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洋人成天批評中國，給中國人「洗腦」 | 短史記

文史 01-11

圖：廣學會機關刊物《萬國公報》

文 | 諶旭彬

1887年，一批英美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出版機構。

然後，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

啟蒙中國精英人群

1855年，英國人韋廉臣來到中國傳教。二十餘年後，他聯絡赫德、林樂知、慕維廉等知名在華外國人士，成立廣學會。

韋氏為學會確立的目標是：

「在中國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廣泛傳播基於基督教原則的西方學術，在熟悉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

以中國人的立場著書立說

，使之適宜於引導和提升民眾，尤其是

通過影響其更有知識和領導能力的階級，引導和提升民眾……開放中國人的思想。

」

在1887年起草的《同文書會發起書》中，韋氏明言，成立廣學會的兩個目的：

一是供應高檔書籍給中國的才智階層閱讀；二是供應附有彩圖的書籍給中國家庭閱讀。

韋氏認為，若要實質性地影響整個中國，必須從士大夫下手：

「只有當我們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們在中國的事業才愈能順利進行」。

圖：英國人韋廉臣(1829-1890)，廣學會創始人之一。

韋氏所謂的「事業」，指的是傳教。

在韋氏看來，傳播近代文明，與推廣基督教，乃是一體兩面之事。

但這種觀念，在當時的來華傳教士中，屬於異類。1877年的「中國傳教士大會」上，韋氏的主張被付諸舉手表決，結果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反對者認為傳教士作為「上帝的僕人」，不該將工作的重心轉向非宗教事務。

不難想像，「廣學會」在傳教士群體中所招致的非議與壓力。

統計數據顯示，廣學會出版的圖書，大多數是非宗教類：

1897~1911年，廣學會共出版書籍461種。其中，純宗教書籍約138種，佔總數的29.93％；非宗教書籍約238種，佔總數的51.63％；含宗教意味亦含其他內容的書籍約85種，佔總數的18.44％。

圖：林樂知，美國傳教士。廣學會骨幹成員，《萬國公報》主編。

為達成「引導和提升（中國）民眾」的目的，廣學會嘗試了各種手段，力求讓中國最精英的一批人物與近代文明發生直接接觸。

最常用的手段是贈書。

贈書方式有兩種。一是在每次鄉試、省試及恩科考試時，派人在試場門外，將書籍免費贈送給赴試的舉子。廣學會每年會在200多個考場外免費散發書籍。比如，1893年恩科鄉試，廣學會將《開礦富國說》、《國貴通商說》、《辨明技藝工作說》等文章製成小冊子，在10省考場外分發，共發出6萬冊。

另一種方式，是將出版的書籍免費贈送給中央乃至地方的高官大吏，以求影響他們的認知。比如，1888年，廣學會將剛剛印刷出版的2000冊《格物探源》分送給了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濟南五地的官場；另一本西學讀物《自西徂東》，僅在南京一地，就送出了1萬冊。

圖：廣學會出版的西學讀物《自西徂東》。

徵文活動，也是廣學會吸引士子注意力的重要手段。

比如，1889年，韋廉臣以西學為主題，進行過一次徵文活動。徵文題目是：

1、格致之學，西方與中國有無異同？

2、西方算學當中，哪些方面比中國的方法更精確？

活動規定：頭等得獎金8元，二等得獎金5元，三等得獎金2元。

李提摩太接替韋廉臣主持廣學會期間，也多次舉行過徵文活動。

譬如，1893年，李提摩太曾公開邀請中國的「博學之士」就擬訂的選題撰稿。所擬題目如下：

1、鐵路之益；2、郵政之益；3、遊歷各國之益；4、公司輪船行於各國之益；5、鋼廠鐵廠之益；6、農學；7、機器學；8、化學；9、電學；10、格物學；11、報館之益；12、公家書院之益；13、博物院之益；……

此類活動確能吸引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參與。

在1894年舉行的一次徵文活動中，康有為曾以「康長素」的名字參賽，獲得末等六等獎。

到1894年前後，廣學會出版的書籍，銷量已相當可觀，甚至出現了翻版盜印之風。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攬要》，僅四川一省就有19種盜版，以至於林樂知曾通過美國領事館，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和追責。

圖：

廣學會出版的西學讀物《泰西新史攬要》。

在

「儘可能影響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這一宗旨上，廣學會始終不曾動搖。1891年，時任廣學會主持者的李提摩太，在年度報告中如此寫道：

「在對（剛剛過去的）賑災呼籲的回應上，中國內外的外國社團不止一次地表現出他們的慷慨，卻忽略了導致這場饑荒的一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沒有清除，

