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翔：隋唐時期鐵器與鐵器工業的考古學論述
原標題：白雲翔：隋唐時期鐵器與鐵器工業的考古學論述
摘要：隋唐時期作為中國古代鐵器和鐵器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基礎上，鐵器和鐵器工業獲得了新的發展。本文基於考古發現的鐵器實物資料和有關文獻記載的系統梳理，初步揭示了隋唐時期鐵器的種類及社會應用、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的發展狀況及其時代特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冶鐵術並製作和使用人工鐵器的國家之一。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冶鐵術和人工鐵器自公元前800 年前後的西周末年出現之後，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初步發展，秦漢時期古代鐵器工業高度繁榮，東漢時期鐵器化進程基本實現。魏晉南北朝時期，鋼鐵技術進一步成熟，鐵器工業持續發展，鐵器的使用更加普及。隋唐時期（公元581 ～ 618 年和公元618 ～ 907 年）的320 余年間，以此前1400 多年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的成就為基礎，鐵器和鐵器工業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形成了新的面貌和時代特色。
然而，由於歷史文獻記載缺乏、考古發現和研究的不足，關於隋唐時期的鐵器和鐵器工業長期以來缺乏比較系統的認識，成為整個中國古代鐵器和鐵器工業研究的薄弱環節之一。有鑒於此，這裡根據考古發現並結合文獻記載，就隋唐時期的鐵器和鐵器工業進行初步的系統梳理，初步揭示隋唐時期鐵器和鐵器工業的發展概貌。
隋唐時期的鐵器類型及其應用
隋唐時期作為中國古代鐵器和鐵器工業發展的一個新時期，鐵器廣泛應用於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當時的鐵器種類多樣，數量眾多。儘管隋唐墓葬中鐵器的隨葬不像秦漢墓葬那樣普遍，而隋唐時期城址和聚落考古發掘的有限致使鐵器的出土相對較少，但已有的發現還是可以大致反映出隋唐時期的鐵器類型及社會應用的情景。就考古發現的鐵器來說，根據其用途大致可以分為10 類，即：土作農耕具、手工工具、度量衡器、兵器武備、車馬機具、日用器具、宗教藝術品、喪葬用品、工程鑄件、雜用器具等，簡述如下。
（一）土作農耕具
指主要用於土木作業、農田耕作以及農作物收穫加工的鐵器具，種類多樣。考古發現的主要有用於土作的钁、鍤、鋤、鏟、鍬、犁鏵，用於農作物收割的鐮刀等。
土作和農耕通用的工具較多。有長方形橫銎钁、凹口鍤、板狀鍬、豎銎鏟、曲柄鋤等（圖一，1 ～ 3、6、7、11）。農耕專用的工具，常見有犁鏵和鐮刀，曾發現於偃師杏園唐墓、三門峽廟底溝唐墓、北京密雲大唐庄唐墓和隋唐洛陽城宮城等地（圖一，4、5、8）。此外，隋唐洛陽城還出土有手鏟、抓鉤等（圖一，9、10）。這些器具雖然不常見，但都是土作農耕活動的用具。
圖一 土作農耕具
1. 鍬（揚州鐵佛寺唐井YZJ1:16） 2. 鏟（麟游唐九成宮JCG:100）
3. 鏟（隋唐洛陽城白居易宅院遺址LT1 ⑦ :42） 4、5. 鐮刀（杏園唐墓M1435:24；隋唐洛陽城宮城西隔城GT12 ③ :4） 6. 帶柄鋤（隋唐洛陽城宮城西隔城GT3 ③ :5） 7. 钁（隋唐洛陽城宮城西夾城GT408 ④ :4） 8. 犁鏵（杏園唐墓M2544:25）9. 手鏟（隋唐洛陽城宮城南牆GT108 ③ :3） 10. 抓鉤（隋唐洛陽城皇城西區HT127D ② :13） 11. 木柄鐵鏟（北京亦庄M28:3）
由此可見，隋唐時期鐵質土作和農耕器具獲得進一步發展，鐵器在土作農耕活動中應用可以說達到了全面普及。
（二）手工工具
指主要用於手工業活動中的各種加工工具，種類繁多，但考古發現的實物較少，目前所見主要有斧、錛、鑿、鋸、砍刀等木工工具和砧、錘、鉗子等鐵工工具。
鐵斧發現較多，且形制多樣，有斜刃斧、雙刃斧、平頂斧等（ 圖二，6、7、13、15）。鑿也有較多發現，其形制相近，一般是圓銎、方體、直刃，但大小長短有別（圖二，1 ～ 3）。隋唐洛陽城白居易宅院遺址等地，還多次出土鐵楔子，應當也是一種常用的木作工具。
