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惇：齊白石「衰年變法」，其突破性創造始於他的書法

楷書四言聯 齊白石 1953年 167×43cm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書法的發展脈絡與風格形成

——兼論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法作品

文/黃惇

黃惇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齊白石書法是其整個藝術生涯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的畫得益於他的書法，不僅僅是畫上的題字，而且是整個大寫意畫風都與他的書法意趣相通;他的篆刻也得益於他的書法，尤其是他的篆書風格幾乎是以其篆刻為唯一指向的，沒有他的篆書的風格，也就沒有他篆刻的風格。齊白石六十歲前後「衰年變法」，其突破性創造正始於他的書法，而齊白石書法的主要成就在於行書和篆書。

一、 學書之始

齊白石初始學書法在其二十六歲時，應與師門及周圍朋友的影響有關，他曾回憶道：

我起初寫字，學的館閣體，到了韶塘胡家讀書以後，看到了沁園、少蕃兩位老師，寫的都是道光間我們湖南道州何紹基一體的字，我也跟著他們學了。又因詩友們有幾位會寫鐘鼎篆隸兼會刻印章的，我想，學刻印章必須先會寫字，因之，我在閑暇時候也常常寫些鐘鼎篆隸了。[1]

在這段話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在學何紹基書法之前，所學館閣體已有了很好的楷書基礎。二是他學何紹基字，是指何的行書，不包括何的篆隸。今天所看到的齊白石書畫作品，四十歲前後以何紹基行書題畫，寫條幅、手卷、對聯及刻印章的邊款，一看便知是典型的何紹基味道，其流暢、自如正可看作何紹基流派之高手。齊白石四十歲以前的細筆畫得多，人物也以神仙、仕女為多，配這樣的字，加上當時所刻印章大抵學漢印及學浙派風格，是很協調的。三是他初學書法就包括鐘鼎篆隸在內，這與其學刻印章有關。換言之，他學鐘鼎篆隸的目的是為刻印。這樣的目的初看似乎平常，也是學習刻印的基本態度，但若以這樣一個觀念來分析齊白石一生的篆書發展，我們會發現他後來專攻漢篆，其目的一如初時，就是為他的刻印可以脫去前人窠臼，超越時人。只不過初學時是一種樸素的要求，而後來則是一種自覺的追求。此外應該指出的是齊白石早年的書、畫、印都反映出明顯的「秀」、「巧」的審美趣味，並表現出超人的摹仿能力。

二、 學「二爨」、魏碑與金農

正當他將何紹基行書寫得出神入化之時，另一種影響介入到他的書法中來。1903年四十一歲的他出遊西安轉道來到北京，結識了李瑞荃(筠庵)，李瑞荃指點他學魏碑，叫他臨《爨龍顏碑》。今天還能看到這一時期他學《爨寶子碑》的作品，一件是《送仙譜九弟世大人》的臨作，另一件是北京畫院所藏的作於清光緒甲辰年(1904)的「借山館」橫批。《爨寶子碑》是東晉的碑刻，而《爨龍顏碑》也只是劉宋的碑刻，均非北魏的風格，但在清末時，人們往往混為一談。在齊白石的遺留墨跡中，似未曾看見他學魏碑的書作，然這件「借山館」橫批的落款則清楚地表明他這一時期確實學過類似《龍門二十品》那樣的北魏石刻，這是光緒年間流行的學碑風氣。需要指出的是齊白石學何紹基和學「二爨」都可稱為時代的影響，並非他自己的選擇。

