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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池人 王慶同

我和鹽池相識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一個秋天的早晨,我從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乘班車出發,沿著「天下黃河,唯富一套」的河套西段南行,大約一個多小時以後,在一個叫仁存渡的地方下車,人車同船,靠一艘小汽輪側引(小汽輪並在大木船一側,故目「側引」),東渡黃河,到達歷史古城靈武。車子穿過靈武縣城,徑直向東,直抵古長城邊的寶塔,一路所見,已同河西銀川平原的綺麗風光迥然不同,但見公路兩旁沙丘起伏,草術稀少,令人頓有「出塞」之感。車過寶塔,折向東南行,車子顛簸得更加厲害了。一個個黃土夯築歷經風蝕雨淋的烽火墩迎面而來。車輪足有一人高,在三頭大牛牽引下一步三晃地行進在公路邊農田裡的鐵木輪大車,剛剛闖入眼帘,就迅速甩到後方去了。大約中午時分,窗外斷斷續續地有表皮十分粗糙的老榆樹掠過。俗話說:「有樹就成城」,果然,鹽池到了。

鹽池是寧夏最東邊的一個縣,位於內蒙、陝西、寧夏三省區交界的地方,六十年代時才六萬多人,主要是漢族。它曾經是陝甘寧邊區三邊專區最西邊的一個縣。古長城邊的寶塔就是當時「紅白」分界的地方。鹽池曾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為馬鴻逵短期佔領,當年七月再次解放,八月又陷馬鴻造之手,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鹽池第三次解放,才最終回到人民的懷抱。

六十年代初期鹽池縣城的建築,較三邊時期有了許多改進,仍然沒有一座樓房。招待所就是幾排平房。我稍事休息後上街去吃飯。那時,在許多地方上街吃飯得耐心地排隊買牌子、等凳子、等空碗,到了鹽池,我自然也有這個思想準備。我順著拉得長長的「雜一—碎——」的吆喝聲走去,在十字路口的平房裡找到了一個賣羊雜碎的小鋪子。進去一看,一張桌子,兩條長凳,竟然只有兩名顧客一一臉頰的突出部位都顯得紅彤形的兩位老人,正蹲在一條長凳上吃雜碎。見我這個外鄉人進去,其中一位猛然站了起來,長凳失去平衡,差點把另一位摔在地上。我趕緊上去攙扶,表示歉意,不料店主插上來說道:「誰也不怨,只怨我的地不平」。他倆先吃完,臨走時還回頭來安撫我,「你緩著,慢慢吃。山裡人身子骨硬,閃一下咋也不咋的。」

這就是鹽池和「鹽池人」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有些閉塞,但並不擁擠;憨厚、善良,對陌生的外鄉人懷著好奇的敬意。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再次到鹽池,在農村長住我不再是使「鹽池人」吃驚的外鄉人了,對「鹽池人」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在我家附近(在「鹽池人」看來,十里二十里都在「附近」之列),有一位姓田的老紅軍。他是一九三六年鹽池第一次解放時參加革命的,當過機槍手、迫擊炮手、騎兵班長、排長、副連長,先後三次負傷,三次去延安見毛主席,是一九四年入黨的老黨員。大、小隊開黨員會,他總是按時參加,不遲到不早退。他的事迹,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天,我終於以一個基層幹部的身份在他家住了一夜。那時,他已經六十三歲了,孫子孫女都已長大,家裡不缺勞力,國家也有所照顧,可是他還是起早貪黑地給生產隊放羊。我早就聽說他打一九五四年從部隊複員回鄉以來,一直是兢兢業業地勞動,從未向國家提出過「照顧」之類的要求。這天,我問他:

「老田啊,孫子都長大了,國家也有照顧,還抱那根放羊棒幹啥?」

「勞動為主,啥時都沒錯。掙著吃,總比大事小事靠上頭光彩些。」

孫子接話道:

「爺爺脾氣犟,不讓他放羊就罵我們。」

的確,田老漢的脾氣是夠犟的,老伴、孫子對他是又怕又疼。有一年,因為草場不好,羊病蔓延,羊群受到損失,儘管他「早出晚歸」,羊只還是不斷死亡。一天,他正蹲在羊圈門外傷心地哭著,孫子怯怯生生地跑去叫他回家吃飯,他卻要孫子幫他把病羊乏羊抱回家去,孫子不敢違拗,幫他把十幾隻羊抱了回去。老伴雖然嫌他把羊放在正房裡,弄了一房子臊氣,可也不敢頂撞,只好幫他餵羊。晚上,他把老伴、孫子孫女都趕到耳房去睡,要一個人睡在臊氣沖鼻的正房操心羊只,老伴勸說了幾句,他不聽,反嫌別人操心不到,大家不敢再說,只好讓他按自己的心思去辦。他就這樣「犟」了一個春天,他的羊群不但比別人的羊群少死了許多隻,而且,還有六十多隻羊羔奇蹟段地「出圈」了。

