盾背後，是一個國家不斷重塑自己帶來的陣陣效果。一波又一波移民，代表那麼多不同的膚色、民族、宗教和文化。不然你又該如何解釋：為什麼一個如此廣袤的國家，包在地球上兩大洋中間，沒有充滿敵意的鄰居，卻時不時地被某種有嚴重負面影響的偏執所迷惑？這樣的情況只可能在一個歐洲小國里發生。美國的歷史中不僅有大量的移民湧入，更有恐慌的排外主義者的醜陋反擊。在1920年代，一次洶湧的移民潮結束後，新的法律得以推行，尤其限制猶太人和南歐的新移民，此前還有法律限制亞洲移民。1950年代，臭名昭著的「濕背行動」驅逐了超過一百萬墨西哥非法移民。「勇士的家鄉」（譯註：Home of the brave，是美國國歌形容美國的用詞。）也有可能成為產生傷人的恐懼的大鍋。
果然，當我在大城市新興的同性戀飛地中找到自己的社區歸屬感時，艾滋病的到來正好切中排外和恐同的暗流。我開始深入感受到，在自由民主的表面下隱藏著什麼——發自內心的種族和性向恐怖，不斷變化的風俗觀念時不時要面對道德上的清教主義，在舊世界中幾乎不可能見到的突發暴力和總統暗殺，還有兩部分美國人之間不斷加深的、黑暗的鴻溝，一部分對於多元文化的現代社會安之若素，另一部分日益感到困擾，甚至被其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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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第一個工作簽證即將過期的時候，我的律師推薦無限期續簽的「O」簽證，我也有資格申請，只要我每年都能在工作中取得「傑出或者特別」的成就。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狀態帶來的壓力，足以激勵人不斷努力工作，也是一種典型的移民童話。我開始打骨子裡明白：那麼多移民的生活壓力有多麼大，而這種壓力對於其他人是多麼難以察覺。
作為沒有永久身份的移民，你深受僱主和社區的喜愛，你的生活狀態必須特別正常，你得夾著尾巴做人，而你也知道：某個複雜表格上填錯一個地方，就意味著一次突然而又不可預期的國外執行，或者是最糟糕的情況：一切就此完結。比起大多數人，我已經有了非常多資源——最好的律師，重要的工作，出色的教育。但那只是讓我看得更清楚：其他人經歷的、面對的，是要通過難以穿越的叢林，由規則、法律和表格構成。我一直公開聲明自己的艾滋病毒攜帶者身份，這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比起美國人對我的熱情歡迎，他們的政府卻完全相反。不管是誰，如果你以為很容易獲得合法的美國移民身份，那你就是從未試著這麼做過。
非法入境的移民更不可能成為罪犯，這是有道理的。他們最不想發生的事情，就是觸法律的霉頭。不管非法合法，你會意識到：自己沒有美國公民的權利，不具備堅實的法律防禦能力，以應對某一次隨意的官僚體系判斷（或者僅僅是一時疏忽的判斷）。你是數著日子過活的，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要證明你自己。比起其他身份無憂的人，你工作更加努力，但心中卻面臨著尤其糾結的情勢：你待的時間越長，扎的根就越深……就越來越害怕終有一日會失去這一切。如果你來這裡是為了逃避，被送回家的年頭可以造成極大的心靈創傷。一年年過去，1996年的移民法案剝奪了移民更多權利，而「9·11事件」讓所有人進出美國的經歷都變得更加難堪，這種創傷也就更加深了。
我發現自己的回應方式是，更進一步看好美國的未來。後來，我離開了《新共和》，成為一個幾乎全職的婚姻平權倡導者。1995年，我寫了一本書，全力說明自己的觀點。然後和律師埃文·伍爾夫森（Evan Wolfson）一起，力圖說服疑心重重的同性戀當權派，讓他們明白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業。1996年，我在國會面前作證，反對《保護婚姻法案》，結果慘敗而歸，因為這是一個大多數人說了算的民主體制，而大眾的意見甚至都不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我們也贏了，因為一個自由的民主制度讓少數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歷史上頭一遭，在一幫無知無覺的共和黨國會的幫助下，過去曾被視為烏托邦式的笑話，現在竟然得到主流立法機構的某些關注。我們已經有一隻腳踏在門內了，而且我可以感覺到它在慢慢打開。
