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6）文祖倉頡：天雨粟，鬼夜哭，思念漫太古
原標題：《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6）文祖倉頡：天雨粟，鬼夜哭，思念漫太古
聽到一首來自中華台灣歌手陳阿信作詞的「流行歌」：《倉頡》
歌詞中有一句神來之筆：天雨粟，鬼夜哭，思念漫太古。
歌聲亦很悠揚，很有穿透力，尤其一個「漫太古」，彷彿把我們的思想「瀰漫」到了上古文明，引致對一代文聖倉頡的無限思念。
在今天的陝西渭南地區，長期形成了「清明時節拜黃帝，穀雨來時祭倉頡」的傳統。
每年穀雨這一天，倉頡故里，今天的陝西省白水縣都要舉行祭祀大典來紀念這位人文始祖。
從白水縣城出發，沿渭（南）清（澗）公路北行，再轉白（水）洛（川）公路，行約三十公里路程，便是倉頡廟以及倉頡墓所在地史官村。
駐足於坐南朝北的古樸廟門前，極目遠眺：
往北，依稀可見構成八百里秦川的重要山系黃龍山——再往北不過百公里，便是今天全世界華人的共祖黃帝陵墓所在地橋山，相傳倉頡是黃帝時代的史官；所以今天的倉頡墓上來鐫刻有一幅對聯：雨栗當年感天帝，同文永世配橋陵——橋陵，即黃帝陵。
往南，便是著名的洛水河——這條文明和歷史之河緩緩南流不到百里，便匯入那條被稱為中華民族「母親河」的黃河地區，而洛水與黃河交匯一帶方圓不到百里的地域，便是華夏文明發祥地的「河洛地區」。作為河洛文化濫觴的「河圖」、「洛書」，便是以這兩條河為背景產生的。《易·繫辭上》說：「（黃）河出圖，洛（水）出書，聖人則之。」這個聖人就是人類文化始祖伏羲。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河圖」和「洛書」上的內容啟示畫成八卦；倉頡則因「河圖」和「洛書」而創造文字。因之，河洛文化被稱為中華民族最原始的根文化。
倉頡廟內最珍貴的文物，便是東漢延熹五年的《倉頡廟碑》。據碑文載，早在東漢延熹年間已有「建廟之舉」，並形成一定規模，「歷漢唐以來，未嘗稍替」，算來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
如今的倉頡廟是明清時的建築，佔地約兩千七百平方米，坐北朝南，有石望柱一對，雕刻精美雅緻；山門、二門皆為硬山式建築，拜殿、正殿和寢閣大方美觀。廟內碑刻林立，樓台亭閣鱗次櫛比，整個建築雄偉壯觀。尤其是廟院內古柏參天。據東漢延熹五年的「倉頡廟碑」載，當時已經「廟內古柏鬱鬱蔥蔥」。現存古柏46株，古槐10余株，枝葉覆蓋交通，虯枝盤旋，各具姿態。其中一棵名為「奎星點元」的古樹為漢前古柏，高達17米，樹圍7.25米，據測算樹嶺已超5000年。廟院內古柏整體樹齡年代久遠，樹形奇異，與陝西黃帝陵、曲阜孔廟古柏群並稱為中國三大古廟柏樹群。
生命力頑強的不單單是古柏樹，還有倉頡所創造的漢字。
文字的出現，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莫大之事。今天我們知道，全世界上僅有兩種文字比中國漢字更古老。其中，一個是公元前3200年前兩河流域蘇美爾人所創造的「楔形文字」，但是在人類進入公元紀元後就消失了；一個是古埃及人所創造的「聖書字」，也在公元6世紀左右成為歷史雲煙；唯有中國的漢字，不但世代傳承至今，而且成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其生命力之頑強和影響之巨大，遠非其他文字所可比擬。
關於被認為是「漢字始祖」的倉頡本人，在戰國以前的典籍中尚未提及。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據《荀子·解蔽》一文記載：
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意思是：古代喜歡寫字的人很多，但只有倉頡一個人的名聲流傳了下來，這是因為他用心專一啊！
而使倉頡的名字廣為人知並被阿信們直到今天還在加以傳唱的，就是西漢時期劉安的《淮南子·本經訓》中的這一段話：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這段文字的大意是，從前倉頡創造出文字，天上下起了粟米，鬼在夜晚啼哭。伯益掘地打井，龍就飛上幽遠的雲中，神靈也棲息到昆崙山上去了。人類的智能越多，德性就越淡薄。所以，周朝的鼎上鑄的上古巧匠名叫倕的形象是自己咬著自己的手指的，以此來說明奇巧之事是不能多做的。
但更通行的說法是：倉頡是軒轅黃帝左史官。當遠古的「結繩記事」不能滿足他對國事的記錄時，他開始仰觀天象、俯察萬物，首創了「鳥跡書」而震驚塵寰；黃帝感念他功績過人，乃賜以「倉」(倉)姓，意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由於倉頡造字功德感天，「上天」便賜給人間一場穀子雨，以慰聖功。倉頡去世後，當地百姓在其墓葬處修有廟宇，並將這裡的村莊取名為「史官村」。
對於倉頡造字的功績，最權威、最有影響的《說文解字》在其序中說：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許慎認為，倉頡最設創造「文字」時，是用「線條」來模仿天地萬物的現象、紋路和軌跡，後來又在形狀和聲音上互相補充，最後才形成了「字」。
西漢末年時的「緯書」《春秋元命苞》中，進一步把倉頡神話：
「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事實是，考察甲骨文中的「文」便可發現，「文」是一個正面的「大人」，而且在這個大人的胸部畫了一個「心」，其中意味著只有當人類發明了「文字」後才有了真正洞明的「心」，也開始有了「文明」——而只有那些懂得和認識文字的人才是「大人」——在尚處於蠻荒時代的人們看來，能夠運用文字的人，必然是「大人物」。
