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郭爾羅斯農耕文化源流與形成的初探
作者：億力齊
編輯：孫 晗
郭爾羅斯文化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內涵豐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由漁獵文化、游牧文化、農耕文化相互碰撞、滲透、融合而形成。其中，農耕文化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多元性和民族性。筆者就其源流與形成進行了淺近分析和初步探究。
本文所言郭爾羅斯農耕文化的概念簡單而明確。農耕即耕種土地，也泛指種植業。農耕文化的廣義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以農耕生產創造並賴以生存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是某一社會集體（民族或階層）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由農耕方式傳承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質體現的總體體系。文中所指郭爾羅斯僅為松嫩流域（重點是前郭爾羅斯）特定區域，不包括歷史上郭爾羅斯部遷徙定居前的其他地域。
一 郭爾羅斯農耕文化的初期源流
中國是世界上農業起源最早的國家之一。距今七、八千年以前 ，黃河流域已種植粟，長江中、下游已種植稻，松嫩流域的農耕出現相對略晚，但同屬中華文明之源。
東北地區古代農業發展的歷史階段主要是：在距今7000年前至春秋時期，原始農業開始產生和發展；戰國中葉至秦漢時期，鐵制農具和牛耕技術在東北傳播，傳統農業開始逐漸興起。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證明，東北最早的四個系列民族是東胡、夫余、肅慎和漢族，主要分布區域分別是西部、中部、北部和南部，以漁獵、游牧、農耕等不同或兼有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他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進而不斷演變和發展。
遺迹考古表明，位於東北腹地的郭爾羅斯境內，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活動。以「青山頭人」為代表的古人在此狩獵、捕魚和採集，世代生息繁衍。春秋、秦漢時期，郭爾羅斯地是穢貊、夫余、東胡、鮮卑故地。前郭爾羅斯境內的紅石砬子、浩特忙遺址(東、西兩處)等多處考古發現「漢書文化」遺存，證明這裡歷史悠久，後為古夫余屬地，且夫余族已經定居，從石器時代的「刀耕火種」發展到了更進一步的原始農業。
隋唐時期，郭爾羅斯地東、西分別屬於女真和契丹。出土的大量鐵器中有很多農耕生產工具。表明女真和契丹人的生產方式是畜牧、農耕和狩獵並存698年，唐朝冊封這裡的女真為粟末靺鞨，稱渤海」。郭爾羅斯屬渤海國夫余府。此後，在中原王朝的影響下，粟末靺鞨開始在適宜耕種的松花江流域種植粟、麥、稞、麻等作物。種植業的發展使其率先跨入了階級社會，迅速封建化。《新唐書?渤海傳》的詳實記載和出土的鏵、鏟、鐮等文物為證，渤海國時期已經廣泛使用鐵器和推廣牛耕，耕作技術有了較大進步，農業的主導地位得以鞏固。同時，加強了與中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交往，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都有了較快的變化。至926年被契丹攻滅，渤海國共存世229年。這一時期是郭爾羅斯地區農業發展歷史上的重要階段，原始農業向傳統農業過渡，並孕育了具有農耕色彩的靺鞨文化。可以說，靺鞨文化是這裡原始農業向傳統農業發展過程中凝結成的一種特殊文化形態，標誌著郭爾羅斯地區農耕文化的雛形開始孕育。
二 郭爾羅斯農耕文化的初步形成
