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嶴菲：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元培與北大的合離
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蔡元培與北大的合離
提起蔡元培，人們耳熟能詳的恐怕便是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那段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新舊各派匯聚於「兼容並包」的理念之下，許多青年學子也因受到「蔡先生」和「北大精神」的感召，競相投考。那時的蔡元培校長成為引領學界的精神領袖，重塑風氣，釀成潮流，一舉開創出「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胡適語）。
蔡元培晚年回憶時曾說：「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8頁）無論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一改北大「官僚養成所」之風氣，其歷史與價值都值得不斷書寫和重估。相對於那「五年有半」，一直以來人們很少談及蔡元培名義上擔任校長的時段。沒有這另外一半，實際上是將北大校長生涯硬生生地一刀斬斷。蔡元培之於北大的影響，並不隨其結束實際掌校而終止，也不以其最終任期為限定，兩者之間的關係無疑是深遠的。
1918年、1922年及1926年後的餘音，橫跨蔡元培實際掌校及名義上擔任校長期間，也是蔡元培與北大關係發生轉變的三個關鍵性的年份。將蔡元培的北大校長生涯串聯起來，更加完整地去看待這一期間的起承轉合，或許對重新認識那個時代會有所幫助。
蔡元培任命狀
1918年：漣漪
蔣夢麟將蔡元培出掌北大比喻為「在靜水中投下革命之石」，「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119頁）。1918年是蔡元培校長正式任職的第二年，此時已可見微波蕩漾之勢。
上年末舉行的北大創立二十周年校慶紀念會上（此時北大的校慶日為12月17日），師生故舊歡聚一堂，其樂融融。演說會氣氛輕鬆融洽，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到場眾人無不對這所如獲重生般的大學表達了無限的祝福和期待。蔡校長就職演講時所言「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的迴響尚在耳邊，北大校園內諸多改革之成效已然在年末開始顯現。蔡元培入校即下定決心延聘「純粹之學問家」和「學生之模範人物」，整飭學風，將北大改造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最先受邀的是被委以文科學長之職的陳獨秀。在蔡元培的邀請下，《新青年》作者之一、尚在美國的胡適得以來校任教。這一年新加入北大的教師還有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新組建成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一改以往校長獨斷專行、發號施令之風，向更多人開放了北大校務的參與權和管理權。這也傳遞著一條訊息，即北大校務需要眾人的共同努力和參與。
1918年，創刊未久的《北京大學日刊》已經成為溝通北大校內外的橋樑。在年初的《日刊》上曾刊出了一則「紀事」，記載有北大學生查釗忠以及陳寶書、錢王倬等二十四人聯名致函蔡元培，希望學校能對素來好學卻因家貧無法繼續學業的第一寄宿齋役何以庄，「量才撥調」，並附上何所作文稿三篇。蔡元培接到學生來信及附文後，也認可何以庄確如學生們所言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遂調其入文科教務處，擔任謄寫之務，酌增月給，「藉以勵其好學之誠」。通過《日刊》，師生同人有了聯絡感情和交換意見的平台，北大校務也與普通職員、學生發生了實際的關聯。這件小事還促成了校役夜班的開辦。4月底，蔡元培在校役夜班的開學禮上發表演講說，無論哪種社會，小到家庭、商店，大到國家，都要知道是與每個人都休戚相關，每個人都需各盡其責，所以「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
蔡元培對向學者積極鼓勵，同時也對違犯校紀者決不姑息。也是在年初，蔡元培就發布過「校長布告」，警告學生如有對職員無禮之事，「查明後定當照章懲戒，斷不姑容」。此後，他又多次發布從嚴整頓校風之布告，規勸學生專心向學。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18年，因無故曠課、無視校規而被記過或勒令退學者，就有八十餘人。
