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散何時復聚首，抗戰時期國寶古物大遷徙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除了軍隊的進退、民眾的流離外，我國眾多政府機構、文化機構、工廠企業、大中院校等都進行過戰略轉移，為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貢獻和犧牲。
同樣背景下發生的「古物南遷」和「古物西遷」，為保護百萬國寶，跋山涉水萬餘公里，輾轉於10餘個省市，前後歷時15年，堪稱這部波瀾壯闊的大遷移史詩中的宏偉篇章。我們不禁對這次功績偉大、責任重大的文物大遷徙感慨不已，同時也對當時保衛這批國寶的工作人員感到由衷的敬佩。
【文物遷徙路線圖】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東北淪陷，華北告急。數十萬件故宮珍寶如何處置？當時的故宮博物院率先提議「古物南遷」並開始挑選、裝箱，不料經媒體披露後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反對南遷的意見一度壓倒支持南遷的意見。
反對者認為，古物南遷是重古物輕人民、重古物輕國土，會動搖民心與士氣，只需就地修建地下庫房即可保古物無虞。更多的人對古物南遷懷有各種疑慮。例如胡適就對南遷何處是安靜之所感到茫然，憂慮古物一散難復聚，而寄希望於通過國際監督和干預來保障戰火威脅下的古物安全。魯迅則針對社會上有輿論責難華北高校南下請願和逃難回家的學生，發出了「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的嘲諷。
支持古物南遷的人士認為，北平長期作為中國的首都，這裡積聚的古物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國土丟失可以再收復，而國寶如果被毀則損失無法挽回。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是有過慘痛的歷史教訓的。
1933年1月，日軍攻入山海關，眼看就要攻到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正式決定，選擇院藏文物精品分批南遷至上海加以保護。這一遷就經歷了十幾年。這十多年可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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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第一階段：國寶南遷，北京—上海—南京
1933年2月5日夜晚，第一批南遷文物2118箱在一片爭議聲中裝車。由於出發前院方曾向行政院和地方軍政長官發出密電，請求沿途保護，故運送文物的列車設有機槍保護，沿途逐段有馬隊隨車馳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車交差。在重要關口，車內一律熄燈。就這樣，列車從2月7日出發，避開天津，繞道南下，先抵南京，終於在3月5日到達上海。
【1933年2月5日，第一批國寶文物在紫禁城裝箱上車】
隨後，餘下的四批南遷文物也先後出發，隨著5月23日第五批南遷文物的運抵，總計13427箱又64包的故宮文物運滬成功。由於在上海的儲存庫房治安不佳，院方決定在南京興建朝天宮文物保存庫。南京的庫房於1936年8月竣工，該年12月17日，所有在上海的文物都轉運到了南京庫房。可是僅僅半年之後，這批珍寶就又踏上了歷時八年之久的漫漫西遷之路。
第二階段：國寶西遷
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京形勢危急。故宮文物繼續奉命向西南後方疏散，亦稱「西遷」。西遷文物分三批，走南、中、北三路：
南路，經漢口、長沙、桂林、貴陽、安順，儲存在安順華岩洞，1944年底轉運至四川巴縣飛仙岩。
1937年8月，第一批西遷古物由南京沿江運到漢口，再用火車運往長沙的湖南大學圖書館；次年因日軍由江蘇西侵，古物又經桂林轉移到貴陽，離開長沙後一個月，湖南大學圖書館即被日軍飛機炸為平地；1939年因貴陽頻遭日軍轟炸，古物再被遷往安順華嚴洞；1944年日軍從廣西逼近貴州，南路古物由15輛卡車於當年年底最終運抵四川巴縣飛仙岩存放。
【貴州文物接駁裝車情形，車廂上有「貴州公路局」字樣】
【1939年1月，部分國寶文物遷移到貴州安順縣華嚴洞存儲。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成列所五箱問圖，計有秦漢古劍等珍貴文物118件也移藏華嚴洞】
中路：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儲存在樂山安古鎮
