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聲音越來越多，真相越來越少？
嚴格地說，它們並非以「年度最佳圖書」的嚴謹推薦給讀者。我們經歷了很多的事，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書，恰好有助於我們思考。
我們以人文社科（除小說）、商業和科技、生活美學、小說作品四個維度推薦。
我們盡量讀完了這些書，「真誠地認為它們的確不錯」——與去年一樣，這是我們推薦之前應盡的本分。
這是人文社科類年度圖書推薦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它包括兩本新書，《頭版》和《城市的品格》。
《頭版》
為什麼聲音越來越多，真相越來越少
比爾·凱勒說，我們大多數時候探討新媒體，都不是探討新聞模式而是傳播形式。
這句話說了可能有七八年了（這對於現在的媒體業來說可是相當漫長），關於新媒體的聒噪至今未停。而結果則是：聲音越來越多，真相越來越少；號稱做內容的越來越多，記者越來越少；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越來越多，解決方案也越來越少。
但是，新聞生產模式有什麼好探討的？
比如新聞生產機構的標準：嚴肅、全面、符合倫理、準確、國際化、範圍廣、公正、不偏激。這說的是 BBC。
再比如好的媒體品牌應該做什麼：激勵人們了解自身的狀況，為他們提供思想上的靈感，並鼓勵他們追求自身真正的興趣。這看起來也無懈可擊而且激動人心——我們做的事離這些還差挺遠呢。
還有，媒體記者應該做什麼事：在這個世界中生存，並不需要記者出賣自己的原則。確認、理解、均衡、公正和著重為公眾服務：這些將永遠使新聞成為一種無價的溝通方式。如果是在美國的話，還可以加上，信仰民主制度。在他們那裡，新聞業就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跟我們這裡不一樣，就不照搬了，我們這裡主要是宣傳——並且自我審查了一下，這句話應該在全球都政治正確）。
以上這些評論都來自於《頭版——內部解密與新聞業的未來》這本書，它試圖探討新聞生產模式的問題。
作為《紐約時報》的執行主編，當年比爾·凱勒心目中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維基解密，一個是阿里安娜·赫芬頓。前者是不加編輯的信息源，直接就變成了公之於世的新聞，後者在他看來就是「把名人八卦、可愛的貓咪視頻、無償博主的更帖和其他出版物的新聞報道」拿來一股腦扔到自己的網站上，然後就可以憑流量獨步天下了。
比爾·凱勒憤怒溢於言表：
我們以前稱作「寫作」「報道」或「新聞」的東西，現在都被稱為「內容」。買下一家聚合網，就叫打內容牌了，這簡直就像一家公司宣布計劃僱用做假賬的人來提升自己的資產地位。
這兩個敵人，確切地說應該算是李普曼的敵人，一百年前，他說過的那句話，還是新聞業的基本原則：「到達報社編輯部的當日新聞是事實、宣傳、謠言、懷疑、線索、希望和恐懼的混合體，其雜亂無章令人難以置信，篩選與排列新聞是民主社會中真正神聖和具有宗教性的工作。因為報紙是記錄民主進程的聖經，是人民行為的依據。」
李普曼說，新聞的本質是編輯。雖然沒有道理把 Fake News 的產生全怪在阿桑奇或者赫芬頓頭上，但我們如今在到底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新聞、什麼值得信賴的困惑，大都來自於這兩個人的顛覆和探索。
這二位讓新聞內容生產更加民主化了。在其它任何一個領域裡民主化都意味著生產成本的下降，消費和生產門檻的降低，最終觸發消費的爆發——聽起來都是好事，但對於「真相」提供者來說，可能就未必了。「在一個沒有編輯把關、充滿傾向性報道的新聞界，誰的嗓門大，誰的聲音甜美，誰就可以獲勝，首先被犧牲的是真相」。
比爾·凱勒，來自：esquire
2014 年《真相》出了中文版，這是一位《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寫的書。與轟轟烈烈的「民主化」對比強烈的是，他提到這樣一段：
我們不可能要求新聞中所援引的信源，甚至匿名信源都不偏不倚，這不可能。我們應該要求記者或新聞提供者把信源可能存在的任何偏見都告訴我們，讓我們知道為什麼存在偏見信息，但新聞仍然可靠。衡量記者可信度的一個標準是看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幫我們考察了信源，而不只是出於他們自己的目的而引用信源。