然而，我還是有感覺，這感覺一開始很細微，後來就是確定無疑的，我發現這個我過去三十年一直深愛的、明亮的、開放的美國，它的門正在慢慢關閉。我剛到美國時，大行其道的美國式保守主義不僅擁抱自由市場、更自由的社會，而且就像里根曾經呼籲的，擁抱開放的國界，還赦免非法移民，共產主義東方的鐵絲網和限制旅行與此相形見絀。在那個時代，保守主義者相信應該把牆推翻，而不是修建起來。在我，美國的的確確代表了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國際干預和小政府意識形態，我從年輕時就秉承這些理念。隨著美國經濟復甦，更重要的是蘇聯的崩潰，我的信條不斷加深。在1990年代見證這種市場保守主義散播到全球，看到東歐、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部分，看到柯林頓和布萊爾時代的左派也接受這樣的做法，這都讓我陶醉，卻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成功實際上是奠定了它失敗的基礎。很多美國保守主義者沒有看到：他們擁抱了這種全球化的、超級資本主義的轉向，卻沒有意識到它的社會和文化成本，特別是對於工人階層工作的殘酷影響，尤其是它深入動搖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穩定。
保守主義者還假定：干預外國一定可以勝利。還有什麼比里根在冷戰中的勝利更加偉大的呢？老布希解放科威特，柯林頓成功干預巴爾幹半島，都強化了這種意識。因此，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就開始僵化成為傲慢的意識形態，就像左派曾經表現得那麼死板，而對自身產生的後果視而不見。因此，就急不可耐地參加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是我曾經支持過的），而意識形態在這些地方受到的限制開始變得無法忽視。更糟糕的是，政府特許的虐囚事件，讓美國的道德地位蒙羞；而在里根眼中，虐囚是他竭力要擊敗的邪惡力量的標誌。
比起我剛剛到達時的那個國家，這個美國非常不同。也許在2001年九月那個晴朗的日子裡，這個國家靈魂深處的某些東西已經改變了。當時，被宗教狂熱推動的外來者，從舊世界的黑暗中侵犯了這個曾經安全的港灣。作為移民，我曾覺得這裡像是可以逃避危險的永恆避難所，在那一天完全消失了。隨之而來的震動中，這個國家先是團結一些，然後又分裂開來。它一直揮之不去的恐懼獲得了新的力量。
而這個國家後來的回應，是出現了讓人驚奇不已的巴拉克·奧巴馬，提醒世人：美國可以用自己發作的醜陋驚訝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希望驚訝你。悲劇在於：奧巴馬承諾一種務實的、居中的自由主義，希望以此跨越美國深深的割裂，卻被共和黨的派性大傷元氣，在他兩屆任期結束時，這種派性已經變成沾染了種族主義的惡性病態。他是一個優雅溫和的總統，卻被看做有破壞力的激進分子，他想要修正保守主義破壞性的成功帶來的糟糕後果，希望能有所超越，實現轉型，最終卻功敗垂成。可是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形容共和黨。他們仍舊對里根主義的樣板癮頭十足，但卻無法克服伊拉克戰爭的災難，或是大蕭條的病因，它仍然承諾減稅和去監管這樣的萬能靈丹，但對美國心臟地區的心痛問題沒有切實可行的回應，能做的只有藉助文化戰爭或是有線新聞的宣傳來利用這些問題為自己所用。兩黨在無知無覺的情況下，讓危險的民粹主義有機會出現，它會改變美國對移民的歡迎，轉而成為某種更加黑暗的勢力，從而最終在人們幾乎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威脅到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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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柯林頓曾說過：「美國本身的任何錯誤，都能由美國本身的正確之處加以糾正。」這句話很好，不過我記得，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覺得它對於真實世界來說，太油腔滑調了。自那之後的這些年，我已經了解了它背後複雜的真相。新千年這些年，你能感受到這個國家在變糟，而在很多時候，它也閃爍著希望。某些社會中堅力量曾經促成了經濟崩潰，在看到深淵的樣子之後，他們開始慢慢遠離它。失業率比起此前的峰值也跌落了一多半，製造業開始反彈，股票市場翻番，數百萬人頭一回得到承擔得起的醫療保險，大麻在幾個州都已經完全合法化。無數美國白人協助選出非裔美國人總統，又令其再次當選。更讓人驚喜的是，我曾盡全力投入的事業，婚姻平權，慢慢贏得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持。一個州接著一個州，一次辯論接著一次辯論，一張選票接著一張選票，這讓一個曾經堂吉訶德式的想法成為了現實。所以，在2007年，我可以與我深愛的男人結婚，在馬薩諸塞州普羅旺斯鎮的海灘上。一年後，布希總統簽署了法案，去除禁止艾滋病病毒檢測陽性移民入境的條款。2013年，我的婚姻得到聯邦法院認可。2015年，婚姻自由在50個州都得到保障。
