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逝世前後鮮為人知的經過
自從趙煒陪同鄧穎超每天去醫院探望周恩來之後，給周恩來讀文件的工作就由她擔當起來。在西花廳工作了那麼多年，趙煒已經熟悉了周恩來的語音和聲調，因此，當周恩來在病重期間說話聲音很弱時，鄧穎超聽著費勁兒時，她便又擔當起給這老兩口"翻譯"的重任。
在醫院這段日子，有幾件事一直讓我難以忘懷。
一件是在10月的一天，周總理讓工作人員打電話，叮囑我再去時把《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片兒帶去。我們雖然不知他要歌片兒幹什麼，但還是在辦公室找起來。當時，我們手裡都沒有現成的歌片兒，一時還很著急。後來，我突然想到了在西花廳門口站崗的警衛戰士，就去他們那裡找，結果還真找到了。歌片兒送到了醫院，周總理很認真地看了幾遍，還輕輕哼唱起來。
過了十幾天，也就是11月10日，上午10點半左右，我陪著鄧大姐來到醫院。這天周總理的精神好像還不錯，他讓鄧大姐坐到病床邊，兩人說起話來。周總理對鄧大姐說："我昨天的情況你可以去問吳院長(吳階平)，還有熊老(上海來的醫學專家)。不要責怪任何人，要感謝他們，要感謝大家。"接著，周總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說這話時，他的兩手緊緊地握成了拳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重病中的周總理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歌，周總理向在場的服務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後，他面向鄧大姐深情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託你了。"
周總理這天的舉動很讓我心裡難受，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醫生對他生命旅程的預測，但就從剛才的話和行動來猜測，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來日無多，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謝。這時候，最讓人感動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計時時刻，周總理也沒有露出一點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沒說過半句沮喪消極的話。
周總理好像還在有意識地安排著自己的最後時光。又過了幾天，在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筆紙，寫了"我 是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了名字和日期。
這幾句話，周總理放在心裡已經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術之前，他就說了一遍，當時周總理這話是對著鄧大姐說的。手術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總理說的話轉告給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回去以後向毛主席報告。話雖然說了，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周總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一個條子。
1975年12月，周總理已經進入時而昏迷時而清醒的狀態，他已經不能看報了，但每天清醒時卻依然很認真地聽報，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點也不要刪掉。到了12月12日，周總理在一次清醒後又要聽讀報。我們就想，也許他心裡一直在惦著什麼事兒，想從報紙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我們把情況向鄧大姐講了，鄧大姐就約張樹迎、高振普、張佐良和我一起進行分析。最後，我們一致認為，周總理在生命的垂危時刻還提出要聽報紙，最大的可能是出於對將來的政治形勢的不放心，他可能最擔心的是鄧小平同志能不能順利主持工作……
我們把自己的想法都說出來後，鄧大姐沉思了。過了一會兒，她做出一個決定：為了不給總理增加負擔，新近的報紙就不要給他讀了。
但不讀也不行呀，萬一周總理真要聽呢?"那就念舊的吧，"鄧大姐說。這樣，在周總理病重時我們還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報紙改了日期再讀給他聽。當時改報紙的任務交給了留在西花廳的錢嘉東、趙茂峰和紀東三位同志，他們從國務院印刷廠借來同《人民日報》同樣字型大小的鉛字，每天改報紙上的日期，這樣一直堅持了20多天。
因為病重，周總理往日洪亮的聲音已變得十分微弱，有時他說出話來就連鄧大姐也聽不清楚。這時，如果讓他再重複那些話就太費精神了，所以周總理就說："讓趙煒當翻譯再重複一遍吧。"這樣，我又當起了周總理的臨時"翻譯"。
有一天，周總理望著鄧大姐意味深長地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大姐看看他也深情地說："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這老兩口那些沒講出來的話是工作機密還是感情傾訴?他們誰也沒說，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著。最後還是鄧大姐說："只好都帶走嘛!"周總理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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