人們越來越感到幫助中國最有效的方式是開展這類啟蒙工作

，恰如廣學會所試圖做的一樣。」

在李提摩太看來，若不能改變帝國陳舊的政治體制，外國社團在饑荒中投入再多的慷慨也無濟於事。而要改變帝國的政治體制，首要之務就是影響帝國的知識分子：

「我們不能夢想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建立起現代化的學校，這將由中國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們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滿足這種需要後自己來做。我們也不必試圖結識帝國的所有滿大人，更不可能接觸到每一個在中國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讀書人。然而，

最重要的官員和那些各省學政、縣教諭、書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讀書人和他們家中的婦女和孩子，這些人應該都是可以接觸到的。

(這個數字據估計是44036人。)」

這種「上層策略」是有效的。

廣學會得到了中國高層官員的尊重和認可。1894年，曾國藩的女婿、在山東擔任道台的聶緝槻寄來了捐款；上海輪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買了100本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分送京城高官；兩江總督張之洞向廣學會捐資1000兩白銀。1902年，聶緝槻又捐贈了1000兩白銀。1904年，聶就任浙江巡撫，又勸導官員和士紳在一年中購買了價值1600兩白銀的廣學會書籍。……

廣學會也確實影響了中國的近代歷史進程。據不完全統計，自1890年到1911年，廣學會共出版400餘種100多萬冊西學書籍。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均與廣學會的啟蒙有直接關係——光緒皇帝搜求到的129種西學書籍中，有89種是廣學會出版。對晚清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廣學會是他們學習和了解近代文明最可靠的首選途徑。

圖：廣學會骨幹李提摩太（後排左二）與翰林院學者合影

批評中國改革誤入歧途

廣學會並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近代文明的輸入者。

他們同樣也是中國改革的審視者和批判者。

比如，洋務自強運動以學習近代先進技術為主要內容，在廣學會成員們看來，這是不妥的。

科學技術與科學理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只重視前者，一味引進技術，而對後者則漠然不聞，這種「徒襲皮毛」之舉，是無助於中國實現近代化的。

作為彌補，廣學會曾花了很多精力，向中國輸入近代自然科學的思想基礎——培根學說。

1878年9月14日到11月9日，《萬國公報》連續八期登載了慕維廉翻譯介紹培根《新工具》的文章。慕維廉很推崇培根反權威的懷疑論和重理性的歸納法，認為其乃是缺乏科學傳統的中國文化所急需之物。

培根學說成為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利器之後，20世紀初，傳教士馬林等人又再次提醒：嚴復、康有為與譚嗣同等一干知識分子，認為近代科學精神就是培根的歸納法，這種觀念是錯誤的。近代科學精神是一種思想體系，不是某種具體方法。

圖：英國傳教士慕維廉(1822~1900)，參與創辦廣學會

再比如，廣學會對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始終持批判立場。在傳教士們看來，社會達爾文主義倡導弱肉強食，有為殖民主義張目的非人道主義性質。

甲午年，中國敗於日本，崇奉叢林法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高度迎合了救亡心切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胃口，迎來了一次擁躉大爆炸。廣學會的傳教士們則大唱反調，指責社會達爾文主義終將把世界變成地獄，乃社會大害。

傳教士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刊文尖銳抨擊斯賓塞的「優勝劣敗之理」，將其流行形容為：

「以荒野間草木禽獸之所行，竄入人類社會之中。」

傳教士馬林也在《萬國公報》上刊文談社會達爾文主義。他重點強調，人類社會進化的關鍵，不是武力的強盛，而是自由與民主：

「必其佔據之事漸除，束縛之風盡去，而後人仍得因其自然之性。……

此自由一道，所以為進化之大樞紐、大關鍵也。

」

廣學會還曾批評晚清企業的「官督商辦」模式，並引入了當時最先進的近代經濟學思想。

1892年8月，傳教士艾約瑟開始在《萬國公報》上翻譯連載亞當·斯密的《原富》，比嚴復翻譯《原富》要早出近十年，且在對著作的理解程度上，遠遠超過嚴復。

艾約瑟對《原富》的翻譯，與當時中國洋務企業排擠民間資本、向官辦或官督商辦蛻化的浪潮有關。在譯文中，艾氏著重闡述了反對國家壟斷，鼓勵自由競爭這方面的內容，認為國營企業、官督商辦企業弊端無窮，並舉美國為例：