成熟的愛國主義與盲目的迷戀不同。現在，我愛這個國家，並非不管它的缺點，而正是因為它的缺點，我看出它們與這個國家的美德之間有多麼糾纏不清的關係。2010年，我申請了綠卡，而且我也清楚地記得申請通過的那一天。當時我正好在洛杉磯，當我看到律師發來的電子郵件，內容摘要里有「祝賀！」兩字，我甚至都無法打開它。我先讀了一封不重要的，接下來，這個消息像超聲波一樣擊中了我。我騎上自行車，沿著沙灘小路，從聖莫妮卡大道騎到威尼斯海灘，然後停在州立公園。那兒一直是我在美國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因為總有各個種族和膚色的滑板和輪滑愛好者一波波來到這裡，從不停止，而他們藉助某種微妙的、主要是無言的交流，幾乎總是可以避免相撞。我熱愛這裡自發的秩序，這裡不斷延伸的、無法預測的自由感，而太平洋在背景中泛著微光。
五年之後，這是綠卡持有者必須遵守的等待期，去年春天，我申請公民身份。這麼做，我心中的幻覺更少了，而恐懼卻更深了。唐納德·川普成為總統候選人，我將其視為一種獨特的威脅，針對我熱愛的美國，在這個人類自我管理實驗的動蕩歷史中，這是一次危險的轉向。當然，他的出現有其原因：某種可以理解的絕望感，面對著現代性給大部分美國帶來的無情混亂，對於令人迷惑的社會和經濟變動產生的深深不安，而這些變動兩黨的精英們都沒有完全看清楚。
而毫無疑問的是，其中也有美國式的偏執，這一直讓我很焦躁：懷疑移民，期待強人，將少數族群作為替罪羊的言詞，將外來者視為威脅的排外主義傾向，僅僅因為少數殺人惡行就抹黑整個信仰的宗教偏見。不但如此，川普還扔進來對於刑訊逼供的讚賞，接近國外的暴君，而不是民主國家的同盟，還有對於傑斐遜深愛的媒體自由持久不變的憎恨。這不是我珍視的美國，這是我已經了解到的最為畏懼的那一部分美國，它擺好姿勢等著一個極為擅長蠱惑民心的政客，而政府的每個部門都聽任他所在黨派處置。如果我想要對抗我所擔心的東西得以顯現，我必須不惜一切。
我的公民面試花了幾個月才完成，太長了，以至於我沒法投票——而我當初很想投票，但我還是通過了測試。同一天晚些時候，就像某種凶兆一樣，聯邦調查局局長James Comey通知國會：針對希拉里·柯林頓的電郵泄露調查即將重啟。當我歸化為美國人之後，已經有了一位代任總統。這已經變成了所有人對我反覆說的話：「恭喜！不過這個時點夠可以的！你確定現在你想這麼做嗎？」當然，他們在開玩笑。但是在笑話背後，我聽到了某種別的東西。而正如我在那個高高的法庭中念到的《效忠宣誓》誓詞一樣，我發現下面這些話極為切中要害：「我將支持及保護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法律、對抗國內外所有的敵人。我將真誠地效忠美國。」
「國內外所有的敵人」。有些時候，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意味著終於找到一個家。有些時候，這個國家需要，甚至命令我們做出更多。我們也許即將進入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一個不穩定的、常常精神錯亂的領袖要測試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測試美國自我管理這個根本的理念。在我歸化後的幾周內，我發現自己陷入了深深的、而且是有害的抑鬱，甚至是絕望之中，我擔心現在屬於我的這個國家的命運，它被交付於這樣一個人的手中，他幾乎不會用「自由」這個詞，彷彿這個概念在他的靈魂中根本不存在。
出於某種安慰，我只能銘記，在我自己的朝聖旅途中，直到這個時候我所了解的東西：美國，在本質構成和憲法層面上是小心謹慎的，但又可以做出偉大的冒險。它願意冒極大的風險，比如8年前選出一個不經世事的年輕黑人參議員走位總統。它也會犯下極為嚴重的錯誤，就像我擔心它現在已經做的事情。這是激進主義之地，也是同樣有力的反動之地，而它從未解決這個長久存在的矛盾。
換句話說，美國是屬於奧巴馬和川普的美國，屬於最好的和最壞的，它的未來從未確定，但被反覆塑造，常常以令人震驚和駭人的方式施行。
到目前為止，那拯救它的，也是創造它的：一部憲法，為最壞的情況準備，而仍可以寄望於最好的情況。它還在那兒。自由主義者也許會發現：這部保守的文本，是他們抵抗民粹主義進攻的第一道防線。而它毫無疑問也是一個新美國公民宣誓要支持和保護的：不是某個總統，而是一部目的要保護我們免受暴政之苦的憲法。雖然我現在發現自己滿心恐懼，但我還是堅定了新年。我宣誓了，正如它所要求的，沒有「任何保留」。我就在這裡，跟其他人一樣。而衛護這個國家長久以來的偉大的東西，以及擊敗它永遠的邪惡敵人的東西，也是一直如此，就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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