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一百年
今年是魯迅的《狂人日》發表一百年，值得紀念的有兩點，一是第一部「白話小說」的誕生，二是「魯迅」的誕生。就此兩點，怎麼評價它也不過分。許壽裳說：「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為從此文學革命才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才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為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李長之說：「這重要不止在魯迅，而且在中國……從此，新文化運動便有了最猛勇的戰士，最妥實的保護人，中國國民也有了最嚴厲的監督，青年則有了不妥協、不退縮的榜樣，而新文藝上開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周樹人（以下都稱魯迅）1912年5月5日來京，《狂人日記》「識」於「七年四月二日」，在此6年間，魯迅所作，如舊詩《無題二首》、校考記《》校記》、公文《播布美術意見書》等，絲毫看不出會與《狂人日記》有什麼關聯。如果有，則是《評語》。
普遍認為，這6年甚至更長時間，是魯迅的沉寂期，原因是「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但沉寂中有沉澱，死水中有微瀾。蔡元培1917年初掌北大，1月11日即函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也引來了《新青年》，1月19日魯迅日記就有「上午寄二弟《教育公報》二本，《青年雜誌》十本，作一包」的記載。從1918年1月23日、2月23日、3月11日的日記來看，魯迅不但自己愛讀《新青年》，還向自己的弟弟、好友、師長甚至圖書館熱情推介《新青年》,說他是《新青年》的「粉絲」也不過分。
既然如此，等到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來約稿，「來喊幾聲助助威」，於公於私，他都不會拒絕，其中曲折，《吶喊·自序》里有極富戲劇性的交代。當時，魯迅和周作人住在一起，面對錢玄同的約稿，周作人答應得快，「民國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可是魯迅卻要慢一拍，「但豫纔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
昆仲之間，為何有如此差異？魯迅似乎有自己的考慮。根據《自選集·自序》的說法，「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周作人也說「魯迅對於簡單的文學革命不感多大興趣」。那麼，魯迅在猶豫什麼呢？周作人說，「他對於文學革命贊成是不成問題的，只覺得這如不與思想革命結合，便無多大意義」。
錢玄同當時就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這是何等眼力！而魯迅和周作人還不同，要將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結合起來，這又是何等深刻的思想！魯迅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寫出《狂人日記》如此石破天驚之作！
而作為身邊的朋友如許壽裳，對此卻一點也不驚奇。小說5月15日出版，許壽裳當時「於役南昌」，魯迅按例給摯友寄去。讀到《狂人日記》這一篇，許壽裳立刻「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就寫信去問，魯迅回信，「實為拙作」。文學革命，在形式上用白話文；思想革命，在內容上反對封建禮教。封建禮教的表現形式很多，如父權、夫權、族權、神權、皇權等等，如何能一言以蔽之呢？如何「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呢？
「《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所以面對陳獨秀們的約稿，魯迅應該寫《我之節烈觀》《我們應該怎樣做父親》等政論性文章，可是魯迅為什麼要用小說去敷衍塞責呢？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里，道出了原委。一是魯迅認識到小說的在改良、革命上的價值，可以「啟蒙」「為人生」「改良人生」；二是反對作為「閑書」的「卿卿我我，哀哀唧唧，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的舊小說，代表是《禮拜六》上的鴛鴦蝴蝶派的文字，魯迅想用自己的實踐，來改變人們對於小說的落後看法；三是寄居在會館裡，「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