「旁觀者平心論之，美國之鐵路電報民間自行經營，較國家之由官興辦，自必為益多多矣。」

中國傳統理學，將「經世致用之學」一概貶斥為「商賈負販之學」。艾氏表示，自己不能同意這種意見。在他看來，經濟學與天文、化學一般，都是一門科學。經濟學領域的事情，不可與理學雜為一談：

「（經濟之事）不宜間以理學，須皆準於經濟學家。」

傳教士們對清帝國財政體系缺乏預算也提出了批評。

1882年，花之安在《萬國公報》上刊登《慎理國財》一文，批評清帝國的財政缺乏可靠明晰的預算，以致於官吏們橫徵暴斂，呼籲清廷仿效英國，改造自己的財政制度，讓政府財政收支狀況透明化：

「敢用之法，凡上至天子，下至兵丁，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必會計一歲之出入及所存之數，頒於國中，使人周知，以昭公允。倘有不敗於用公項，或增或減，亦須歲終上下兩議院再議以定。」

圖：德國傳教士花之安(1839~1899)，廣學會骨幹成員

當然，最嚴厲的批評，指向的是中國的專制政治體制。

1875年，林樂知發表《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一文，向中國知識分子完整介紹了近代民主政體和議會制度。

林氏強調，人權自由、權利平等，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礎。

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在於「其治國之權屬之於民，仍必出之於民，而究為民間所設也」。民主政治下人人生而平等，君民也不例外，「治國之法亦當出之於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

林氏還以「議法」、「掌律」、「行政」三個辭彙，描述和解釋了近代民主政治中的「三權分立」制度，並介紹了上、下兩院的組織形式和運作規則。

林氏告訴中國人：一個國家是否政治清明，是否屬於近代國家，有兩個基本標準。一，是否人人皆有選舉權——「士農工商皆得有公舉人員之位分也」；二，是否政教分離，信仰自由——「國家不必輕視教會，而教會實不得干預國事。」

圖：由林樂知口述翻譯的《列國歲計政要》卷首

「

非好預人家國事

」

彼時，清廷正自詡「同治中興」，帝國士大夫對傳統政治體制仍充滿信心。林樂知的批評，也多少照顧到了帝國士大夫的這種「盛世情結」，言辭間多有保留。比如，他曾特彆強調：

「

本館所以譯論此事者，非有辯論之心，亦無以此爭長之意也。

無非欲閱公報者，知民主國之所由來，及各國章程及公議堂之詳細耳。」

無意辯論，無意爭個長短——這當然並不是林樂知的真心話。

事實上，林樂知在華40年，一再批評中國的改革誤入歧途。譬如，他曾告誡洋務運動以軍工企業為主幹必然走不通；曾勸說朝廷實行議會民主；也曾呼籲給予民營企業以生存空間；……

這些批評，讓林氏得了一頂「干預中國內政」的帽子。

為回應這種批評，林氏一再公開表白心跡：

「本館主，美國人也。局外旁觀，豈未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乎……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非好預人家國事也

；只祈盡一己之心與中國交好，而欲有益於中國。」

「本館歷次公報所印《中西關係略論》，

知我者，謂我推誠布公，以親中國；議我者，必謂我干預中國事矣。

而不知大公無我者，本館主人之實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為友邦進忠直之言，尚得謂之和好耶？是以無分畛域，知無不言，有識者閱之，諒不我咎也。」

其實，真正的有識之士，並不反感林樂知對中國的種種批評，甚至歡迎他的批評——畢竟，中國的政治環境並不容許本國知識分子暢所欲言地做批評文字。

譬如：甲午年，林樂知撰寫《中東戰紀本末》，回顧甲午戰事，痛斥中國政治有八大惡習：驕傲、愚蠢、膽怯、欺誑、暴虐、貪私、因循、游惰。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評價該書用意深遠，「實欲中國以行新法」，是在鞭策中國自強。吏部尚書孫家鼐讀過此書後，亦在家信中感慨：

「（林樂知之書）於中國之病源，可謂洞見癥結，此中國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1898年12月底，廣學會在上海舉辦「第十一屆年會」。英國駐滬總領事在會上發言，如此總結廣學會11年來在中國的成就：

「廣學會所用之法，在於開導華官，啟迪華士，呼寐者而使之覺，關係中國良非淺鮮。

以余觀之，中國求新之士，大都奉廣學會為導師。

」

及至1927年，廣學會的出版方向，始從科教啟蒙回歸宗教領域。

圖：林樂知所撰《中東戰紀本末》。

（參考資料：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英）蘇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梁碧瑩《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文史資料存稿選編·23·文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