如果我們不需要為「真相」重新定義的話，這裡說的是獲得真相的真諦。那本書里每一句話都可以與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大量的信息產品生產過程來對照，這與阿桑奇的「無甄別發布」、赫芬頓的「人人都可以發布」之間的差別，然後，我們就知道了如今困惑的根源。
當然，拋開美國，說我們自己的事，那就更是如此了。它打開的不只是一個叫 Fake News 的盒子。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這一行當里的人有點慌。「我們不再需要找新聞了，新聞會找到我們」，新聞被當作標題來讀（記者工作受到了冒犯，挫折），對新聞定義也變了，長文章沒有人讀了，還要交互……變化的意義是卑微還是偉大？《紐約時報》A1 版，曾經是新聞記者的「聖杯」，經過無數次編前會，投入無數力量，還不如到網路版找 20 幾歲的小編（《紐約時報》也有小編的）發一 Blog，按那個說法，過去寫文章發布是記者工作的最後一步，現在發布意味著工作才剛剛開始——這好像是赫芬頓女士說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流量為王，發布那第一步之後，後面訣竅多著呢，就是比爾·凱勒說的，新聞傳播形式。
詹姆斯·奧謝在一篇叫《地獄交易》的文章中說：「對於出版商而言，記者對他們自己行業內的問題視而不見，多少和新聞編輯室與報紙商業層面之間豎了多年的牆有關，這牆原本是用來保證新聞完整性的。」這聽起來有點可笑，這些新聞從業者（中美皆是如此，雖然中國的這堵牆並不那麼顯著）一方面是業內人士，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行業所知不多，所以他們慌起來是真慌，擔憂是真的擔憂，恐懼是真的恐懼——
我認識一些被咪蒙嚇死了的傳統媒體從業者。咪蒙也從來都毫不掩飾地講她的好幾百萬加的製作過程，以碾壓她的前同行們。我在試圖挽救這些同行的時候，第一步會說，你可以把咪蒙當成脫口秀，即便你是何偉、雷姆尼克，你手裡的是《紐約客》《華盛頓郵報》，在電視時代你也斷然打不過奧普拉·溫弗瑞啊……通常來說，如果對方表現得若有所思，這說明可能還有救；如果對方拿出一副「你這個慫貨果然打不過人家就說人家跟你不是同行」的表情來，那你就去跟咪蒙死磕去吧。
李普曼，來自： Alfred Eisenstaedt Time Inc.
總的來說，做一個樂觀主義者不是壞事。不管是《真相》，還是《頭版》，這些記者出身的評論人士骨子裡還是高傲得不得了——我覺得應該加入這個行列。
《真相》中有一個觀點，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重新界定公民角色：
「如果說 1840 年代電報的發明使人們可以在幾分鐘或數小時內獲知遠方的新聞事件的話，那麼 1920 年代廣播的出現則讓人們可以親自聆聽一些新聞事件。」
「新社群形成、政治重組，以及事實與信仰間持續衝突：同樣的模式再次出現。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變革導致全國人口碎片化，廣播將這些分散的公眾聯繫在一起，這是地方性報紙無法做到的。頃刻間，每個人都在收聽一樣的全國性廣播新聞，這與印刷時代閱讀地方報紙完全不同。閱讀能力也不再是獲知新聞的必要條件。」
對這些說法我都深以為然。
可能我們只要引入時間這個概念：當輪轉印刷技術讓報紙大規模介入人們生活，「黃色小報」讓人絕望，但很快就會有《時代》《紐約客》這樣的高級貨出來，包括《紐約時報》這些大報真正崛起也是在此之後；電視讓一切都娛樂化了，人們感慨娛樂至死的時候，不到二十年時間就有 CNN 脫穎而出。如今新聞業被打得七零八落，看似時間久遠，其實不過十年。
真相可期。
（我們一直猶豫於是不是要推薦與我們媒體行業這麼靠近這麼專業的書，不過想到既然每個人如今都被裹脅在信息宏流中，而真相卻顯得越發遙遠，我們這個推薦可能也不是個錯事。
《城市的品格》
布隆伯格能幫上我們什麼忙
有三個理由促使我們推薦這本書。簡單點說，就是怎麼當一個市長。如何當市長的書也應該有一些，但紐約畢竟不多。