重塑學風，是蔡元培革新北大的出發點。但「風氣」大多虛無縹緲，卻又須落實於一事一物才能判斷其成效。學問之事本有其一套規則和要求，以追求高深和專精為目標，並不是指要落入玄虛莫測，故作高深。這虛實之間，並不容易拿捏。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其間游刃有餘，實源自於其自身豐厚的學養和對現代學術大勢的理解和判斷。學問通透者，不再把學問只看作是認識事物的規範，更是將其理解為生活態度和處事方法。1917年度的北大學制改革，涉及到文理兩科擴張、預備法科的獨立、歸併商科於法科、停辦工科、縮短預科學時等諸多制度的革新，其背後實際上離不開蔡元培對「學術」二字的理解。他認為「學」與「術」關係至為密切：文、理，學也，以研究真理為目的；法、商、醫、工，術也，不可不服務於社會，繼而以服務時所得經驗，促其術之進步。兩者路徑不同，「習之者興趣不同」，要區別對待。所以，他有「學術分校之議」，強調和擴充文理兩科，是因為認定「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而治術者則可謂「高等專門學校」。
將北大改造為「高深學問研究之所」，也是蔡元培在1918年著重努力的方向之一。2月初，他為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發表公開信，動員全校師生參與搜集宋代之後反映社會時代風貌之歌謠。2月中，他與陳寶泉、湯爾和等人聯名發起學術講演會，希望藉此喚起國人研究學術之興趣。2月底，北大國史編纂處報送的國史編纂略例得教育部批准，北大國史編纂工作開始著手進行。4月，蔡元培撰寫《北大畫法研究會旨趣書》，並先後聘請陳衡恪、徐悲鴻為研究會導師，並參與擬定簡章，號召學生「以研究科學之精神貫注之」。9月底，議定將於1919年起編輯出版《北京大學月刊》，並親自撰寫「發刊詞」，再次強調「大學者，囊括大點，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人們所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等語，是要到1919年3月與林紓的論戰時才會出現的表述，不過在1918年，這一觀念的思路和面貌已經日漸清晰。
這一年秋季開學典禮上，蔡元培對北大一年的情況做了總結：「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為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又如設進德會，書法，畫法，樂理研究會，開校役夜班，助成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等，均為養成學生人格起見。……一年以來，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於數、理、化等學外，兼徵集全國生物標本，並與法京『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近並鑒於文科學生輕忽自然科學、理科學生輕忽文學、哲學之弊，為溝通文、理兩科之計畫。」（蔡元培《北京大學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3卷，382頁）這份有些像提前彙報的「年度總結」，曆數了近一年來北大在學術上之進步，也頗能看出蔡元培心中諸多事項的分量。
1918年，對蔡元培和北大來說，也並非一帆風順。5月，中日兩國簽訂「防敵軍事協定」，北大學生群起反對，走上街頭抗議示威。為保護學生，蔡元培與各學長以「奉職無狀」為由提出辭職，後經多方挽留才算作罷。以後見之明來看，這次辭職只能算作一次小波瀾，北大秩序很快恢復正常。比起第二年將會發生的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以及此後多次因辭職而引發的風潮，1918年相對平穩的內外環境使得北大師生可以專註於校內的革新，蔡元培對人事與制度的設計大部分得以逐一落實。對蔡元培來說，這是忙碌而又充實的一年，正如他在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演講的題目是意味著「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一年。
左起：魯迅、蕭伯納、蔡元培
1922年：轉折
1922年，對蔡元培與北大來說都是頗為不平靜的一年。