1937年11月，第二批西遷古物由南京沿江先運到漢口，後運到宜昌，再分批倒換小輪船，於1938年5月運到重慶向家坡；1939年因重慶屢遭日軍狂轟濫炸，中路古物先被轉移到宜賓，至9月最終運抵樂山安谷鄉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抗戰中後期，重慶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和反法西斯同盟遠東戰場指揮中心，在1938年至1943年期間遭到日軍持續5年的戰略轟炸，企圖以此摧垮中國的抗戰意志和決心，成為「二戰」中與倫敦大轟炸、德累斯頓大轟炸齊名的事件。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底二天，首批西遷文物從南京碼頭起航】
北路，經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成都，儲存在峨嵋縣。
【川陝公路上，北路文物運輸車隊向成都艱難地前行】
1937年12月，第三批西遷古物用火車從南京經鄭州運往寶雞的山洞裡，在鄭州火車站險遭日機轟炸，次年因潼關面臨日軍威脅，又運往漢中的文廟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軍轟炸漢中，古物先轉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終運抵峨眉縣的大佛寺和武廟存放。當時政府按照僅次於運軍火的優先順序別抽調了300多車次分段搶運國寶，在嚴寒的冬季翻越積雪的秦嶺，並多次用竹筏載運卡車渡過無橋的河流，終於戰勝了自古「難於上青天」的蜀道。1943年峨眉縣幾乎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幸虧守護人員及民眾及時拆掉了寺廟周圍的民房，斷了火路，才使存放的古物沒有受損。
還有一些其他古物陸續西遷。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奉命西遷，院藏文物分水陸兩路顛沛輾轉，至1940年6月抵達四川宜賓的李庄安頓下來；日軍佔領江浙並向西進犯後，河南博物館存放在武漢的68箱文物也西遷重慶，存入剛從南京疏散至重慶的中央大學磁器口校舍。
國立北平圖書館南遷到上海租界的古籍圖書全部未來得及西遷即淪陷於敵後，眼看從陸路西遷至大後方已不可能，遂於1938年初就地化整為零，分散收藏在秘密租用的民房內。隨著戰爭的擴大，在日益危急的形勢下，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和當時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經過多方秘密交涉，決定棄西往東，從南遷古籍圖書中精選了3萬多冊裝成102箱，於1941年10月至12月珍珠港事變爆發前，在一名海關內線的策應下，以替美國國會圖書館代購新書的名義報關，每批十箱從日軍眼皮底下運出，於1942年6月全部運抵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
故宮文物的守護者們在途中輾轉遷移，多次在敵機夷平儲存地之前將文物運出脫離險境，之間多少災難兇險難以言盡，卻冥冥中有如神助般地化險為夷。
想想看，萬餘箱的故宮文物在戰爭年代顛沛在「難於上青天」的蜀道之中，然而在回歸之日不僅數目完整還幾無損失，連馬衡院長（第二任院長）都稱之為「不可思議的奇蹟」。
第三階段，國寶東歸。
由於內戰旋即爆發及國民黨敗退台灣，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北平南遷古物中2972箱共約60萬件古物（其中近40萬件檔案文獻、15萬件圖書古籍、6萬件銅瓷書畫玉雜）分三批被運往台灣，後來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館藏主體。剩下的北平南遷古物中的近20萬件書畫、銅器、瓷器、圖書、檔案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仍有20多萬件南遷古物（大部分是瓷器）留在南京，其中一半屬於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從已撤銷的古物陳列所接收的文物。河南博物館存渝的部分文物於1949年11月被運往台灣，成為1955年建館的台北歷史博物館的藏品，留在大陸的文物後來分藏於河南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古籍於1965年11月被運到台灣，存入台灣「中央圖書館」。是在抗戰勝利後如何使國寶安全運回的問題，因為國共內戰，同時也肇始了中國現存的兩大故宮博物院。
一散何時復聚首，大遷徙的國寶分藏於海峽兩岸多家博物館的格局，分散多處是一種遺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特殊紐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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