這本書叫《城市的品格》，作者是邁克爾·布隆伯格和卡爾·波普。副標題是「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的環境治理商業新方略」，看起來有點像我們這裡自費出版的那種書。布隆伯格的書總是這樣，上一次看他的書，名字就叫《我是布隆伯格》。相比之下，我覺得那一本更有價值一些。
三個理由都很簡單。第一個是政府如何與企業打交道。
作為一個頑固不化的資本家，我算不上塞拉俱樂部（一個環保組織）的常規合作對象。不過我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職責就是保護公共安全與健康。
要是逐利活動威脅到了公共健康，那我可不會同情那些為了生產而置消費者健康甚至生命於不顧的企業。
這並不意味著我想完全廢止這些企業，比如我認為煙草公司也有留在市場中的權利，但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我們應降低對煙草的需求，讓煙草公司逐漸退出市場。
我們要提高煙草稅，使其與煙草產生的社會成本相符。同時，我們要依靠法規來降低煙草的危害，並通過宣傳加強煙草有害的公共意識。
對煤炭公司，我們需要同樣的策略。
重點在最後一句。布隆伯格這本書的合作者說他們的解決方法是這樣的：
如果他們（煤炭公司）願意關停最老、污染最嚴重的燃煤電廠，購買等量的清潔風能，從而減少碳排放，那麼塞拉俱樂部就同意他們把手頭建到一半的電廠建完。兩家公司最終同意了這筆交易。在這筆交易中，企業、環境，尤其是那些原本不得不忍受老舊電廠廢氣的周邊居民，都是贏家。
我們需要藍天的時候，煤炭公司似乎理所當然地成了罪人，但如果合法經營，並且按新的排放標準能夠過關，那麼這個公司的生存應該獲得保障。政府學會妥協，並儘可能讓更多的社會成員獲得益處，這裡並不存在敵人。要說啟發，就是，我們這裡是以效率著稱的，所以最後總是把挖煤的、運煤的、燒煤的都當成敵人，所以曾經的資源豐富的山西，一下子就 GDP 倒數了，而且還冷。
對大大小小的企業，妥協的態度很重要，對普通人，說起來可是選民，那就更要謹慎了。這就說到第二個理由，如果你的政策可能會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就要更加謹慎。布隆伯格舉了一個墨西哥城的例子。與我們這裡比起來，就是如何處置「活路」的問題。
墨西哥城為了控制排放，規定要按車牌尾號的單雙數限行——這個時候大家還是英雄所見略同，辦法差不多。接下來的結局也相似，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失敗原因並不令人意外：大家會再買一輛不同尾號的車，而且通常是沒有現代排放控制系統、破舊不堪的車——差別可能就來了，我們這裡會同時限制你買車，會強制報廢排放不合格的車。「新規定只是加大了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通勤的難度，空氣質量並沒有好轉」，大家沒有感受到新政策帶來的好處，日子反倒更難過了。最後，墨西哥城採用了更有效的策略，投資地鐵和公交系統，推出公共自行車——我們的地鐵修得倒也是夠快，但大城市裡公交車卻已經被砍得差不多了……當然，我們最拿手的是把人趕出去算了。
所以，第三個就是城市到底在做什麼，市長應該做什麼。
布隆伯格說：「我擔任市長時，我們進行了一項審慎的研究。它源於一個數字：100 萬。2005 年，紐約城市規劃部門的人口專家預測，到 2030 年，紐約市人口會在 2000 年的基礎上增加 100 萬——把亞特蘭大和邁阿密的心甘情願都遷往紐約，也達不到這麼大的增量。紐約人口已創新高，人群太過密集，而大部分基礎設施還是一個世紀前的老古董。我們要如何應對這新增的 100 萬人口？ 100 萬新增人口。」
嚯。
對於布隆伯格來說，在 2005 年的時候，他再有野心，也可以斷定 2030 年不會是他來執掌紐約，但他要想這個時候的事，所有的規劃要圍繞著這個東西來。
他說，「不要誤會。這是一個甜蜜的負擔——每位市長都求之不得。城市本身不是靜態的，不擴張就會走向衰亡。」
我得說，不是每位市長都求之不得。最近中國國務院批複的上海規劃，到 2035 年人口控制在 2500 萬之內，土地開發控制在 3200 平方公里之內——這東西沒啥好說的，接下來 20 來年，咱不發展了。你想甜蜜都沒有機會。
北京也一樣，還要減，我們沒看出一點甜蜜來。
你要說，這個道理他們不懂，我覺得可能性有 40%，大半的原因還是選民的問題。