圖1 清 金農 魯中雜詩

1902年冬在西安時，齊白石結識了樊增祥(樊山)，並從樊氏的收藏中看到八大山人和揚州八怪的畫作，他對金農的作品十分欽佩，更打動他的是金農上冊頁上的題款，此前他已經有學金農的傾向，而此後齊白石寫詩稿、題畫則專一模仿金農的抄經體楷書，先前使用的何紹基行書體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康雍乾時代的金農在書法上是個了不起的創新者。他曾有詩云：「會稽內史負俗姿，書壇荒疏笑騁馳，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圖1)金農以師漢碑為主導，以《華山碑》為其變法之母體，兼收並蓄，一生的書法在各階段分別創寫出五類書體來，均有自己鮮明的風格。一是隸書，二是行草，三是抄經體楷書，四是楷隸，五是漆書，故金農堪稱清代前碑派中變法最多、成就最高的書法家。齊白石在畫冊上看到的金農題跋，正是金農五體中的「抄經體楷書」，這種寫法最初出現於金農四十八歲所刊《冬心先生集》的扉頁上，而其源則可追溯到他三十九歲至四十二歲四年北游山西時所看到的宋代高僧抄經。他曾在得到宋高僧抄經後寫道：

法王力大書體肥，肯落人間寒與飢。

閱歲六百方我歸，如石韞玉今吐輝。[2]

金農由此而創造出的這種抄經體楷書，特點是力重、肥碩，拙中寓巧，有木板氣，而非金石氣。

金農在取法上的這種探索也許正合木匠出身的齊白石。學習這種看似笨拙的書法，既要喜歡，又要有絕對的耐心，一筆一畫地去完成。金農素有「金長題」之美譽，齊白石學此真是惟妙惟肖，幾可亂真。他不僅以金農抄經體楷書在畫上長題，也用此法抄詩稿。他曾對學生說：「冬心的書體有他的獨創性，最好是用這種字體抄寫詩集，又醒眼、又可念唱，更可以玩味。」[3] 北京畫院所藏齊白石約書於1917年以前的《借山館吟詩草》詩稿一冊，便是以金農抄經體楷書所書。他對這種抄經體執著、虔誠的態度，金農以後唯此一人。

後來樊樊山曾在《借山吟館詩草·序》中說：「瀕生書畫，皆力追冬心。今讀生詩，遠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壽門嫡派也。」[4]「花之寺僧」是金農弟子羅聘的號。這段話正是說齊白石山水、人物、畫梅、畫佛及題款、作詩等都深受金農影響，稱得上是金農的嫡派了。齊白石學金農書法幾乎與受李瑞荃指點學「二爨」為同時，但「二爨」味道的字在他的畫和詩稿中鮮見反映。「二爨」與金農之間，在拙趣上雖有相通之處，但「二爨」刀刻味太重，終不如金農自然，他最終還是捨棄了。

「二爨」和金農抄經體楷書的學習大約佔據了齊白石四十一歲至五十歲前後的書法生涯，也因此改變了齊白石於書、於畫、於印章的審美取向，由早期的「秀」與「巧」走向「拙」與「放」。兩重風格看似對立，但在齊白石筆下轉變為拙中藏著巧，粗放中藏著秀雅，這種外拙內巧的藝術品格伴隨了他的一生。他曾回憶道：

以前我寫字是學何子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學魏碑，他叫我臨《爨龍顏碑》，我一直寫到現在。人家說我出了兩次遠門，作畫、寫字、刻印章都變了樣啦。這確是我改變作風的一個大樞紐。[5]

齊白石寫「二爨」得方峻之勢，但隱藏到了他書畫的背後，而學金農則直接改變了他的藝術風格。「豈獨人間怪絕倫，頭頭筆墨創新奇。」這是齊白石《書冬心先生詩集後》三絕句中的詩句，很顯然，更重要的是他從金農的詩、書、畫中學到了「創新奇」的變法精神。他雖然從四十九歲起行書向李邕取法，並逐漸替代金農抄經體楷書題畫款，但四十九歲以後還時有戀舊之心，至於抄詩稿和題籤，到六七十歲仍有用此體者。北京畫院所藏他六十六歲所書《白石山翁戊辰刻石》簽、《白石山翁年將七十畫存》簽等，皆可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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