在廣闊的鹽池草原上,象田老漢這樣的人,不是「絕無僅有」,孤陋寡聞的我,當時就能數出好幾位。他們覺得自己生在鹽池,長在鹽池,回到鹽池草原上來踏踏實實地幹活,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周圍的「鹽池人」呢?雖然有的為他們由於沒有「文墨」未能「上去」而惋惜,但是,沒有人認為他們應該「鬧」,大家認為他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回來勞動也是光榮的,何必大驚小怪。

了解了田老漢的事迹,我對「鹽池人」的認識深化了:他們不但有著農民的樸素品質,而且有著由於黨組織近半個世紀的精心教育而獲得的政治覺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對一位姓李的年輕幹部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公社黨委的秘書。他的家原來在公社機關附近的一個生產隊,老婆、女兒共三口。過去,他又得工作,又得回去種地,兩頭忙,光景過得挺艱苦。當農村政策逐又得到調整,他的路子也「活」了。他把家搬到公社,一邊工作,一邊當「參謀」,幫助老婆辦起了養雞場。他們把生產隊包給的農田交給別人去種,有收成,按平價勻點口糧;沒收成,也沒有關係,養雞收入足夠買議價口糧了。他是個很有頭腦的人,在親戚的幫助下,照著一張圖紙自己動手造一個孵雞箱,第一批小雞孵出來後,不象有的養雞戶千方百計要把差一些的小雞「搭出去」,他不,他反而千方百計不讓體質弱的小雞「混」出去。他說:「這些體質弱的小雞,在我這裡再喂兩三天,都是好雞,可是「混了出去,十之八九要死掉,不但社員受損失,我的名聲也倒了。」他收社員交來的「洋雞」蛋,比收一般雞蛋的價格略高一點(收來雞蛋再孵小雞)。他不怕吃虧么?他說:「是要多花一點錢,可是『洋雞』蛋確實大一點,我不出門有人送來,還節省時間,社員看『洋雞』蛋值錢,就會多養『洋雞』,我家的『洋雞』兒子的銷路就更多了,還不是一個樣!」前些時候,我到他家吃飯,頃刻之間,端上來一大盤炒雞蛋,一股勁地讓道:「快吃,吃完還有,隨便炒」。飯後,他又領我看了一箱剛從外地買來的蚯蚓,說準備發展蚯蚓飼料,降低養雞成本。他還說從報紙上看到外地有營養價值高的紅殼雞蛋,可惜沒有人給詳細介紹一下。

「鹽池人」希望有更多的人為他們引進科學技術。鹽池人」雖然在看來有點閉塞的地方長大,但是一點也不笨。我那位年輕朋友的賣小雞、收雞蛋的哲理不是有點辯證法的味道么。誰能說「鹽池人」只憨厚而不機智呢!

如我當年無法決定自己行蹤、到了鹽池農村一樣,不久前,也由於並非我主觀上的原因而離開了鹽池。記得離開鹽池那天,天是陰的,臨走時又下起了毛毛雨,但是,我的心情卻象草原上的晴天那樣明朗,回首仰望,三層樓加陽台的招待所高高聳立,有線廣播喇叭傳出的秦腔音樂,高亢激揚,給人以振奮之感;當年傳來長長的「雜一——碎———」的吆喝聲的地方,已經矗立著百貨大樓。它引起我無端的聯想:如果有更多的「外鄉人」來,很可能這裡仍是他們第一次認識「鹽池人」的地方。汽車駛在瀝青公路上,快速而又平穩;公路兩旁綠樹成行,原來的榆樹夾在中間,仔細分辨才能認出來;一步三晃的老牛車已經被手扶拖拉機和套著大騾子的膠車所代替,唯有那拔地佇立的烽墩依然如舊,迎面而來。或許那上面又多了幾道風蝕雨淋的痕迹,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一一在歷史的長河中,二十年的時只是一剎那,而這一剎那,又是多麼的不平凡!平添幾道痕迹換來了山河新裝——我深深地相信:在黨中央開拓大西北、建大西北的號召鼓舞下,隨著烽火墩上風蝕雨淋痕迹的增加,「鹽池人」必將更加熱愛祖國,熱愛集體,必將更加聰明機智、正厚、殷勤好客,必將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王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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