圖二 手工工具
1 ～ 3. 鑿（隋唐洛陽城宮城陶光園GT358 ③ :2；隋唐洛陽城宮城南牆
GT108 ③ H1:51；麟游唐九成宮遺址JCG:104）4. 攪拌器（隋唐洛陽城宮城西隔城GT32 ③ :2）5. 錘（隋唐洛陽城九洲池GT289 ② :53） 6、7、13、15. 斧（朝陽雙塔唐墓M3:9；麟游唐九成宮遺址JCG:101；隋
唐洛陽城皇城西區HT48 ② :2；隋唐洛陽城皇城東區HT82 ③ :5）
8 ～ 12、16、17. 砍刀（廟底溝唐墓M220:5；廟底溝唐墓M173:14；廟底
溝唐墓M167:3；廟底溝唐墓M151:3；廟底溝唐墓M146:3；隋唐
洛陽城皇城東區HT37 ③ :1；隋唐洛陽城九洲池GT289 ② :55）14. 矩尺形器（唐李憲墓K6:2-1）
砍刀多有發現，並且形制多樣（圖二，8 ～ 12、16、17）。這些砍刀之中，大多應當是用於木作加工的工具，但有的可能是用於柴薪的砍伐，有的則可能是用於肉類或食品加工的「廚刀」之類，僅僅根據其形制大小，難以判斷其具體用途。當然，一件砍刀、多種用途的現象也是存在的。
鐵鎚也形制多樣，如隋唐洛陽城遺址曾出土有方體錘（圖二，5）、球形錘、鼓形錘等多種形制的錘。鐵砧，曾發現於隋唐洛陽城宮城大內遺址。
上述常見手工工具之外，陝西蒲城唐李憲墓出土矩尺形鐵器2 件，系用鐵板鍛打而成，長方形條狀，一端漸窄變厚，端頭呈片狀向下彎做弧形，並有薄刃，另一端穿有兩枚圓帽四棱鐵釘，釘身及板上均殘存朽木痕迹（圖二，14），其具體用途尚不明了，但應屬於兩邊夾裝木柄的一種手工工具無疑。隋唐洛陽城宮城西隔城出土2件攪拌器，長軸，中間為一平底淺盤，圓盤與長軸之間用鐵條連接（圖二，4），是一種少見的手工器具。
隋唐時期的考古發掘中，鐵手工工具雖然出土不多，但從已經發現的情況看，鐵器在各種手工業活動中的應用相當廣泛。
（三）度量衡器
度量衡器是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常用器具之一。隋唐時期，尺度主要是銅質、骨質和木質，量器主要是木質，作為衡器的權主要是銅質，但度量衡器中也有少量鐵質的。
鐵質量器尚無發現，但鐵尺和鐵權有少量發現。譬如，河南陝縣劉家渠唐墓、湖南長沙絲茅沖唐墓都出土有鐵尺，河北易縣燕下都曾出土隋代鐵權，隋唐洛陽城宮城也出土有鐵權。
隋唐時期的鐵度量衡器考古發現不多，可能與考古發掘的局限性有關，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鐵質度量衡器僅僅是其中的一少部分而不是主流形態。這可能與鐵的易銹等金屬特性有關。
（四）兵器武備
隋唐時期，是鋼鐵兵器普遍應用的時期。據文獻記載，隋唐時期最為常用的鋼鐵兵器主要有矛、刀、劍等格鬥兵器，鏃、弩機等遠射兵器，鎧甲、胄等防護裝備等。就考古發現來說，常見有矛、刀、劍、戟、鏃、弩機、矛鐓以及甲胄等。
作為主戰兵器，矛的形制多樣（圖三，1 ～ 3）。
圖三 兵器
1～3. 矛（隋唐洛陽城白居易宅院遺址LT2 ⑦ :9；隋唐洛陽城宮城圓璧城
GT775 ② :1；隋唐洛陽城皇城東區HT108 ③ :2）4、5. 鏃（隋唐洛陽城宮城GT110 ② :28；杏園唐墓M5013:42）6. 劍（隋唐洛陽城衙署區H1:3）7～13. 鏃（麟游唐九成宮遺址JCG:103-1；麟游唐九成宮遺址JCG:103-3；
麟游唐九成宮遺址JCG:103-2；隋唐洛陽城九洲池GT31 ③ :75；隋唐
洛陽城宮城大內GT123 ③ :7；隋唐洛陽城皇城東區HT33 ③ :8；隋唐
洛陽城宮城西夾城GT167 ⑤ :25）14. 弩機（隋唐洛陽城九洲池GT368 ③ :2）
15. 長刀（西安郊區唐墓M532:17）
刀有長刀和短刀兩種，西安郊區唐墓出土有環首長刀（圖三，15），隋唐洛陽城宮城出土有短刀。劍，發現較少，隋唐洛陽城衙署區（圖三，6）和宮城西夾城均有發現。戟，曾發現於隋唐洛陽城宮城遺址，當時主要是用於儀仗。矛鐓常有發現，大多是細長圓錐形。
作為遠射兵器，弩機發現較少，隋唐洛陽城九洲池曾出土1 件（圖三，14）。鏃，多有發現，形制也多樣，有四棱形、菱形、柳葉形、扁平舌形、扁平長三角形、扁平三角形帶雙翼等多種，大小多有差異（圖三，4、5、7～13）。從考古發現看，隋唐時期銅鏃依然存在，如隋唐洛陽城宮城西隔城出土1 件，但實戰用鏃主要是鐵質。
