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學術風格與貢獻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

由李文研究員主持, 經過當代中國研究所同仁數年的艱辛努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一書終於問世了。作為同行, 一方面表示祝賀, 另一方面發表幾點讀後感, 供學界參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一項標誌性成果

從學科發展史來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或稱中國當代史、中國現代史) 是一門新興的學科, 但在今天已成為中國史學最有潛力、發展勢頭最為強勁的一個領域。然而, 必須承認, 在中國當代史學科研究中, 不同領域的發展並不平衡, 與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 社會史可謂新興學科中的一名新兵。同樣, 在中國社會史學科之內, 也可作如是觀。改革開放以來, 社會史的復興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現象之一, 但與中國古代社會史和中國近代社會史相比, 中國當代社會史是較晚產生、當然也是最為薄弱的領域。令人欣喜的是, 近些年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社會史角度探討中國當代社會史, 其中既有專門從事當代史研究的學者, 也有一些從事近代史乃至古代史研究的學者。當然, 大多數研究成果仍是片段的、零散的, 貫通性的當代社會史著作極為鮮見。學術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 具體的實證研究只有與貫通的、系統的宏觀研究相互結合, 才能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從而形成整體史形態。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置於以上學術脈絡之中進行審視就不難定位:該書不僅是當代史學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提供的一項標誌性成果, 也是為中國社會史提供的一項新成果, 甚至是為整個中國史學提供的一項新成果, 其影響力不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也不限於中國社會史, 而是中國史學界。

一部教科書式的中國當代社會史著作

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都知道, 真正系統地學習歷史往往是從教科書、從貫通性著作開始的, 即先了解歷史的基本線索和大概輪廓, 然後才進入專題的、具體的歷史領域, 否則就可能陷入盲人摸象的瑣碎之中而不能自拔。如上所言, 學者可以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各個問題對中國當代社會史進行研究, 但與此同時, 也有必要為中國當代史尤其是中國當代社會史學習者 (包括研究者) 提供一部貫通性的教科書式的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出版適逢其時, 完全可以擔當這一角色和使命。該書35萬字, 除了緒言、結語之外, 按照歷史的時間、邏輯和實際順序分為六章:第一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改造 (1949~1956) , 第二章全面探索開啟後的社會建設曲折發展 (1956~1976) , 第三章撥亂反正與偉大歷史性轉折下的社會調整 (1976~1982) , 第四章全面改革推動下的社會巨變 (1982~1991) , 第五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中的社會變革 (1992~2002) , 第六章新世紀新階段的和諧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 (2002~2012) 。這六章基本上涵蓋和貫穿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至中共十八大召開的社會史全貌, 內容豐富而又簡明扼要, 大體上奠定了中國當代社會史的框架體系。就此而言, 不能僅僅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視為一部中國當代社會史專著, 還要將其看作一部社會史的教科書。其閱讀對象, 也就不僅僅限於與此領域相關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大學教師, 更可惠及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

一部具有獨特研究視角的社會史著作

與其他史學領域相較, 社會史的基本特徵是側重自下而上的視角和基層社會、普通民眾的研究。這一特徵源自對傳統史學偏重自上而下的視角和政治、軍事等研究的糾正。然而, 矯枉不可過正。即便側重自下而上的視角和基層社會、普通民眾的研究, 實際上也離不開自上而下的視角和政治、軍事等的影響, 因此, 中國當代史的所有領域包括社會史都應具有自上而下的視角。《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開篇第一句話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社會建設、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1](p.1), 明確地、集中地反映了這一研究思路。全書每一章乃至每一節, 都是首先敘述了國家發展戰略和指導思想, 然後才是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 即該書所確立的社會史的基本構架, 包括社會結構、社會管理、社會事業、社會生活、社會心態等。而這些社會史的具體方面, 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下而上的視角和基層社會、普通民眾的面相, 有的還對黨中央的決策、措施產生了反作用, 體現了國家與社會間「上下互動」的關係。也正因為此, 我們不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等同於一般的社會史著作, 而是應將其視為具有獨特視角和新中國時代特徵的成果。

一部注重社會歷史變化的著作

與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等所表現的劇烈變化相比, 社會史著作常給人一種「靜態」的印象。尤其是一部斷代社會史, 幾乎都是按「塊」分述, 少有分期、分階段的敘事。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與社會史本身有關, 它的確不像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等領域有強烈的時間節點和事件感, 而是往往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另一方面也與社會史學者的「時間意識」和「變化意識」薄弱有關。其實, 只要強化這種意識, 就能夠發現不同歷史時期乃至某一歷史時期之內的社會變化。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 新中國成立近七十年來, 無論政治、軍事、外交還是社會, 其變化之速度、深度、廣度, 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正因為此, 空前的「變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包括社會史的關鍵。《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發展的歷程、特徵和規律」。[1](p.2)這一理解是非常準確的。全書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 將中國當代社會史分為六個時期, 實際上反映了社會變遷的時代特色, 而且, 在不同時期幾乎都能發現社會結構、社會管理、社會事業、社會生活、社會心態等方面變遷的印記。以城鄉民眾日常生活的服飾為例, 改革開放以來就經過了「三個轉變, 即從『穿暖』向『穿美』轉變, 從『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轉變, 從『請裁縫做衣』到『上商場購衣』轉變」。[1](p.274)可以說, 探尋「變化」成為該書與其他時期社會史著作的顯著區別和一大特色。

一部具有辯證思維的社會史著作

歷史研究講求真實、客觀、中立, 但又不可能完全離開價值判斷, 只是判斷不可先入為主, 而應以史實為前提。歷史距離現實越近, 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越複雜, 受到的限制越多, 價值判斷就越難。與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相比, 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價值判斷是最難把握的, 它不僅考驗著學者的學術能力, 也挑戰著學者的政治智慧。《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一書, 以遵守歷史事實為根本法則, 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 即在肯定黨和政府領導下取得社會發展成績的同時也不迴避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呈現出嚴謹的辯證思維。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所發生的錯誤和問題是顯然的, 「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波動和政治動蕩, 社會階層和人際關係一度處於緊張狀態。」[1](p.58)但即便如此, 該書認為此時期「仍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艱苦奮鬥、勤儉建國、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風氣成為時代風貌和主流精神」。[1](p.58)反之,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無疑已成為共識, 但該書又指出:「中國新時期人文發展指數的提高主要由經濟高速發展拉動, 與經濟的高速發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會方面的進步明顯滯後, 而且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階層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平等問題嚴重。」[1](p.356)對於民眾心態、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問題, 作者也敏銳地發現, 如社會心態「也存在不和諧、不積極的一面, 比較普遍的、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和心理失衡成為誘發社會矛盾的溫床」。[1](p.339)互聯網的應用雖然極大地便利了人們的生活, 但同時也造成「網民對電腦和手機的嚴重依賴」, 以及「惡意傳播不良信息, 使社會思想動態更趨複雜」, [1](pp.347,349)等等。以上反思, 不僅有益於對歷史社會現象的認識, 對當今社會建設的良性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學術風格與貢獻, 相信還有修訂再版的機會, 希望再版時作者適當增加人的因素, 尤其是凸顯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能動性、主體性, 進一步揭示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對國家政策的反應, 尤其是二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參考文獻

[1]李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簡介：李金錚，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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