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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你不一定要進哈佛,但你一定要看清哈佛的邏輯!

查爾斯·威廉·埃利奧特(又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1834—1926),哈佛大學第21任校長,被譽為美國近代最偉大的教育家,羅斯福總統稱其為「共和國第一公民」。

在他的帶領下,哈佛大學從偏安一隅的傳統學院發展成為世界頂尖大學。

埃利奧的校長生涯也不乏與不同意見和人士的爭鬥,甚至失敗。他本人曾風趣地說過:我從不孤單,因為總是有人和我干仗

哈佛著名歷史學家末里森(Samuel Morison)曾說,埃利奧能夠在任期內實現他在就職演講里為哈佛描繪的發展藍圖的大部,原因之一是他比他的反對派們更有活力,活得更長(以高壽九十二歲過世)。

查爾斯·威廉·埃利奧特

在這個時代,知識早已不是力量,但知識的背後卻隱藏著力量卻亘古不變。你我或許都不曾進過哈佛,但我們一定要看清哈佛的邏輯,看清哈佛之所以成為頂尖名校背後的力量。

今天,來聽聽這位哈佛最牛校長談教育。

1、哈佛校長教育思想的形成

查爾斯·威廉·埃利奧特是哈佛大學歷史上任期時間最長的校長(1869—1909)。他雖然稱不上是哈佛最偉大的畢業生,卻是哈佛歷史上最偉大的校長。

他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實踐集中體現在:自由選修制上,具體包括賦權學生以養責任感;專業化教學以增學術;實用科目以應社會。

埃利奧特本科教育思想的形成與他的家世、教育背景和歐洲遊歷經歷密不可分。

首先,出生於哈佛世家的事實使他與哈佛有了「同命運、共呼吸」的「不解之緣」。

他本人是哈佛大學1853屆畢業生。祖父曾出資在哈佛大學建設立了希臘文的教授席位,父親是哈佛大學前任財務長,堂兄是哈佛學監之一,哈佛大學諾頓教授及蒂克納教授是他的姻親,哈佛大學藝術史教授是他的表哥。

他的第一次婚姻雖因妻子病逝而短暫結束,卻使他成為哈佛大學基督道德教授皮博迪的姻親,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堂弟艾略特也曾在哈佛求學。這些與哈佛和哈佛教授的淵源毋庸置疑影響了他對哈佛各方面的理解。

其次,埃利奧特早年受教於波士頓拉丁語學校和求學於哈佛的教育背景使他對於舊式的教育有了切身的體驗和感悟。波士頓拉丁語學校留給他的是學校的體罰和與愛爾蘭男孩打架的記憶。

15歲時(1849年)他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埃利奧特和同學普遍憎恨當時的課程。

1853屆哈佛本科生課程有拉丁文、希臘文、數學、修辭(作文、講演、邏輯)、歷史、化學、法語、自然歷史、理性和道德哲學、物理、政治經濟學、憲法、自然及顯性宗教。

雖然19世紀50年代的哈佛大學課程中三、四年級的學生可以有一門選修課,但若多選一門,這第二門則被認為是「額外」課並不計入學分。

埃利奧特不喜歡當時所受的本科教育,但個性和家庭環境極大地促使他鞭策自己,他仍然認真預備那些「乏味」和「無用」的課程。

他畢業後進入了化學教授庫克的個人實驗室,觀察實驗過程並探索知識,庫克教授是哈佛1848屆畢業生,有一年歐洲經歷,基本上靠自學成才。

他充滿熱情和奉獻精神,熱心於推進知識和學院的發展。他在背誦要求之外,增加了在全班面前進行試驗並講授,還帶領學生參觀附近工廠所應用的化學原則。

埃利奧特大一的時候,這門課並不是必修課,但整個年級都來上課。這種探究式教學方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在90歲壽辰時他還對此深懷感謝之意,並從他執掌哈佛後實行的本科教學改革可見這種教學方式對他的影響。

最後,遊歷歐洲高等教育院校和機構的經歷,開闊了他對於教學和教師學術的認識。1863年他首先到達巴黎,他認為法國的化學講座比較初級,沒有哈佛的深度,因而將目光主要投向法國初級到高級的各類科學和教育機構。

