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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歷史·金融】鹽鐵之辯:一場震鑠古今的大論戰

原標題:【經濟·歷史·金融】鹽鐵之辯:一場震鑠古今的大論戰


公元前87年,漢武帝劉徹撒手西去,把許多問題留給了繼任者漢昭帝劉弗陵和顧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有趣的是,霍光和桑弘羊這兩位顧命大臣水火不容。



霍光


桑弘羊


霍光是大將霍去病的弟弟、首輔宰相(相當於內閣總理),他希望堅持漢武帝晚年的《輪台罪己詔》,放開官營、輕徭薄役;桑弘羊則出身於富豪之家,任大司農(相當於財政部部長兼央行行長),他堅持鹽鐵專營、平準均輸。


當時的漢家天下雖然破敗,卻與呂雉時代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呂雉時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內的漢家人都很窮,外有匈奴、內有諸侯,內憂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為強勢分利集團,所以呂雉可以成功推行「耕者有其田」。


經過漢武一朝,封建官僚勢力已成,要想廢黜這些苛政並不容易,必須在輿論上做好準備,因此霍光找了新的同盟軍——「賢良文學」。


賢良文學是在野的儒生,他們沒有官職,卻是各地推舉出來的道德楷模。在霍光的支持下,賢良文學與桑弘羊展開了一場為期半年的大辯論——鹽鐵論戰,內政外交、國家治道、王天下之道皆為其辯題


我之所以用震古爍今來形容這次論戰,是因為它所展現出來的思想之深遠、謀慮之全面都遠超我的想像,其中的理論足以媲美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這場論戰特別辯論了以鹽鐵經營權為主的兩種經濟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政治、軍事、外交、民族關係等其他國民政策,其內容不是本篇小文所能夠完全容納的,但我實在不想讓大家錯過這樣一場經典的論戰,所以此處將挑選幾條我個人認為最為重要的論題,供諸君一閱。



在這次論戰中,桑弘羊為正方,賢良文學為反方。


辯題1: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流民眾多?


正方認為:人天生就是不一樣的,一個人的貧富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智力水平,聰敏的人能夠擁有一百個人的財富,愚蠢的人連自己都養不活。天子聖明,鹽鐵官營的利潤可以周濟窮人。流民眾多怎麼可能是鹽鐵專營的過錯?先帝(劉徹)憐百姓疾苦,各地縣官就像百姓的親爹(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水旱災害時給他們衣食,為他們修水渠、勸農桑。

正方結論:流民都是因為自己太懶惰,不耕耘就播種,不播種就想收穫,所以流民之所以為流民,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墮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


反方駁斥:最聰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內富比王侯嗎?現在,富人一年內賺取的財富超過了普通人數代數百年的積累,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聰明人?


反方認為:所謂「鹽鐵專營」,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經營鹽鐵專營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身居高位,原有的鹽鐵商人迅速地銷聲匿跡,為這些高官留下了廣闊的盈利空間。此後,鹽鐵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錢為權力鋪平道路。這些人的府邸能佔好幾條閭巷——幽暗之處曲徑通幽,開闊之地馳騁駿馬,亭台之上素女撫琴……如此富有、位居廟堂之高,卻還是與市井之人爭利!


百姓何嘗願意流離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邊,封建官僚卻藉機徵收苛捐雜稅,無休止征伐徭役、工商不得發展、農人不得安寧,百姓為了躲避人頭稅甚至會殺死自己剛出世的孩子。隨著官商勢力成長,百姓在高壓之下不斷陷於貧困、破產、失業,最終成為流民。


反方結論:朝廷壟斷鹽鐵,創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窮奢極侈導致流民出現。


辯題2:鹽鐵專營是否應該被廢黜?


正方認為:鹽鐵官營不應該被廢黜,理由有三。


第一,匈奴是漢帝國的心腹大患,必須隨時保持對匈奴的武備,一旦武備鬆弛,匈奴隨時有可能捲土重來。鹽鐵專營確實很賺錢,但是這些錢的用途是為帝國籌措軍費,是用來征伐匈奴的。鑒於此,罷黜鹽鐵官營,國家就會沒有軍費,等到匈奴真的殺入帝國心臟,縱然披堅執銳的勇士有與匈奴決戰的信心,也無力回天。


第二,鹽鐵專營賺取的利潤用來調劑物資、保證物價平穩,尤其是糧價不能暴跌暴漲。西周之時天下承平,但是國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礦產人們卻沒有鐵器,是先帝建立了官營鐵匠鋪,人們才有鐵器使用。國家統一生產鹽鐵,產品質量有保證,有專門的技術指導,可以杜絕商賈趁機抬價。