有了做小說的想法後，寫什麼內容呢？為什麼最後確定的「禮教吃人」這個主題呢？在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說自己「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周作人的解讀是：「章太炎在東京時……批評理學殺人之可怕，但那還是理論，魯迅是直截的從書本上和社會上看了來的。」
既然小說的主題確定了，怎麼寫的問題隨之而來，而魯迅最後的選擇是「狂人-日記」這種寫法，也有淵源。先看小說本事。周作人說，這個狂人是有原型的，魯迅所謂的「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那是在放煙幕，其實「這人乃是魯迅的表兄弟」，叫阮久孫，魯迅大姨母之幼子。這位老表原在山西做幕友，後因神經錯亂，到北京後魯迅延醫治療，並派人將其送回原籍，事在1916年9月31日，11月6日、10日、14日，12月5日的日記中。所以周作人說：「因為親自見過『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書本上的知識，所以才能寫出這篇來，否則是很不容易下筆的。」
光有本事還不行，就像有了米和水，缺少酵母，也還是釀不成酒。魯迅作《狂人日記》的酵母是什麼呢？是果戈里的同名小說。這也並非出於偶然。早在日本時，魯迅就翻譯、介紹東歐「被壓迫的民族」的短篇小說，「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和波蘭的顯克微支」。在《小說二集序》里，魯迅直言不諱果戈里的影響，「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周作人也說魯迅「顯然受他的影響，如題目便是一樣的」。
但是魯迅畢竟是魯迅，魯迅的小說，在「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兩方面獨樹一幟。固然在格式上借鑒了果戈里日記體、狂人的視角等，但果戈里寫的是一個「發花呆」，目的在諷刺富人的生活，含淚地同情沒落的貴族，而魯迅的任務在揭示文化的病痛，「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所以他的《狂人日記》，「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所以「寫下去時要點集中在禮教，寫的單純起來了」（周作人語）。
這種深廣的憂憤，曾經激動過許多人、許多年。最早的是許壽裳：「我當時在南昌，讀到這篇《狂人日記》……我大為感動。」接著是吳虞：「我讀《新青年》里魯迅君的《狂人日記》，不覺得發生了許多感想……他把黑幕揭穿了。」後來是李長之：「《狂人日記》，可說是向封建文化聲討的一個最有力量的檄文。」也包括周作人：「這是魯迅在《新青年》上所放的第一炮。」
對於《狂人日記》的價值，按魯迅自己的說法，「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熱情的消退，《狂人日記》在藝術上的不足，也漸漸得到了反思和審視。李長之在《魯迅批判》里，舉出了8篇「最完整的創作」，如《孔乙己》等，而不包括《狂人日記》。1933年天馬書店出版《魯迅自選集》，入選22篇，其中《吶喊》入選5篇，也是如此。李長之對它的評價一分為二，「內容太好了，技巧上似乎缺的是結構」。
但周作人卻不這麼看，「這是打倒禮教的一篇宣傳文字，文藝和學術問題都是次要的事」，甚至認為，「這篇文章雖然說是狂人的日記，其實思路清澈，有一貫的條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寫得出來的」。
如今我讀《狂人日記》，若不作深思，不過是一個迫害狂的瘋言瘋語；再一想，好奇於這或長或短的13個章節，是怎樣編織起來？好像有點邏輯，正如周作人所謂的「思路和條理」；可是一下子又說不清楚，正如李長之所謂的「缺少結構」。其實，藝術就在這二者的張力之間，我倒希望它來得更狂更亂。
相對於「禮教吃人」、「救救孩子」等老調子，那些狗眼、魚眼倒更有驚悚的力量；狂人的半截子話，和常人的思維相參照，造成思想的緊張，而就是在這樣的緊張中，讓我們同樣陷入了「從來如此就對么」的拷問中。那個附記，煞有介事的，假得跟真的一樣，又真得跟假的一樣。瘋狂之酒神，和清醒之日神，就這樣並置著。片刻的「瘋狂」抵不過長久的「清醒」，那個狂人，終歸還是走到了老路上。
怎樣才能打翻這人肉的宴席？狂人（魯迅）開出的藥方，是回歸「真心」，跨過那個小小的「關口」——「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用這個「真心」，去對治「吃人的心思」，而一旦「去了這心思」，就可以「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
戳穿了幾千年的帷幕，而縫補的技術，竟然只有一小瓶「真心」牌漿糊，對其作用，我深表懷疑。
TAG:荷戟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