此外，作為兵器武備，隋唐洛陽城還出土有鐵蒺藜、鐵劍首、鐵胄等。西安唐大明宮含元殿遺址出土的鐵甲，可能是宮廷衛士的甲衣。西安曲江池遺址、新疆吐魯番等地也出土有唐代鐵鎧甲，但均已散亂。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繼承了北朝時期的傳統，特別重視重裝騎兵——甲騎具裝，即在戰馬的全身披裝鎧甲，其中有半數是鐵鎧甲。但是，這種甲騎具裝因其笨重不實用，唐代趨於消失了。
需要說明的是，考古發現的隋唐時期鐵兵器武備的種類和數量，並不是當時兵器武備使用情況的全面反映。因為，由於當時喪葬習俗的變化，墓內不再大量隨葬實戰兵器，而城址和聚落中兵器又少有遺留，因此，鋼鐵兵器在考古發現中並不多見。實際上，隋唐時期是鋼鐵兵器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時期，實戰中的兵器幾乎都是鋼鐵製品。
（五）車馬機具
是指車馬器和古典機具，最為常見的是馬銜、馬鑣、馬鐙和車上的各種鐵構件，但大都鏽蝕嚴重，保存較好且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承和馬鐙。
承，作為車輪的重要部件，自戰國時代就開始用鐵鑄造。隋唐時期的承主要兩種：一種是六角承（圖四，1），多有發現，是從戰國時期就有的形制；另一種是多齒承（圖四，2），是隋唐時期開始流行的形制。這兩種承在隋唐洛陽城遺址均有發現。
圖四 車馬機具
1. 六角承（隋唐洛陽城衙署區磚瓦窯Y3:32） 2. 多齒承（隋
唐洛陽城衙署區磚瓦窯Y3:30） 3 ～ 5. 馬鐙（隋唐洛陽城衙
署區磚瓦窯Y3:34；隋唐洛陽城宮城圓璧城GT817 ③ :7；圓璧城
GT817 ③ :8）
馬鐙，是魏晉以後出現的一種馬具。考古發現的隋唐時期的馬鐙在形制上大同小異，隋唐洛陽城遺址多有出土（圖四，3 ～ 5）。
齒輪，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古典機具。隋唐洛陽城宮城西隔城出土1 件，應為棘輪。
考古發現的隋唐時期的鋼鐵質車馬機具雖然有限，但在實際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是廣泛存在的。
（六）日用器具
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種器具，種類繁多，包括炊煮餐飲用的釜、鍋、鍑、鐺等炊具，裁剪縫紉用的剪刀、針、錐子，以及日常所用的削刀、小刀等。
考古發現的鐵炊煮用具，最為常見的是釜、鍑、鐎斗，以及雙耳罐、鐺等。釜主要有兩種（圖五，5、6）：一種是敞口圜底釜，另一種是圜底帶鋬釜。鍑，均為三足鍑，但形態各異。第一種是侈口、雙耳、平底（圖五，1）；第二種是敞口、雙耳、圜底（圖五，2）；第三種是敞口、無耳、圜底（圖五，4）；第四種是斂口、無耳、平底（圖五，3）。
圖五 日用器具（一）
1 ～ 4. 三足鍑（柳孜集大運河遺址T6 ⑨ :460；杏園唐墓
M1025:41；隋唐洛陽城衙署區DT168Q ③ :10；杏園
唐墓M5013:28）5、6. 釜（濉溪縣柳孜集大運河遺址T5 ⑧ :135；隋唐洛陽
城宮城東夾城GT150 ③ :1）7. 長柄勺（杏園唐墓M5013:7）8. 鐺（隋唐洛陽城宮城東夾城GT150 ③ :3）9. 帶流缽（三門峽廟底溝唐墓M151:10）
鐺，是一種帶柄的淺腹平底鍋，作為隋唐時期新出現的一種炊具，是從漢代的刁斗演化而來的（圖五，8）。
鐎斗是從漢代承襲下來的一種炊具，但形制有所變化，各地多有發現，常見有兩種。一種是帶流鐎斗，口沿一側有一短流（圖六，1）；另一種是無流鐎斗（圖六，2）。鐵鐎斗在西安隋李靜訓墓等地也有發現。
圖六 日用器具（二）
1. 帶流鐎斗（昌平沙河唐墓M112:5）
2. 無流鐎斗（北京亦庄唐墓M25:14）
餐飲用具發現有長柄勺（圖五，7）、匕（圖七，4）等，在偃師杏園唐墓均有發現。
上述炊煮餐飲用具之外，隋唐洛陽城遺址出土的雙耳罐、三門峽廟底溝唐墓出土的帶流缽（圖五，9），應當都屬於炊煮餐飲用具。
圖七 日用器具（三）
1 ～ 3. 剪刀（深州市安駕庄唐墓M5:1；石家莊白彪村唐墓M1:19、朝陽凌河唐墓M1:12） 4. 匕（杏園唐墓M1819:36）5. 鏡（鞏義芝田唐墓M71:34） 6. 小刀（朝陽凌河唐墓M1:11）