916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稱帝建遼。遼朝征服蒙古高原各部，滅亡渤海國。960年，中原建立了北宋王朝。現在的前郭爾羅斯，遼代屬東京道達魯古部，設屬長春州（治所在塔虎城）。契丹人的經濟生活受耕稼文明的影響較大，他們一直把發展種植業作為加強實力的重要途徑。據《新五代史》記載，契丹酋長阿保機在唐末時就「率漢人耕種……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遼佔領燕雲十六州以後，國家的經濟重心更向種植業上面轉移。縱觀遼史，農業經濟在初期處於輔助地位、中期是農牧並舉、後期已經位居主導。在遼的中、後期，遼河、松花江兩個流域的種植區得到了較好發展，位於松遼平原農區與蒙古草原游牧的過渡地帶的郭爾羅斯境內，傳統的農業生產持續發展，與其相適應的農耕文化開始起步發展，與游牧文化開始初步融合。
遼朝後期，以黑水靺鞨為主體的女真部興起，天慶五年（1115年）正月初一，首領阿骨打稱帝，建立金朝。1125年，金與北宋結盟滅遼，1127年又滅北宋。金初，女真人的經濟生活為半農半獵，宋使對東北種植區的描述為「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嫁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始行牛頭地制，即依牛具授田徵稅，後實行計口授田，農業已經成為主要經濟。目前，前郭爾羅斯境內考古發現的遼金遺址多達15處，且文物眾多。其中，東三家子、吉拉吐等地出土的幾件鐵犁、鏵范（紫銅質）都是保存完好的金代遺物，證明這裡當時已經系統接受了中原的先進技術。平鳳鄉發現的大榆樹遺址，是遼代早期沿用至金代的居住址，曾出土網墜、鐵鏵、獸骨等各種遺物，說明當時人們是半農半漁、兼有畜牧業的定居生活。加之《新五代史》、《遼史》、《宋史》和《金史》等多部史籍的記載，表明人們已經由漁獵為主轉向以農耕為主，多數地方人口開始密集、農業生產開始發展，農耕文化開始形成。
在遼、金兩個朝代接連統治的三個多世紀，這裡的游牧、漁獵、農耕三種生產方式並存，社會發展的主要變化是漢民開始遷入、技術不斷進步、農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提高、作物品種多樣，傳統農業從原始粗放逐漸發展進步，並對戰爭、商貿、交通、手工業及土地、賦稅制度和民族交流、融合都產生了重要作用。各民族的多種文化開始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人們的思想觀念和飲食、服飾、習俗等各個方面變化較大，社會呈現出了生活多樣化、文化多元化的良好局面。
郭爾羅斯地區孕育已久的農耕文化，在遼金時期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而不斷交流、融合，以至形成了初級階段的獨立體系。
三 郭爾羅斯農耕文化的穩步發展
1206年，統一了漠北各部的蒙古首領鐵木真即大汗位，建立大蒙古國 。隨即發動了曠日持久的對外征服戰爭，勢力迅速擴展到中亞、西亞、南俄等地。1234年，蒙古和南宋聯合消滅了金朝。1260年，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在臣服吐蕃、消滅大理的同時，與南宋進行了長達40多年的戰爭，終於在1276年滅南宋。但在蒙古對金作戰期間，北方勞動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北方地區農田成為蒙古人的牧場。戰爭結束後，元朝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的良好局面，受中原農業經濟和漢族文化的影響，蒙古統治者從過去的輕視農業逐步開始重視農業、發展農業。1261年，忽必烈設立勸農司，整頓農桑，1286年，《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全國。郭爾羅斯地在元代屬開元路，被分封為游牧之地。在此生活的蒙古、女真、契丹、漢等各族人民，在經濟、文化、社會事業等方面都是游牧主導、漁獵次之、農耕相輔。
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府為京師，建立了明朝，設置遼東都司以經營遼東以及東北。蒙古族統治勢力退回塞北，但仍以「北元」朝存在，並長期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游牧區經常威脅著農耕區。1409年，明朝在東北設置奴兒干都司，軍隊退守遼東。從此，明朝一直都將松花江流域交給了所屬的東北少數民族，郭爾羅斯地屬泰寧衛統轄，是農耕和游牧的過渡地帶。前期主要有蒙古兀良哈部和女真、契丹等游牧的幾個少數民族，嘉慶年間後，哈薩爾第十四世孫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東遷，號稱嫩科爾沁。其孫烏巴什分封在松嫩流域，統領郭爾羅斯部。這片草原從此稱為郭爾羅斯。明朝的郭爾羅斯部延續著農牧漁及相關副業的生產傳統。