先是困擾已久的經費問題。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教育，並率團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直到當年9月才回到國內，校務由蔣夢麟代理。因欠費過多，教員無以為濟。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多次與政府交涉未果，被迫宣布罷課，索薪運動最終爆發。6月3日，各校教職員代表暨學生代表聯合前往教育部索要積欠，與衛兵發生衝突。聯合會主席馬敘倫和北大教授沈士遠等十餘人受傷入院，釀成「六三事件」。武力衝突換來了輿論對此事的關注，但卻仍未能將積欠問題徹底解決。
進入1922年，經費問題危機更為嚴重。1月中，蔡元培領銜具呈北京教育部，為國立八校用品請免納稅；2月初，再次領銜具呈北京政府，請撥德國賠款為八校基金。3月底，代表八校致函中國銀行負責人張公權等，請其允許以債券為抵押，先行借款，以渡時艱，卻未能成功。7月，再次領銜致函財政、教育兩總長，爭取款項。8月，八校代表請見交通總長協商經費事受辱，提出總辭職，未獲准，陷入膠著。9月中，八校校長再發宣言，聲明不再負責任，蔡元培亦隨之發表與北大脫離關係的啟事，最終迫使政府先行撥付兩月經費，學校秩序才開始慢慢恢復。
1921年末，蔡元培因糖尿病發下足潰爛，不得不入院修養，但在此期間，他仍不顧病體，不僅領銜參與各校聯合行動，還利用自己各種身份和影響力積極爭取各類款項，如代表華法學務協會歡迎法國新任駐華公使傅樂猷，爭取法國退還的庚款，並領銜代表北京華法各團體致函財政總長及教育總長，為維持大學苦心孤詣，鞠躬盡瘁。
不過，在看似一致行動的背後，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的分歧越來越大。他的一貫看法是，時局雖然紛亂不安，教員生計困苦也是實情，但辭職始終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且以學生學業為注，更不是上策。但「五四」後，教育界內部意見更趨多元。據1922年胡適4月9日日記，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上，多數人主張延長春假，實則是不滿政府拖欠薪酬變相罷課。蔡元培親自出席會議，說了「許多很爽直的話」，還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說，堅決不肯延長春假，並表示如果教職員堅執此議，他便要辭職，但此次辭職，不是對政府，是對教職員。聯席會議的人雖然很不滿意，「但不能抵抗」，各校仍一律開課，各代表則選擇一起辭職。8月中，蔡元培雖然再次領銜與北京國立各校校長發出辭職通電，他卻並不同意總辭職，但是「勸阻不住」，也只能採取一致行動。
自「五四」運動後，蔡元培聲名威望異乎高漲，真心服膺者為數眾多，卻亦不乏有借其盛名地位而別有他想者。蔡元培被置於高位，身陷無盡又無解的瑣事之中，甚至漸漸失掉了決斷的自由。這對只是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且自認「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來說，自然是莫大的折磨，心境已經不復當年（參蔡元培《關於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37-38頁）。
其次，1922年10月北大的講義費風潮也給蔡元培很大打擊。當時，有北大少數學生不滿徵收講義費，先至會計科謾罵職員，第二日又擁至校長室，雖經詳為解釋，而學生「始終不受理喻」，「威迫狂號，秩序蕩然」（蔡元培《為北大講義費風潮辭職呈》，《蔡元培全集》第4卷，784頁）。校長蔡元培及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均宣布隨同辭職，全體職員也停止職務。後經全體學生一致挽留，才算平息風潮。
雖然事後曾有人說蔡元培是「小題大做」，但他卻把學生的「暴舉」看得很重大，認為此等蔑視他人人格即放棄自己人格的舉動竟出自北大學生，實難容忍。有人借端生事，意圖破壞，學生們卻只知盲從，也必須要做出檢討。蔡元培在回校演講中也苦口婆心地規勸學生，對不了解的事，「用開誠布公的意思解決他，不要蓄積起來，生出無數的誤會」。即便出事，也要「保持冷靜的頭腦，能畫清界限，不為一時的衝動所左右」（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十月二十五日大會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4卷，791頁）。