考古發現中最為常見的鐵日用器具是剪刀，儘管長短大小有別，但大都屬於「8」字形的交股剪（圖七，1 ～ 3），在深州市安駕庄、石家莊白彪村、朝陽凌河、三門峽廟底溝、北京大興北程庄等地的唐墓均有發現，是唐墓中最為常見的鐵器之一。另外還有一種「U」字形的雙股剪刀，曾發現於長沙絲茅沖唐墓等地，但較為少見。隋唐時期，雖然也有銅剪刀，如杏園唐墓M1041 曾有發現，但最常用的是鐵剪刀。
鏡子作為一種日用器具，隋唐時期流行銅鏡，但也有少量鐵鏡，並且唐朝太原府太原郡的土貢物產中有鐵鏡，說明鐵鏡在當時有一定的社會應用。西安郊區隋唐墓、隋唐洛陽城衙署區、偃師杏園唐墓等地發現有鐵鏡，其形制大小等與同時期的銅鏡相似（圖七，5）。
鎖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鐵器之一，不僅在城址中常有出土，而且在墓葬中也多有發現，其結構大同小異。富平唐節愍太子墓出土的鐵鎖，由鎖芯、鎖套、鑰匙、挺桿四部分組成。
上述之外，隋唐時期的日用器具還發現有削刀、環首錐等小工具（圖七，6）。另外，還發現有燈盞、帳構、淺盤狀器等生活用品，長方形帶飾、半圓形帶銙和圓頭長方形鉈尾等革帶用具，簪子等髮飾用品，可謂種類繁多。很顯然，鐵器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同樣十分廣泛。
（七）宗教藝術品
主要是指宗教活動尤其是佛教活動中的器具和用品，其中不少這樣的鐵質用品是從隋唐時期開始出現的，說明鐵器開始應用於宗教活動之中。試舉諸例。
湖北當陽縣玉泉寺內有一件大鐵鑊，被稱為玉泉寺「鎮山八寶」之一。該鐵鑊圓形深腹，底部有4 個裸體大力士形狀的足，通高87.5、口徑157、腹深60 厘米，腹部兩道弦紋之間鑄有陽文銘文44 個字：「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可知該鐵鑊是隋大業十一年（615 年）鑄造的。這也是迄今所見形體最大、年代最早的寺院用鐵鑊。
山西臨汾大雲寺（俗稱「鐵佛寺」）中的唐代鐵佛頭，高約6、直徑5 米，重達10 噸。大雲寺始建於唐貞觀六年（632 年），佛頭眉目端莊，具有典型的唐代風格。這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鑄鐵佛像實物。
山西太原開化寺唐代鐵佛像，2 尊，均為生鐵鑄成，中空，形體高大，鑄造精細。一尊為坐佛，另一尊為迦葉弟子像。這兩尊佛像的鑄造年代，大致在初唐的高宗末年至武周時期（680 ～ 704 年）。這是迄今保存最為完好、年代最早的鐵佛像。
1998 年，西安市水文局基建工地的廢井中出土一尊唐代鐵彌勒佛坐像，系生鐵鑄成，唯一只手和腳下蓮花、頭光為銅質。佛像高187、最寬處98，底座高16 厘米。該佛像出土地點位於唐長安城興化坊，推測是會昌滅佛時被砸毀後埋入地下的。
湖南常德乾明寺的唐代鐵幢，生鐵鑄成，圓柱形，上小下大，分為七層。其第五層鑄有「朝散大夫尚書都官知朗州軍事賜紫魚李□□」、「宣德郎太常博士通判軍州事霍□□」等捐獻造幢人。其鑄造年代約在唐懿宗咸通年間（860 ～ 874年）。
雲南彌渡縣蔡庄的鐵柱廟中殿的神龕上，立有一根圓形鐵柱，稱之為「南詔鐵柱」或「天尊柱」。柱高330、圓周105 厘米，鑄有陽文銘文22 個字：「維建極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極」是南詔景庄王蒙世隆的年號，時當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 年），可知是晚唐時期南詔鑄造的。
據文獻記載，用鐵鑄造大型佛像始於隋代，並且最早興起於今太原一帶。隋開皇年間（581 ～ 600 年），河東道晉陽僧澄空發願在汾西（今山西汾西縣）鑄造高達七十尺（合今20餘米）的巨型鐵佛像，積七十年之功而鑄成，「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太原交城石壁寺原有唐開元二十六年（738 年）的鐵鑄彌勒佛像。
中國古代用金屬鑄造佛像，至遲在4 世紀初的北魏初年已經出現，但最初是用銅鑄造，而鐵質佛造像到5 世紀末的隋代前期才出現。佛教造像等鐵質宗教用品的出現，說明鐵的應用擴展到宗教活動之中，成為隋唐時期鐵器文化的特色之一。
（八）喪葬用品
指專門用於喪葬活動並葬入墓葬中的鐵質器物，考古發現有生肖俑、動物俑、買地券等。十二生肖俑，是一種專門用於隨葬的十二生肖。