第三,鹽鐵專營可以削弱豪強實力,進而減少流民。民間富豪每一個好東西,國家窮困的時候不肯捐錢。鹽鐵之利留在民間,一定會助長豪強勢力,這些破壞分子靠著鹽鐵之利「振贍窮乏」,以小恩小惠招攬亡命之徒。有了經濟實力,豪強就會依靠暴力推進土地兼并,農人就會變成流民。

正方結論:帝國必須壟斷鹽鐵專營之利,才能保證百姓安居樂業(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


反方駁斥:正方是在論證一個偽命題——你說廣大西周人民沒有鐵器,沒有鐵,哪裡來的鐵器?(這就像今天指責明朝沒有發展信息產業一般)現在有了鐵器,官府生產的鐵器根本不能用,卻要求各家按人口數量購買鐵器,本來規定生產鐵器只能徵發囚徒,官府卻讓普通百姓為鹽鐵生產服徭役。


反方認為:鹽鐵官營的目的是為帝國聚斂財富,各級官吏卻無不借口帝國之利斂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正方代表桑弘羊。桑公處公卿之位,執掌天下財政多年,最大的功勞就是自己先富了起來,現在桑公已經「家累萬金」。在桑公的帶領下、在鹽鐵的暴利誘使下,全國官商無不「因權勢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無一不以權力來滿足一己私慾。最終,百姓愁苦,官場更是惡習輩出(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


文帝時期,沒有鹽鐵專營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幾十年的鹽鐵專營,天下人沒有見到鹽鐵的禮儀,卻看到了很多害處。這是因為天下之利都是一點一點生產出來的,沒有人能憑空創造財富,官家獲得利潤一分,民間就會損失百倍。靠鹽鐵專營聚聯財富,好比一個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愛惜裘皮的毛髮,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反方結論:一切罪惡的源頭,就是鹽鐵專營。


辯題3:是否應該重視鹽鐵等非農產業,亦即是否應該「重農抑商」?


正方認為:沒有手工業則缺乏農具,沒有商業則物品不流通,缺乏農具、物品不流通,農業也不會興旺。何況,有了官營鹽鐵,富國何必非要靠農業,人民富饒又何須依靠田地?所以官營鹽鐵、運輸、冶鐵,一定要大力提倡。


正方結論:要重農,也要有區別的重商。


反方認為:鹽鐵、酒榷、均輸不是所謂的商業,官商與民爭利,所賺取的錢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進入朝廷國庫。官商會找到種種借口把錢摟入自己腰包,最終國困民窮,唯獨官商是帝國最富有的人,他們藏錢滿室、享盡天下富貴。


這些官商窮奢極侈,全國淳樸厚重的小農都會模仿他們,百姓相互爭耀,為博得一時歡愉甚至會做出賣兒賣女的極端行為。一旦社會形成驕奢淫逸的風氣,無論有錢沒錢都會一切向錢看,縱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夠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

反方結論: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國家富庶、政治穩定,要重農,更要抑官商。


辯題4:既然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那麼,國家富強的基礎究竟是國富才能民強,還是民強才能國富?


正方認為:人性充滿了醜惡,每個人出生的時候,父母都盡心儘力加以撫養,而兒女長大以後對父母的奉養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惡,就一定不能讓百姓先富起來。因為,百姓賣力種田是為了地主的錢財、為國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國家責罰,何曾看到民眾有一絲道德?


商鞅變法時施以「弱民強國」之策,這樣秦國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終蒙恬一舉擊潰犬戎。商鞅主張「利出一孔」,國家財富應該集中於皇帝手中,財富分散於民間就會幹弱枝強。


再者,國家積蓄了足夠的糧食,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如果百姓比國家還富裕,功名利祿就無法打動百姓;如果百姓過於強大,國家刑法就難以制約。但凡能賺大錢的行業,比如鑄幣冶鐵,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強難以獲得這些利潤,當年的吳王劉濞就是靠著鹽鐵鑄幣之利對抗朝廷。如果將鑄幣、鹽鐵之利收於朝廷,無論價格貴賤,百姓都不會產生疑慮,只有這樣,一個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沒有人敢欺瞞,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會。


正方結論:國富必須優於民強,民富就會產生豪強,人的貪心是毫無止境的,他們聚眾鬧事,最後社會上就會姦邪之徒眾多(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逐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也)。


反方駁斥:以如下四題反問正方代表桑弘羊。


一問桑公:孔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商鞅峭法長利,秦人民不聊生,於國於民有何益處?


二問桑公:鹽鐵、均輸、平準確實為國家積蓄了大量錢財,但你可知上府下求之縣,縣又求之鄉,鄉安取哉?