早在「五四」運動剛結束時，蔡元培就曾向蔣夢麟表示過自己的擔心，認為北大「今後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利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西潮·新潮》，125-126頁）。講義費風潮看似順利解決，但蔡元培已萌生去志。這一點也可在胡適《我的年譜》里得到印證。胡適提到，蔡先生去志既決，所以才會在北大廿五周年紀念時大舉慶祝，「頗有願在歌舞昇平的喊聲里離去大學之意」（胡適《我的年譜》，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75頁）。去志漸堅，再加上心境上的改變，蔡元培最後提出辭職只待時機。這一觸發點便是「羅文幹案」。
1922年11月，時任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的羅文幹被指控在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為。國會提請嚴辦，總統黎元洪下令京師警備廳將羅逮捕，「羅文幹案」事發。王寵惠、羅文幹都是「好政府主義」的公開支持者，他們不僅在蔡元培領銜、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字，還相繼入閣參政。但現實政治終究不同於書生議政。1923年1月11日，「羅文幹案」雖因證據不足不予起訴，但國務會議不滿此結果，借新任教育總長彭允彝之口提出複議，使羅再次入獄，並以偽造公文等多項罪名予以起訴。
讓蔡元培最終下定決心提出辭職的正是彭允彝提議對羅文幹案的再審。1923年1月17日，他向總統黎元洪提交的辭呈中說道：「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第二日，他又公開發布啟事稱：「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
蔡元培提出辭職，對大眾而言始料未及。以其聲望，無論是北大校內，還是北京教育界，一時間都無法接受這一結果，於是一場遷延半年有餘的「驅彭挽蔡」運動正式開場。蔡元培是從邵飄萍那裡得到羅文幹被捕的消息，正式公布辭職之前，也曾與湯爾和、胡適及蔣夢麟等人商議。也就是說，蔡元培此次辭職實際上是眾人協商後的結果。胡適等人還計劃將辭職事件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題目」，連續發文聲援，只是沒過多久他們便發現眾人只看到彭蔡之爭，根本無意討論反抗軍閥政治的問題。
而遞交辭呈後，蔡元培卻是真的走了。他先是避走天津，後又南下，對學界內外「挽蔡」呼聲不再做出回應。最終，他也沒能如「五四」運動後的辭職一樣收回辭呈，而是選擇攜眷遠走法國。蔡元培的辭職，雖然在眾人眼中被處處詮釋出「不合作主義」色彩，但這一帶有轉折意味的選擇，其實可以在1922年里隱約找到答案。
餘 音
蔡元培在1923年提出辭職後，實際上並未得到獲准，所以身份仍是北京大學校長。只是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歐洲各國演講、會晤和從事研究著述工作，不再過問具體校務。1926年初，蔡元培去國近三年後終於返程。得到消息的北大師生，立刻行動起來，籌備隆重歡迎活動，甚至喊出「非蔡不可」的口號。就連一向很少過問校務的周作人也給蔡元培寫了一封長信，請其回校。不過，蔡元培對北京惡劣的政治環境相當警惕，不願再與軍閥政府有任何合作，對外界的盛情邀請並不過多回應，而是取「毀譽聽之，不願與辯」的態度，選擇留在南方為北伐做準備。
蔡元培
此後的兩年，先是劉哲重組北京國立各校為「國立京師大學校」，並親自兼任該校校長，蔡元培名義上的校長始告一段落；再是1928年6月北伐軍克複北京，北大師生又想請他回校。不過，世易時移，回與不回，已不是他一人可以決定。在再次短暫擔任名義上的北大校長後，1930年9月19日的南京國民政府第94次會議通過了他的辭職。蔡元培的北大校長生涯才算真正地划上了句號。
時至今日，談及北大仍無法繞過蔡元培。如果對他的在校時間做一更細緻的量化統計，不難發現，其所言「五年有半」的實際在校時間，還要再打一折扣。而這一部分正是諸多史書上著力描繪的部分。不過，只有以十年整體觀之才會發現，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任職期間屢屢陷入去留之間的躊躇不決之中，顧慮重重。只是盛名之下，人們需要的是一個力挽狂瀾、拯救大學於水火的蔡先生，卻從未顧及，或是不願正視他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其實從躊躇滿志到心灰意冷，蔡元培十年間的心境變化，恰為此時段中國大學乃至社會劇烈變動提供了生動的註腳。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18年第1期 「特別關注」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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