杏園2603 號唐墓出土一組12 件，均獸面人身。頭部分別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的形象；軀體鑄成文官俑的形象，身著寬袖長袍，拱手而立，足著如意頭靴，腳下無托板。高26 厘米（圖八）。其形態和風格，與同墓地出土的陶質十二生肖俑相同。十二生肖動物與十二地支相配屬，是為了配合天乾和地支紀年。在中國，十二生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2600年前的春秋時期，戰國時期基本成型，秦漢時期流行開來。十二生肖俑出現於北朝時期，一般是陶質的寫實性動物造型；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獸面人身生肖俑出現併流行，仍以陶質最為常見；遼宋之後走向衰弱。
圖八 十二生肖俑（杏園唐墓M2603:30）
動物俑，是一種專門用於隨葬的動物形製品，發現有牛和豬。偃師杏園唐墓出土牛俑7 件，形態相近（圖九，1）。杏園唐墓出土豬俑4 件，輪廓清晰，但缺乏細部的刻畫（圖九，2）。洛陽紅山唐墓出土牛俑2 件。以動物俑隨葬的習俗，始於戰國時期，漢代開始流行開來，但長期以陶質為主；鐵質動物俑出現於唐代晚期，但仍然是以陶質為主，鐵質只是少數。
圖九 動物俑
1. 牛俑（杏園唐墓M5013:53） 2. 豬俑（杏園唐墓M2954:1）
買地券，是以地券形式葬入墓中的一種喪葬物品。鳳翔隋唐墓出土若干鐵殘片中，「從殘留形狀觀察，基本呈長方形，大小約為長26、寬20 厘米，發現有的殘片上有朱書文字，得知這些鐵片系買地券類的鐵券殘片」。偃師杏園唐墓也有出土，雖然沒有文字，也可能是買地券。買地券作為一種喪葬用的迷信物品，在中國始於東漢，此後歷代皆有之，但其材質、形制和內容大多因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鳳翔唐墓等地出土的鐵買地券，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鐵製品。
墓葬中隨葬鐵質物品，從鐵器產生之初就開始出現了，但大都是實用器具。西漢時期，出現了模仿實用器具的模型明器，如刀、劍、車馬器等。隋唐時期，鐵十二生肖俑、動物俑和買地券等的出現，應當是此前鐵質模型明器等發展演變的結果，表明專門用於喪葬活動的鐵質物品的應用獲得了進一步發展。
（九）工程鑄件
指大型土木工程的鐵鑄件，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永濟縣蒲津渡的鐵牛、鐵人和鐵柱等。蒲津渡遺址，位於山西永濟縣古蒲州城西門外黃河東岸，是一處著名的黃河渡口。早在戰國末年，就在此造橋。據唐代杜佑《通典》記載：「後魏大統四年（538 年）造浮橋，九年（543年）築城為防」。唐開元十二年（724 年），為加強關中與中原的交通和聯繫，將此前浮橋的笮索改為鐵鏈，改木樁為鐵牛。據清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河東有蒲津關，「唐開元十二年，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余，並前後鐵柱十六。金元之際，毀於戰火。後因黃河東移，沉入水中。
1988～1991 年間，蒲津渡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出土唐代鑄造的鐵牛4 尊，牛的旁邊各站立一馭牛的鐵人，面向西，分南北兩排前後站立。鐵牛形體碩大，造型矯健強壯，形象生動，尾後各有一根直徑40、長220 厘米的橫軸。鐵牛身長約300、寬約110、高約150 厘米，每尊重45～75 噸不等（圖一〇）。鐵牛立於鑄鐵基座之上，基座下各有六根直徑40、長360～380 厘米的鐵錨柱斜向插入地下，功能猶如鐵錨，非常穩固。馭牛之鐵人，地表以上人像高185～203 厘米，腳下各連接一根直徑30、長140 厘米的鐵柱樁被埋於地下。4 尊鐵人造型生動、雄健有力，但形象各異：1～3 號鐵人均袒胸赤膊，腰部系圍裙；4 號鐵人頭戴襆頭，身著半臂襴袍，腰間系帶，完全是一副唐代文官的模樣。4 尊鐵牛之間，又有南北排列的中空的鐵山2 座，另有4 個底部直徑40～50、高50～110厘米、中部有圓形穿的圓柱形鐵鐓。遺址東北部（即鐵牛的右後方），還清理出7 根高約500～600（地上部分高約300 厘米）、直徑40 厘米的大鐵柱，作北斗七星狀排列。這一大型鐵鑄件群，總重約300 噸以上（圖一一）。