元明時期的長期兵荒馬亂和蒙古人游牧區的擴大，使郭爾羅斯境內的眾多遼金古城、農耕村落被毀滅，原來開墾的小片農耕區僅僅是存在或發展著，有些也消失，各地的種植區難以擴大。但在沿江地帶甚至西部草原上，仍有少量以農業為主或與畜牧業並重的村落出現。如：前郭爾羅斯西部的英吐屯（今查乾花鎮烏蘭花村老英吐屯）約建於明萬曆年間，「英吐」系蒙古語音譯，意為碾子，證明農業生產依然在發展。
總之，元明時期的農業經濟起伏發展，與之相應的農耕文化受到了游牧文化的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但總體趨於不斷融合，保持了發展態勢。
四 郭爾羅斯農耕文化的迅速豐富
1615年，女真部落的努爾哈赤稱帝，定國號金（史稱後金）。郭爾羅斯在1624年前後歸附。天聰十年（1636年），後金改國號為大清，封固穆為郭爾羅斯部輔國公。順治五年（1648年），清朝推行「以滿制蒙」的一系列制度，將郭爾羅斯以松嫩兩江為界分為前、後兩旗。滿族統治者還對蒙地實行了封禁政策，築「邊牆」、設哨卡，禁止內地民眾流入蒙地開墾。又因為蒙古伐金、北元抗明及各民族衝突的長期戰亂，郭爾羅斯地的墾區已經遭受破壞，墾民流亡、人口減少，所以，茫茫原野就成了蒙古族游牧的「天堂草原」，游牧文化又一次衝擊了農耕文化。但難以真正阻止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耕文化的進步。
清朝統治穩定後，郭爾羅斯地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單一的牧業及少量的農業，已經不能適應發展，農業日益需要加強。而山東、河北等地的人口增多、又有旱澇災害，赴東北的漢民增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時，郭爾羅斯輔國公恭格喇布坦率先開始私招流民、放荒收租，其他蒙古王公相繼效仿，招民墾種事態迅速擴大。對此，兼管蒙地的吉林將軍秀林於嘉慶四年（1799年）派人清查郭爾羅斯前旗，發現境內的流民已達2330戶，耕地265648畝。嘉慶五年（1800年），清廷對此舉特許。隨後，朝廷禁令或松或緊，而蒙地流民「來者日眾」，蒙古王公對納民擴墾更是明禁暗放，農業生產開始恢復，農耕文化進一步滲透，從此拉開了郭爾羅斯農業生產和農耕文化發展的新篇章。
此後的百餘年至新中國成立，無論是清朝衰弱、滅亡，還是民國初建、抗日戰爭和偽滿傀儡政權更替等各個時期，山東、直隸、河北等省區的內地流民不斷湧入東北大地，後來出現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稱為「闖關東」現象。從此，郭爾羅斯草原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就是農業生產和農耕文化的發展。這一因素，使蒙古王公納流民、貴族招佃戶成為主流，雖有陶克陶胡等蒙民抗墾反清反日之舉，但草原開墾之勢日強，郭爾羅斯前旗境內從設長春廳開始（後升為府），又置德惠縣、長嶺縣至乾安縣，郭爾羅斯蒙民的游牧之地銳減。這一因素，使廣袤的草原上湧現出了星羅棋布的農耕村落。前郭縣現有的多數村屯都建於清末和民國時期。這一因素，更使郭爾羅斯呈現出蒙漢各族人民共同發展農業經濟、交流民族文化的新局面，人們對農業的發展意識增強，思想觀念更新，蒙漢民族的語言、飲食、服飾、習俗等等，不斷的相合相融，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農耕文化。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郭爾羅斯農耕文化萌芽於渤海時期、形成於遼金時期、發展於元明兩代，豐富於清朝、民國。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到現代空前繁榮，並真正具有了鮮明的地域特點、濃郁的民族特色、先進的時代特徵。農耕文化始終促進著前郭爾羅斯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筆者僅就其源流與形成的歷史進程進行了初探，其豐富的內容、深刻的內涵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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