倉頡之所以被奉為「文字始祖」，就在於他把剛剛發展起來的異體殊形的漢字統一起來，使它系統化、整齊化，從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據當代考古成果證明，中國文字事實上早在倉頡以前數千年就已經誕生了。
比如，在距今約有八九千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中出土的「賈湖刻符」上，21個刻符里，已認識的11個字，分別屬於反映易學裡離、坤兩卦之象的卦象漢字；
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蚌埠雙墩遺址中發現的630多個「雙墩刻符」，被認為是漢字源頭之一；
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陶符」，被現代古文字學家於省吾認為「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
距今5000年前良渚文化的 「青墩刻符」和「庄橋墳刻符」，已經出現了數字以及能夠連字成句；
公元前2600～前1300年之間的山東龍山文化遺存中的「骨刻文字」，被近代學者認為是甲骨文有著直接的源流和傳承關係；
公元前2500～前1900年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遺址」中發現的「朱書」文字據考證比甲骨文還早1500年；
距今約4000年前的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頭夏墟中發現陶器上的24個「水書」文字，可能揭示了今天仍然生活於我國貴州的少數民族「水族」與中原漢族的淵源；有關專家推測，夏陶上的「水書」符號，表明這一古老的少數民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遺存的一脈，有關夏陶水書的研究不但有助於進一步揭開二里頭遺址「夏都」千古之謎，而且還能夠證明「水書」與「甲骨文」、「金文」具有「姻緣關係」。
近代以來，安陽小屯發現了十五萬片甲骨卜辭，在龜甲與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當完好地保存了下來，總字數達到3500個上下。從甲骨文字結構來說，除了象形以外，形聲、會意、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應用。可見在三千餘年前的商代文字已達到了相當完備程度。
西周時期，相傳為夏朝伯益所創的「大篆」文字是當時普遍採用的字體。針對不同的書寫媒介，大篆亦有金文（或稱「鐘鼎文」）、籀文之別。其中的「金文」。這就是今天我們經常看到的鐘鼎文。「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金文實際上從商代早期就已開始應用。目前發現的金文字數，據容庚《金文編》記載，共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者。此外，《大盂鼎》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並起，為了取得文化上的霸權，諸侯國之間也發展了不同的文字書寫系統，出現了一字多義、多字一義的情況，這給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帶來了困難。是以秦始皇（前221 年）統一中國之後，推行「書同文字」，於是出現了至今仍然活躍在書法家手裡的美麗文字「小篆」。由於其字體優美，始終被書法家所青睞；又因為其筆畫複雜，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隨意添加曲折，所以中國古代需要防偽的官方印章，大多採用篆書形式。
但是，繼「小篆」之後，一種更加簡單的字體：隸書，在漢初由於得到了「今文經學」學者們的廣泛使用而得到了普及。後來，程邈對隸書進行了系統整理，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書法界遂有「漢隸」之稱；而性格狂放張揚的漢朝同樣發展出了至今仍然讓人蕩氣迴腸的「草書」和「行草」等不同書寫樣式。
從漢朝至到宋朝的近一千五餘年間，中國漢字開始從「實用」階段進入到「審美」層次。期間湧現出 「鍾、王」、「顏、柳」、「蘇、黃、米、蔡」等古典意義上的書法家，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促進了漢字的廣泛應用。
及至唐朝，雍容大度的唐人對三國時期由鍾繇創造的楷書進行了改進和發展，使這一端莊方正的「唐楷」成為至今仍然被廣泛使用的「正書」或「真書」。此後，又產生了行書、行楷、行草等多種變體，成為歷代文人士子們抒發性情、陶冶情操、文化交流的主要文化介質。
到了宋朝，由於雕版印刷的繁榮，一個在今天電腦上運用最頻繁的「宋體」字也出現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宋體的字形結構因印刷而產生，適應了印刷的需要，跟毛筆的手寫體大不相同。