圖一〇 蒲津渡1 號鐵牛
1.鐵牛後視圖 2. 鐵牛俯視圖 3. 鐵牛正視圖 4. 鐵牛右視圖
圖一一 蒲津渡3 號與4 號鐵牛和鐵人
考古發現表明，用鐵鑄造大型鑄件，從西漢時期就開始了。永濟蒲津渡的唐代鐵牛、鐵人等鐵鑄件群，表明大型工程鑄件的發展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十）雜用器具
指上述各類鐵製品之外的器具、部件、構件以及用途不明的器具等。
雜用器具中，最為常見的是用於木器和建築上的鐵釘，數量眾多，類型多樣，大致可以分為穿釘、帽釘、環首釘和泡釘等四類，在麟游唐九成宮遺址、西安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均有發現。
各種鐵釘之外，考古發現的雜用器具還有兩齒叉、環首釺，長方形支架、帳鉤、掛鉤、索鏈，套筒、扣鼻、U 字形器、合頁、環、柿蒂形飾件、器物箍、管道箍，刑具等，可謂種類繁雜、無所不有，充分顯示出隋唐時期鐵製品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是何等廣泛和普及。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隋唐時期的鐵器，無論其種類還是社會應用都在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點。
隋唐時期鐵器的應用，一方面是繼承了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統，在土木作業、農田耕作、手工業生產、軍事活動、交通、建築工程、日常生活等領域，鐵器的應用進一步普及，尤其是蒲津渡鐵牛等大型鑄件群的出現，更是成為隋唐鐵器文化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另一方面，是在此前的基礎上，鐵器的應用進一步向宗教活動、喪葬活動等社會生活領域擴展，鐵佛像、經幢以及其他宗教用品，生肖俑、動物俑和買地券等喪葬用品的出現和使用，更是成為隋唐鐵器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尤其是鐵鑄佛像及經幢等佛教用品的出現，為宋代及其以後鐵質宗教用品的流行奠定了基礎。
應當指出的是，隋唐時期的考古發現中，與鐵器的類型乃至形制結構相同或相似的銅器也常有發現，尤其是銅日用器具和雜用器具等更是明顯。譬如，三門峽廟底溝唐墓中發現的銅合頁、鋪首環釘、帽釘、四葉形飾、帶飾，北京亦庄25 號唐墓出土的銅長柄勺，西安唐李倕墓出土的銅熨斗、鎖、釜，固原南郊唐代史鐵棒墓出土的鎏金銅匕和長柄勺，以及各地唐墓中常見的銅鏡等，都與同類鐵器相同或相似。這種現象表明，隋唐時期在金屬器物尤其是日用器具的製作上存在著明顯的材料選擇傾向。當時分別採用銅和鐵製作功用乃至形制結構相同的器具，一方面是基於材料的特性，實際生活中銅器和鐵器搭配使用，如銅勺與鐵鐎斗配合使用；另一方面則主要是為了適應不同人群的需求，從考古發現來看，同類器具中的銅製品可能要比鐵製品貴重。
隋唐時期的鋼鐵技術與鐵器工業
隋唐時期鐵器的廣泛應用，是以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的發達為基礎的。根據考古發現並結合冶金學研究成果及文獻記載，可以窺見當時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發展的大致輪廓。
隋唐時期鐵礦的開採，主要分布在今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陝西和四川等地。據《新唐書·地理志》載，唐朝三百二十八府、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中，「有鐵」之縣多達100個以上；另外，兗州魯郡的萊蕪縣「有鐵冶十三」，池州的土貢物產中有鐵。
值得注意的是，文獻所見唐代的鐵產地半數以上分布在南方，較之秦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分布在北方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唐代中期，包括鐵、銅、錫、鉛等金屬礦開採和冶煉的「坑冶」，全國多達271 處。隋唐時期的冶鐵遺址，在河南北部的安陽、林州一帶以及四川邛崍等地多有發現，雖然大多未經考古發掘，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地普遍進行採礦和冶鐵的盛況。