陸銘老師幾篇流傳頗廣的文章說這個東西，所有目標是 20 年後人口不增加，那麼所有城市規劃就要按著這個來，但城市人口擴張按經濟規律來說可能是不可阻擋的……所以最後的結局就是，人口超過目標，城市容量是按想像當中的目標規劃的，所以城市更不可居，更有大城市病——「規劃人口目標才是大城市病的罪魁禍首」就是這麼來的。那些以為大數據加持就鼓吹計劃經濟的官員老爺和互聯網大佬們，懂？
至於，布隆伯格和他的環保鬥士朋友說的環保——這本書的主旨，我對他們的演算法其實並不以為然。
聽說印度要花幾千億來建立電網，這意味著要先建造大型發電站（主要是燃煤和水電），之後為各個村落架設銅電纜，再裝上白熾燈——注意這個時候電網看起來是沒必要的。
然後，立馬拋出一個結論：這麼做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燃煤產生的電力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真正用於照明，而且電網中還有很多銅纜被盜。這就是印度仍有 ? 的人享受不到現代能源的原因——注意，這個時候電網不但沒用，而且因為偷盜效率不高，用不上電的理由就是因為有電網。
解決方案是，平均每戶家庭的一次性成本投入只需 200 美元。一台可以取代煤油燈的基本款太陽能燈只要 40 美元。又解決了偷盜電纜的問題，也解決了照明問題……200 美元和 40 美元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按他們的說法，可以用不建電網省下來的錢中省出來，至於如何解決十來億人的問題，他們就不想了。
因為，新的結論馬上就來了：要打造面向未來的能源體系，使用太陽能和風能這兩種最平價的能源，我們需要更好的輸電系統。（誒，不是不建電網了嗎？）
不但建，而且毫不掩飾地指出壟斷的全國性電網才是最好的，代表當然是中國，是值得羨慕的。好在他舉的例子換回了美國，而且恢復到天真爛漫的神態：每年夏天，芝加哥的用電需求在日落時分達到峰值。但這裡，亞利桑那州正值陽光充沛的下午，太陽能發電量達到峰值，還產生了多餘的電力。如果美國像中國一樣，搭建貫通各個區域的高壓直流輸電網路，那麼亞利桑那州下午產生的多餘電力就能及時地滿足芝加哥人下班回家開空調的需求。
據說有美國記者在中國採訪煤改氣——在大家凍手凍腳過冬這事發生之前，按美國環保主義者的熱情，中國解決了大問題。他們對自己制度時刻準備著的自省精神和對自己政府隨時準備掄起的批判精神，立馬就被激蕩起來了。
我知道這種羨慕在歷史上可不少見。墨索里尼讓火車準點這事再合適不過了。
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里就很刻薄地講過這些事。
我們常取笑一群老小姐，她們在被問到造訪墨索里尼統治的義大利的感想時回答，她們沒看到半個乞丐，火車也都很準時。但其實她們的感想比大多數學術論文更貼近法西斯的本質。
火車很準時，主要街道看不到乞丐，擁有南大西洋最快的機船、最寬的公路——所有這些純機械式，描述技術效率與組織的細節，都確切描述了義大利社會發展的目標，至於它的技術、經濟或軍事效用等等都不需在意。民主國家被比了下去，原因不僅是它無法造就社會平等，也是因為它無法動員一百萬人參加群眾集會，更無法號召全民一致為領袖鼓掌。
自由資本主義之所以不如極權主義經濟，並不是因為它會導致經濟蕭條，而是因為它無法進行集中外匯管理。
納粹的重要發言人曾說，納粹主義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就是讓德國各式各樣的省級政府達成表面的統一。
相比於邁克爾·布隆伯格，彼得·德魯克更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師。他除了懂企業管理的奧妙，或者說他對企業管理奧妙的理解就是建立在這些偉大的洞察基礎之上。
《經濟人的末日》出版於 1939 年。德魯克說：「我在 1933 年希特勒掌權前段幾個星期就動筆了。最早的節錄本在 1935 年或 1936 年由奧地利天主教徒與反納粹的出版商印成小冊子出版，討論反猶太主義在納粹惡魔論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深具吸引力的原因。」
它的副標題叫「極權主義的起源」，沒錯，跟漢娜·阿倫特那一本不朽之作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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