參加各類公共講座,閱讀這些機構相關內容。善於應用的習慣、具有的精力和超群的記憶力使得他自我建設計的調研對後來進行哈佛本科教育改革極具指導意義。法國的經歷使得他驚訝於這些高水平學者不僅從事教學,而且進行研究。

在此他見證了選修制的優勢,它具有美國大學所不及的豐富、實用的教學內容以及多樣的教學方法,這些經歷影響了他日後主持的哈佛本科教育改革。

2、哈佛校長的教育思想和實踐

1、賦權學生以培養責任感

正如弗萊克斯納所主張的,大學生必須對自己、對所學學科、對自己的學習方式負責。

埃利奧特在1869年的傳統就職儀式上,發表了「不傳統」的演講,「19或20歲的年輕人應該知道他最喜歡什麼,什麼最適合他,校長不能將其意見強加於任何人,大學永遠不能有獨裁者。學習永遠是共和性質的」

埃利奧特決心改變古典必修課程,實行自由選修制,使之成為「由學生自己選擇的,經過精心計划過的許多科目的學習,有部分形式上指導,但主要是順乎本性和興趣的許多教學課程」。

埃利奧特認為:「舊式必修課為所有人制定了一樣的課程,學生沒有選擇的自由,也不會經驗任何責任感。正如其他事一樣,學生只有擁有自由,才能具備自我引導和自我控制自己行為的責任感

對於大學來說,具備好的選修制能夠提供多樣的教學,為學生進行日常指導,進行嚴格考試。經驗已經證明美國大學入學生具備了智力和品性,足以收穫擔當責任而得到的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益處。」

斯坦福大學

他認為,任何人,無論孩童還是成人,手工或腦力勞動者,總是會對自己感興趣的工作加倍努力並取得更多成績。本科教育的自由選修制可以使「各類學生各得其所」,不同類型的學生都能從中獲益:

對於有學業抱負的學生個體來說,選修制能夠使其得到更大的發展,同時能夠較快地使其有所創新,促進知識領域的發展;

對於沒有學業抱負的學生來說,他的全部課程會和大部分美國高校的課程相似,還是原來的古典課程,可以繼續在中學裡學過的課程,或者可能比任何雄心萬丈的學生所選的課都要更加多樣化。根據個人對學科和教師興趣度選擇的課程,使學生比在舊式課程制下更加用功;

對於不認真的學生來說,他會迴避高級課程而偏好那些基礎性課程。在這些課程中,他無疑會選擇那些他最感興趣的,或選擇那些教學經驗不豐富、不太嚴格、心慈手軟的教師,認為這樣就可使自己免於重責。他也會研究課程表,避免選擇那些時間不合適的課程。

對於智力發展遲緩的學生來說,選修制是他們的福音。舊式必修課程不能為這些遲緩的學生提供發展機會,而範圍廣泛的選修制則為其提供了成就機會。

選修制不等同於讓學生具有「無所事事」的自由。學生自己選課,但課程量是定製的,通過定期測試、論文、實驗室工作和師生間經常性會面來考察學習情況。

在埃利奧特看來,必須給予學生選課的自由,只有具備選擇的自由,才能培養他們的責任感。不同類型的學生都需要自由選課,他們也已經具備了選課的能力,而自由選修制正是賦權給學生,能夠培養他們責任感的本科課程制度。

清華大學

2、專業化教學以增強學術修養

美國高校早期的課程科目承襲了歐洲古典「七藝」,通常是由一位教師承擔一個年級的多門課。

這種由一位老師承擔多門課程,他的工作只是要求學生背誦課本內容的教學,無專業化可言。這種教學局面從哈佛建校之初一直盛行,至1828年達至全盛。當時大學的職能就是要「訓練心智」和「裝備心靈」,是傳播知識而不是發展知識的場所。

19世紀60年代之前也就是埃利奧特在哈佛實行自由選修制前,相當多高校的教師因循守舊,教學活動按部就班和循規蹈矩,「有教師在校外做講座,或者編寫大學和中學教材,還有的兼做牧師從事講道」。