隋唐時期的鋼鐵冶煉技術，主要是此前形成的技術傳統的延續。煉鐵的燃料，雖然煤炭的利用有可能上溯到北魏時期，但隋唐時期仍然主要是木炭，而煤炭的廣泛開採和利用是從宋代開始的。煉鐵的豎爐，以橫截面是圓形的為主，小型煉爐內徑約1 米，大型的可達2.7米左右，爐高一般在6 米以下，爐內容量2～10立方米不等。鼓風設備大致有三種：一種是漢代已經廣泛使用的皮囊；另一種是東漢時期發明的利用水力推動鼓風器的水排，主要應用於大型冶鐵工場；還有一種是立式風箱（元代稱之為「木扇」），即利用立式木箱一側箱板的開閉進行鼓風。這種立式風箱的圖像曾見於敦煌榆林窟西夏時期的鍛鐵圖壁畫，表明1032～1226 年西夏時期已經廣泛應用，其出現有可能上溯到唐代。至於活塞式木風箱，則是宋代以後才發明的。
隋唐時期的制鋼技術，主要是鑄鐵脫碳成鋼、百鍊鋼、炒鋼、灌鋼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應用。鐵器成型和加工技術，仍然是范鑄和鍛制並存；淬火工藝廣泛應用，通常採用的是水淬。鐵器成型和加工技術的發展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鐵器鍛制技術的廣泛應用。在古代中國，自液態生鐵冶煉技術於公元前700 年左右出現之後，鐵器的成型技術長期是范鑄為主、鍛制輔之。隋唐時期，這種狀況為之大變。當時的鐵器除了土作農耕具中的鏟和犁鏵、手工工具中的錛和錘、車馬機具中的承和齒輪、日用器具中的鏡、作為炊具的釜和三足鍑、大型工程鑄件、佛像和經幢等宗教用品、喪葬用品中的俑類等依然採用鑄造之外，其他各種類型的鐵器大都採用鍛制，尤其是土作農耕具、手工工具和刀、劍、鏃等兵器更是廣泛採用鍛制。西安和洛陽隋唐墓出土的41 件鐵器，經金相鑒定，其中鍛製品31 件，佔總數的76%；鑄造品僅有10 件，主要是犁鏵、承、錛和鐵板等。鍛制技術的廣泛應用，一方面是有賴於炒鐵術和制鋼術的普及，另一方面更是促進了鐵器形態的多樣化和結構的複雜化，提高了鐵器的實用性，增強了鐵器的應用。這種以鍛製為主、鑄造輔助的鐵器成型加工技術體系，為此後歷代所繼承。
其二，是大型鐵鑄件鑄造技術的成熟。前已述及，大型鑄件的鑄造始於西漢時期，而永濟蒲津渡唐代鐵牛等鑄件群的出現，表明隋唐時期大型工程鑄件的鑄造工藝技術達到了空前的水平。金相觀察和成分分析表明，蒲津渡鐵牛和鐵柱等用低硅灰口鐵鑄成，是用木炭做燃料冶鑄的。蒲津渡鐵牛等鐵鑄件群，是採用傳統的泥范鑄造法鑄造的；鐵牛、鐵人等是在原地挖坑採用地坑泥范法渾鑄，鑄成後不再移動。以此為代表，包括臨汾大雲寺鐵佛頭、太原開化寺鐵佛像、常德乾明寺高達5 米的鐵幢等大型鐵鑄件，以及武則天時期的高達一百五尺的銅鐵合鑄「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等，都是在當時大型鑄件范鑄技術成熟的技術背景下鑄造而成的。這種技術的成熟，也為後來歷代大型鑄件的鑄造奠定了技術基礎。
其三，是鐵器實用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任何一種器具，都因其造型及其表面裝飾等而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就鐵器來說，由於其金屬特性和社會應用等特點，在造型上人們長期關注的是其實用功能，並且很少有器表裝飾，使得其缺乏藝術性。這種狀況，隋唐時期發生了明顯變化，鐵器的製作，不僅強調其實用性，同時也注重其藝術性，實現了兩者的高度統一，使有些鐵器成為了真正的藝術品。舉例說來，大雲寺的鐵佛頭，其造型與表情與同時期的佛教石造像別無二致；杏園唐墓出土的鐵十二生肖俑，獸面人身，軀體做成文官的形象，而頭部分別做成12 種生肖動物的頭部形象，各種動物特點突出，風格簡約，實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統一；杏園唐墓出土的鐵牛、豬等動物俑，雖然重在表現其外部輪廓而缺乏細部刻劃，但同樣是動物特徵鮮明，頗具憨態可掬之感。永濟蒲津渡的鐵牛和鐵人，其實用功能本來是用來固定浮橋索鏈的地錨，但卻將其設計鑄造成具有鎮水功能的牛的形象並在其旁立馭牛人（圖一一）。