三問桑公:漢文帝在位,國家何曾看重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過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強的漢帝國;今天帝國有了鹽鐵之利,何曾看到一絲國富民強的跡象?

四問桑公:田地還是那些田地,礦產還是那些礦產,百姓還是那些百姓,怎麼可能礦產、土地歸朝廷官吏就能生產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過是在自己家壘個牆頭藏住自己的財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財富的院落,民富則國必強!


桑公終日夸夸其談,就是你這些歪理在逼迫底層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無餘財、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終日嘆息。


反方認為:民富國才強,皇帝不能以猜忌、懷疑甚至嫉妒的態度對待自己國民的財富。


鹽鐵論戰行至最後,賢良文學甚至把矛頭指向了辯論發起者、自己的支持者——霍光,他們批評霍光只推舉自己的關係戶當官:老爹一旦當了官,兒子就橫行街市;老公一旦當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飛揚跋扈。霍光其人,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賢良文學的激烈言辭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將軍常仇之),鹽鐵論戰因此而被叫停。鹽鐵論戰後,部分地區停止鐵器官營,其他經濟政策依舊不變。


小雯曰:


鹽鐵論戰發生在漢武帝頒布《輪台罪己詔》的八年之後,為了確定帝國施政方針,御史大夫和賢良文學展開了這場為期半年的論戰。為了記錄這場辯論,桓寬寫下《鹽鐵論》,全書共六十篇,陳雨露先生認為這本書的「思想之深邃絲毫不遜於當代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當代西方經濟學奠基之作《就業、貨幣與利息通論》。」桓寬並未在《鹽鐵論》中就任何一個辯題作出判斷或者評價,只在文末留下了一句結語:「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


現代亦有人認為鹽鐵論戰不可能有如此詳細的記錄,全書應該都是作者杜撰,更類似於一本小說。但無論是史實還是小說,《鹽鐵論》都是中國封建王朝經濟史絕對濃墨重彩的一筆,正反雙方的觀點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反覆斟酌。


桑弘羊和賢良文學的辯論其實都有其局限性,小雯謹在此拋磚引玉,談談本人對於鹽鐵之辯的粗略理解。


鹽鐵之辯的辯論中心其實可以引申表述為應該如何認識官營經濟與民營經濟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府與商賈之間的利益關係。


官營經濟的實質和特點是:「封建國家直接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以至部分商品的生產領域,經營工商業,兼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控制工商業,並進而影響和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取得舉足輕重的支配地位。(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官營經濟的好處顯而易見:它有利於保持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穩定,提高某個時期內的物質生產效率,便於組織財政收入,能夠縮減貧富差距、增進公共福利,加強國防建設。實行官營工商業政策,其實就是把政府對民間工商業的間接調控,改變為直接控制,對鹽鐵實行專賣,起用商人為吏,政府包管產購銷,獲取壟斷經營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十分滿足當權者的主觀願望。


然而,官營企業的弊端也十分明顯。官營經濟的生產和經營不受經濟規律約束,甚至違背經濟規律,以封建官僚集團的簡單命令來指揮生產,產品是脫離於人民實際生活需要的。若官營經濟廣泛存在並成為經濟主體(即漢武帝中期之後的情況),那其實就是「計劃經濟」,必會出現:決策機制失靈,信息傳遞失真,利益分配失衡。


更要命的是,官營經濟是以「統治與服從」關係為基礎的經濟形式,是帝國的附庸。它以暴力強製為基礎,依靠行政權力和指令,缺乏政權以外的制約機制和約束力量。理論上官營經濟平抑物價,事實上是為封建官吏徇私舞弊、官商勾結大開方便之門。而且官營經濟制度沒有明確界定私有財產,政府隨時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個人上繳個人財產,生產者的個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護。於是,皇室和官商生活的奢侈靡費,同人民生活的日益貧困形成強烈反差,當這種社會矛盾激化到封建政府無法控制的程度時,必然導致豪強割據或農民起義。



工商業的壟斷經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範圍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顯著功能是集中全國力量來解決主要矛盾,例如漢武帝中期就利用鹽鐵專營集天下之理,在戰勝匈奴之後,依然完成了「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的軍事壯舉。然而,如果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超過時間和地點以及速度的限制,就會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官僚體制加教條主義必然使國家經濟陷入僵化和停滯,西漢末年的慘狀已經證明了此點。

單純的官營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在皇權專制和中央集權的傳統制度中,由政治地位上的層層隸屬關係導致人身上的層層依附關係,民主法制和自由平等得不到保障。唯有在政治高度培育起開放與包容精神,推倒官僚行政機器的碾壓,喚醒公民的主體意識,方能將政府與市場協調起來,解決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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