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蔡元培誕辰150周年：北大紅樓今猶在，世上再無蔡元培
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
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
你們還記得他嗎？
中國曾有這樣一個人——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誕生在浙江紹興，曾任北大校長，革新北大。
他高舉思想自由的旗幟，倡導學術自由，為社會主義思潮撐起一片藍天！
致敬蔡元培先生！
作家劉震雲在北大一次演講中說：「一代代北大人認同，這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開創地。」
一番話下來，不禁令人作懷古想。當年北大出了許多大師、先驅，從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深深影響和引領著一國之發展。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為北大，都是因為一個人，那就是蔡元培。
1912年，受孫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國教育總長，在借來的辦公室里，與次長范源濂之間有過這樣一番有趣的爭論：
范源濂說：「辦學要從小學辦起，如果小學都辦不好，何以辦好中學，中學都辦不利索，怎麼辦得好大學？」
蔡元培說，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如果鬆鬆垮垮，那麼這個國家是沒有未來的。」
維新失敗後，蔡元培最終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國出路：「欲變新的國家，必須有新的國民。」
彼時，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腳，卻遭遇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蔡元培不願與獨裁者合作，憤而辭職。
1916年，黎元洪當上總統，向蔡元培發出一封邀請，懇求他回國出任北大校長。
回到上海，朋友們都勸他說：「北大太腐敗，爛到流膿，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而有礙於自己的名聲。」
蔡元培說：「既然知道它是腐敗之地，那就更應該進去整頓，君子愛人以德，就算失敗，也算盡了心。」
1916年深冬，寒風蕭瑟，去往北平的道路顯得十分迷茫。此去一行，結局是喜是憂，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敬等候新校長。
蔡元培從車上下來，眾人紛紛行禮，只見他一反歷任校長的目中無人，脫下禮帽，鄭重地向校工們回鞠一躬。校工和學生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以前的校長，個個都是老爺氣派，還沒有哪一個這樣平易近人。
大學不是衙門，
更不是文憑販售機
北大前身，乃是京師大學堂，說是大學，實際是「官僚養成所」。清末招收的學生，都是些小京官，監督和教員更是「中堂」「大人」，彼時的大學堂，無非是科考的替代物，到了民國，許多老師還是官員兼職。
到這裡讀書的，儘是急功近利之徒。心思活絡些的，組織同鄉會接近學校當局，看誰官兒大，就跟在誰屁股後面轉，唯有如此，畢業後才好爬梯登官。
京師大學堂
面對這樣一所「學校」，若不釜底抽薪，根本無從醫治。一上任，蔡元培便發表就職演說，將一所大學存在的意義說得一清二楚：
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
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
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至於學生，一言指出讀書的目的：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
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至於學者，一言指出研學的基礎：
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
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至於學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責任：
學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學問，
即便將來出而仕事，則必貽誤學生，
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
1919年，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中國演講，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後整個過程。
得知蔡元培對北大的影響，他無比感慨：
「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北大紅樓，今日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真正的大師，
應當是君子，垂範於後世
馮友蘭曾撰文懷念寫道：「有一天，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覺得他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使我心裡一陣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
馮友蘭筆下的蔡元培溫潤如玉，有書生之氣，君子之風，教化於無言。
先生不僅締造了中國現代大學的精神，論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從德國回來之後，蔡元培便給自己定下三個規矩，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
他一生先後有過三位妻子，都嚴格地遵守一夫一妻，從不納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後，他在書房親手掛上書寫的5條擇偶標準:
第一、須不纏足的；
第二、須識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約束；
第四、丈夫死後可以改嫁；
第五，夫婦如不相合可以離婚。
不纏足、可再嫁、可離婚，這三條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
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矛頭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蔡的索隱牽強附會，是「大笨伯猜笨謎」的方法。
推翻索隱派，成了胡適研究紅學的目的之一。
胡適為了推翻蔡元培的觀點，到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時候，蔡元培卻托朋友為他借到了此書。
胡適根據書中的史料記載，充分證明了《紅樓夢》是「曹之自述」的說法。
蔡元培送書上門，無異於給敵人送彈藥，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風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機會太多，想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招手即來，然而他生性極為豪放，對錢毫無概念，為將名流、學生匯聚一處，時常請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於蔡元培的數不勝數，陳獨秀、魯迅、胡適、梁漱溟、毛澤東、劉開渠、王雲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自家生活極端拮据，卻不忘周濟他人。
當時有一位廣東籍詩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潔，不屑鑽營，家無隔夜之糧，時常將他寫的詩作呈給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貧，贈法幣十元，每月皆然，曆數年而不斷。
做人做到這個地步，可謂世間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便口吐鮮血倒地，兩天後不治而去。
死時，沒有一間屋，一寸土，醫藥費一千餘元，夫人無法支付，只能典當衣物處理喪事，棺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
誰能想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之人，一手塑造了新北大靈魂的宗師，死時竟然清貧如此，令人唏噓。
直到臨終前，他看到的，仍舊是民族被殺戮，國土遭淪喪，無財物傍身，只留下兩句遺言：「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後，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公祭，延安舉行各界追悼大會。
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其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蔣夢麟的輓聯是「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
吳稚暉的輓聯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評價，盡全國唯有此一人。提及先生的離去，傅斯年甚至喟嘆：
「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
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關於教育，蔡元培還說過這些：
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們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人去應用的，……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
所謂習慣者，非必寫字、讀書，然後謂之教育也。
掃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廚下燒飯亦有教育。
總之，一舉一動，一哭一笑，無不有教育。
美者，循超逸之快感，為普遍之斷定，無鵠的而有則，無概念而必然者也。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體，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體柔弱，則思想精神何由發達?
或曰，非困苦其身體，則精神不能自由。
然所謂困苦者，乃鍛煉之謂，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損，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
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
各級教育，應於訓練上一律勵行勞動化，使青年心理上確立尊重職業之基礎，且使獲得較正確之人生觀。
同情心就是看到別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樣，彼此休戚相關、互相諒解。
所以現行考試製度，最與此點背馳。為爭名次之高下、分數之多寡，使同情心日減，嫉妒心大增。
我們教書，並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樣，注滿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學生讀書的興味。
對於學生的希望：
一、自己尊重自己。
二、化孤獨為共同。
三、對自己學問能力的切實了解。
四、有計劃的運動。
在知識功利化、教育產業化、行政官僚化、學術腐敗、沽名釣譽、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當我們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想起那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識分子的擔當，或許我們才能強烈的感受到，其一生堅守信念，追求真理，站立在懸崖岸邊，任由雲水激蕩，曾發出照亮民族未來的光芒，是多麼耀眼，多麼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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