據研究，鐵牛「取形於秦川牛的雄健體形、南陽牛的高達粗壯和有角、晉南牛的後軀部之優點塑造而成」。鐵馭牛人更是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正因為如此，蒲津渡鐵牛和馭牛人不再僅僅是堅固實用的地錨，而是充滿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的藝術珍品，自古至今令觀者嘆為觀止。隋唐時期，這種鐵器的實用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形成，一方面與當時鋼鐵技術尤其是成型加工技術的發達有關，另一方面則與鐵器的應用擴展到宗教活動等領域、設計鑄造者更注重鐵器的藝術表現力有關。
關於隋唐時期鐵器工業的經營管理及其發展狀況，簡而言之是官府經營與民間經營並舉。隋唐時期中央政府經營手工業的最高管理機構是少府監，其下設有中尚、左尚、右尚、染織、掌冶等五署，其中掌冶署「掌范鎔金銀銅鐵及塗飾琉璃玉作」，直接與鐵器的製作和供給有關，其產品主要供應皇室和官府。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在地方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或者直接組織鐵礦的開採、鋼鐵的冶煉以及鐵器的鑄造，如兗州魯郡萊蕪縣「有鐵冶十三」；諸冶監「掌鑄兵農之器，給軍士、屯田居民」。但最為常見的情況是，由私人採礦冶煉、官府收稅，並沒有像煮鹽、鑄錢等那樣實行政府專營，即「銅鐵人得采，而官收以稅」。這是漢代以來國家經營管理鐵器工業傳統的繼續。鐵器工業的民間經營，情況比較複雜，有家庭副業、個體工匠、私營作坊和冶鑄工場等多種不同的類型，其產品作為商品進行買賣。當時甚至有可能出現了「生鐵行」之類的行會組織。隋唐時期的鐵器，大多是民間鐵器工業的產品。唐朝末年，政府允許有較大規模的民營礦冶，為宋代冶鐵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時期，隨著鐵宗教藝術品的出現和使用，捐鑄鐵器或捐資鑄造鐵器的情況應運而生。前述當陽玉泉寺大鐵鑊上「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永充玉泉道場供養」的銘文表明，它是由李慧達捐資鑄造供玉泉寺使用的。這種做法，隋唐以後逐漸普遍起來。
結束語
上述分析表明，隋唐時期的鐵器和鐵器工業，在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的發展：鋼鐵技術有所進步，尤其是鍛制加工技術的應用更為廣泛、大型鑄件的鑄造和使用、鐵器造型和結構上實用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等，構成隋唐時期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的突出特點；鐵器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應用進一步普及和擴展，尤其是佛像、經幢等宗教藝術品的出現以及生肖俑、動物俑等喪葬用品的出現和使用等，表明鐵器應用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成為隋唐時期鐵器及其應用的另一個時代特點。
隋唐時期鐵器和鐵器工業的發展演變，一方面與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帶動和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發展。因此，鐵器和鐵器工業不是孤立的，隋唐時期的鐵器和鐵器工業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當時整個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及其變遷。
附記：本文插圖由李淼同志協助製作，謹此致謝！
（作者：白雲翔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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