當時的高校缺乏可以鼓勵教師發展「高深學問」的環境,「偶爾出現個別教師深度探尋真理,也只是完全出於個人天分和愛好」。

1869年埃利奧特執掌哈佛,實行的自由選修制使得教師進行專業化教學。「教師致力改進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教學,否則,自由選修制下的學生可能不會去選擇這門課。

「教學方式」開始改變以往的簡單背誦和講授做法」,背誦只是「檢查」學生,而不是「教」學生;簡單的講授則過於「消極被動」。取而代之的是進行對話式教學,提問學生並做解釋說明,並發展其在特定領域的學術。

專業化的教學改變了,傳統的學院里一名教授講授多門課程,雖有廣博的知識但並不精深。隨著學科的分化,課程劇增,自由選修制的實施有了充足科目的保證

麻省理工大學

3、實用科目以適應社會

殖民地時期美國高校科目的設置原本就不是出於實用的目的,也與經濟發展無關。建設立大學是幫助那些「十四五歲男孩子過渡到成年」。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官員」和「牧師」。但是像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以及國務卿馬歇爾都沒有學士學位。

大學教育不僅似乎與政治領袖無關,與財富似乎也無必然聯繫。美國當時的富豪如格雷、達比、坡肯斯、阿坡樂頓、勞倫斯沒有一位是受過大學教育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鋼鐵大王卡耐基的成功似乎告訴年輕人致富之路在於投身工作而不是泡圖書館。

內戰後的美國對於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大學需要不同程度地對市場做出反應,否則就可能遭遇「不實用就死亡」的下場。

這一時期的高等教育不再是人們眼中的「無用之學」,不再是發財或從政之路上可有可無的點綴,而逐漸成為進入特定行業的必要條件。

對於大學課程的建設置,埃利奧特於1869年初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新教育:它的組織》一文中,明確對時代要求做出回應,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實用的大學課程思想,也正是這篇轟動當時的文章促成了他後來執掌哈佛,並進而實行自由選修課程的大學課程改革。

文中指出「美國的物質建設需要工程師、建築師、化學家和製造者,大學應該培養輸送相應的人才」。

埃利奧特實行的自由選修課程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科學課程。他從四年級開始往一年級實行選修制,到了1885年,必修課只有英語作文、法語或德語。

對此,他是滿意地概述:「沒有任何一門以往的專有主課,如希臘文、拉丁文、數學、邏輯、形而上學,還被要求必修:沒有特定的課程組合或課程選擇是由教師給出。」1906年哈佛又開建設了新課——社會道德,回應學生對於城市貧困問題的關注。

劍橋大學

3、哈佛校長的教育影響

埃利奧特本科教育思想和實踐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對於高等教育教師主體和學生主體的影響。教師的角色、學術和考核都發生了變化。

首先,教師的角色由舊時的紀律維持者、行為規範者和背誦檢查者,轉為現代意義上學術共同體的共同創建者。

教師的學術不再是過去那種毫無挑戰的全科知識傳授者,而成為專門課程的探究者。背誦式教學方法除了在語言教學上,已經基本絕跡,不斷增多的講授制的已經由量多轉為質高,實驗室教學法已被引入並佔據相當大比例,對於助理教授和教授的任命主要是看是否具備進行持續、創造性學術工作的能力。

對於學生的影響就是,真正給予他們學習的自由。892屆的哈佛畢業生勒蒙特,1946年回想當時大學帶給他的快樂,首先提到的是提供了廣博的學習和思想寶庫,其次是大學的自由氛圍。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美國19世紀60年代大學校長的作為可以促成100多年後的輝煌,我國歷史上20世紀早期也出現了如蔡元培、梅貽琦等卓越大學校長,但也有100多年建校歷史的我們,至今還處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階段?

我國經濟可以飛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高校可以擴招,跨越式進入到大眾化階段,那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否也可以通過建設定時限而實現?

哈佛大學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幾位卓越校長的思想和實踐,而研究其中最偉大的校長埃利奧特的本科教育思想或許是那至千里的「硅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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