自元及清後，不斷受到「外敵」入侵中國士人們開始對以漢字為承載的儒家文明產生了懷疑和嚴重的不自信。尤其是清朝後期，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打擊下，一些「仁人志士」在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上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急切心態。比如，從民國開始的「漢字簡化」運動以及個別學者的「全盤拼音化」建議。
漢字的簡化運動，實際上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出現，其時常用的楷體漢字中已有一些形體比較簡單的字在民間流行，被人們稱作「簡體字」、「俗體」或「破體」等。現存《水滸傳》元刻本中，就已經出現了「劉」的簡化字「劉」。歷史上首次給予簡體字合法地位的是太平天國。在太平天國政府的印璽和所印發的公告、書籍等，大量採用了民間流行的簡體字，同時也創造了不少新的簡體字（這些簡體字大多數成為我們今天的簡化字）。清末民初，正式出現了漢字簡化的強烈呼聲。其中以1920年2月1日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最為代表。在廣泛的輿論宣傳之後，民間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34年1月，民國政府的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通過了錢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呈請教育部施行。1935年8月21日，民國教育部發布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這個簡體字表由民國教育部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制訂，主要採用了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2400字中的324個。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的開始。這批字實際上成為未來新中國簡化字的藍本。可悲的是，後來因為政權的更替，處於大陸的新中國繼承了民國政府所執行的漢字簡化政策，而敗逃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反而重新恢復了繁體漢字，並以此為「中華文化正統」自居。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大陸文化界「從簡入繁」的呼聲不斷高漲，被認為是大陸「文化精英主義」的抬頭。
博按：作為中華文明的承載主體，漢字是每個具有文化能力的中國人須臾不可缺少的介質和工具。而中華文明能夠在宋以來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並始終保持了漢文明的「主體地位」，其背後一個無形力量正是漢字的強大生命力。尤其是在元朝和清朝時期，原本以暴烈方式進入中原的「異族」統治者們都「臣服」於博大精深的漢文明，並最終被「同化」併產生了「中華民族」，其中都離不開漢字的豐功偉績。由此可見，由倉頡創造的漢文字，不但具體地承載了中華文明的繁榮和傳承，更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文化的「軟實力」作用，維護和保護了中華文明的主體地位。站在這個意義上說，漢字的簡化運動和「拼音化」、「拉丁化」都是值得商榷的。就飽受爭議的簡化運動而言，本文認為，無論是從簡入繁，還是由繁入簡，都要站在維護中華文明主體地位的角度進行，都要以方便文化傳承和記憶理解為原則，比如部分恢復一些含義深遠的經典繁體漢字（比如有心的「愛」字等），比如一些至今仍然很複雜的漢字的進一步簡化，比如對一些漢字複雜多變的「音、義、形」進行再統一和再創造；比如對漢字適應信息化時代的網路傳播和電腦輸入等，都需要今天的我們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去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而漢字的「拼音化」和「拉丁化」，則只可以做為一種輔助學習和認識漢字的手段存在，以不影響漢字的主體文化承載地位為原則。在這裡，本文想引用當代文化人物易中天的一段話以做結尾。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訪問時曾說道：
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現代，我們從來就只有一個民族、一種文明。這民族不斷在壯大，甚至「混血」。這文明不斷在發展，甚至「整容」。但，既沒有代溝，更沒有空白。家國一體，夏就是；祖宗崇拜，商就有；宗法制度，從西周延續到明清甚至民國；語言文字、生活習慣、人際關係、文化心理，要麼始終如一，要麼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是誰，只要屬於這個文明，哪怕漂洋過海，背井離鄉，改變國籍，嫁娶洋人，也仍是Chinese，到頭來還得認祖歸宗，心中也永遠「澎湃著中華的聲音」。
也許，這正是倉頡們至今仍被來自祖國寶島台灣的陳阿信們傳唱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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