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儒學李世民-3
唐太宗李世民奠定了唐朝的基本規模，醉心於儒學，甚至有意「出書」，最後為臣下所諫阻。唐太宗的儒學是帝王儒學。
在李世民之前的漢朝有多位皇帝具有「帝王儒學」的資質，在其後面，宋朝、元朝、清朝、清朝也有多位皇帝研究儒學。前者最著名的是漢武帝、漢宣帝、漢明帝，後者最著名的是康熙皇帝。
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儒學皇帝。儘管儒學皇帝都有帝王儒學，但他們都是「雜之以霸道」，學儒學的動機並不純粹。但是，帝王儒學自有其妙用。
儘管李世民的帝王儒學在歷史上並不是空前絕後的。但是，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則是最優秀的帝王儒學作品。其作者吳兢非常推崇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整部《貞觀政要》的核心。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是李世民的帝王儒學思想呢？
要研究帝王儒學必須看《貞觀政要》。而康熙皇帝乃至於其他儒學皇帝們則沒有這樣完整展示帝王儒學的作品。由此而言，李世民的帝王儒學是該領域的巔峰，《貞觀政要》是該領域的重典。
今天就繼續學習《貞觀政要》君道篇的內容。
【原文】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
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
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解析】
新近流行一本書《從0到1》。這就是創業的能力。一個事業必須開創。如果沒有開創，那麼事業永遠不會自動到來。事業開創成功之後，就要守業。所謂守業就是讓事業得到可持續發展，具有較為持久的生命力，乃至於發揚光大。對於一般人而言是創業艱難。創業要冒很大的風險，而守業相對而言比較平穩。創業相當於逆取，而守業相當於順守。
但是，對於一個在變革時代的領導者而言，創業可能由於抓住機遇，趕上了好時候，進而一帆風順。創業等於是豬站在了風口。但同樣因為是時代變革，使得守業者很困難。一個事業很容易凋零、失敗。一個企業很容易變得不適應市場，而慘遭淘汰。所以，守業對於今天的人來講也很困難。還有一個較為傳統的原因是人在創業時期往往銳意進取，所謂「生於憂患」，而在守業階段則甘於平庸，所謂「死於安樂」。如果再加上外部的時局動蕩，人們的事業往往就呈現出生老病死、前赴後繼的態勢。
李世民的可貴之處是他既經歷了開創的艱難，又經歷了守業的艱難。一個人兼具開創與守業兩個方面。而歷史上，能開創的未必是守業，而守業的則又不必開創。所以，李世民等於是漢高祖與漢武帝的合體。而儒學往往被看作是守成之後的「文治」。由此可見，李世民的帝王儒學並不簡單。
今天我們再介紹西漢的幾位儒學皇帝。
中國歷史上兩百多位皇帝當中，熱愛儒學的皇帝很是不少。漢朝的「漢高祖」是第一位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劉邦雖然瞧不起儒生，但是重用了「叔孫通」等一大批儒生。叔孫通為漢朝制定「宮廷禮儀」，使得劉邦「始知」帝王的威風。
漢朝的文景之治崇奉黃老道家。漢武帝時候，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且開辦了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太學」，並且在秦朝博士的基礎上設立「五經博士」，並以此選拔官員，從而設定了「儒生做官」的制度傳統。此後，儒學就以官方意識形態的形式統治中國兩千多年。可以說，漢武帝是正式崇儒的第一位皇帝。
漢武帝之後的漢昭帝期間舉行過「鹽鐵會議」，尊重賢良，在儒學與政權互動中值得一提。
漢昭帝之後的漢宣帝召集儒生，在石渠閣舉行了盛大的儒家經學會議，講論「五經」同異問題，增設穀梁傳為經學博士。漢宣帝在歷史第一次總結了帝王與儒學的關係。《漢書》記載：
漢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這段記載相當精彩，說出了皇帝任用儒生儒術的同時更雜之以霸（王）道的實情。由此而言，真信儒學的皇帝並不多見。皇帝更多是把儒學作為「文治」以安天下的工具。儒學卻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不再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教團，而變成了「太學」、「科舉」制度下的教師與官員。從此，儒教就喪失了獨立性，而為皇帝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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