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意見獨家│《意志的勝利》是不是一個「好」的紀錄片？

文丨鄒細林 鍾媛媛

作者單位分別系中國傳媒大學繼續教育學部；中國傳媒大學外交學院

紀錄片真實性研究，長期以來成為紀錄片研究中的重點問題。紀錄片的真實性原則，也成為紀錄片區別於虛構性的故事片、保有自身藝術魅力，並成為世人熱捧關注對象的至關重要因素。對於紀錄片的真實，不斷有人闡發對它的認識或者重要性。小川紳介認為：「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拍電影，而是為了了解真正的現實，才花了十三年的時間。想起來不知犯了多少錯誤，被出賣了多少次，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試驗和失敗。在這個過程中，各種聲音、畫面以及各種各樣的故事，這些全都浸透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去了。這就是我把它稱作紀錄片的原因。我們不是隨便在自己的腦袋裡想出一個題目，把它拍成一個故事，而是在這個故事的深處，有我們的身體從生理上感受到的十年之久的紀錄的歲月……那種不被虛構與非虛構這些語言遊戲所左右，用人的身體所記憶的東西，才是紀錄。」紀錄片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真實產生了密不可分的聯繫，並且真實內化到了紀錄片的定義和本質當中。比爾·尼科爾斯提出，紀錄片並不是現實的複製品，它是對我們所共同擁有的世界的再現；它代表一種在此之前我們可能從來沒有遭遇過的——即使它所呈現的世界的面貌，我們其實非常熟悉——對世界的獨特見解。聶欣如認為，紀錄片以紀實為基本美學特徵，是一種非虛構的、敘事的影片樣式。它兼有認知和娛樂的功能，並以之區別於以認知為主的文獻檔案影片和以娛樂為主的藝術、劇情影片。

真實，是一種對客觀事物的描述，屬於認識論，是不依賴于思想意識而實際存在的事物，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反映，是一種事實判斷；而以「善」為核心的倫理，是一種對客觀世界的主體性判斷，屬於價值科學。純粹的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客觀表現與反映，僅僅是真實的最低要求；紀錄片的創作，也絕不僅僅是一種對生活流水賬式的記錄。真實地反映生活並不是紀錄片創作的根本目的，紀錄片創作的目的在於表達創作者對生活具有主題意義的價值判斷。

我們看到，對於紀錄片的評價，有些作品從真實性角度來談毫無瑕疵可言，每一個鏡頭都是真實的，每一幅畫面都經得起推敲，在拍攝技術和手法上，可以用壯觀、恢弘加以評價，甚至在紀錄片創作作品中可以列為經典之作；但是片子本身卻飽受爭議，甚至遭到人們的唾棄。比如紀錄片《意志的勝利》，是德國紀錄片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在德國納粹時期拍攝的一部紀錄電影。希特勒幫她組建了一支包括16名一流攝影師以及攝影助手、輔助人員在內的120人攝製組。30台攝影機和4輛裝有話筒的汽車供工作使用，在這次宏大的拍攝中，影片在藝術手法上得到了高度的認可和評價，並在威尼斯電影節和巴黎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影片獎。影片的動人之處來自她對畫面和音響的設計上：行進著的人們、歡呼、旗子、卐字徽、鷹徽、群眾、古老的德國街道和塔、民歌、雲、演講、軍服、婦女兒童——當然，首先是連續出現的元首。影片以一組令人驚愕的鏡頭開始，希特勒宛如是為拯救德國人而降生的神。這部給里芬斯塔爾帶來世界聲譽的作品，最後卻成為她導演生涯的一個抹不去的污點。

單純從事實判斷角度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部好片子。李察·默倫·巴森在談到萊尼·里芬斯塔爾時指出，萊尼·里芬斯塔爾精湛地融合了電影的四項基本元素：光亮、黑暗、聲音及無聲，也因為《意志的勝利》還創造有其他基本的元素，也不僅止於電影形式上的成就。這些元素包括主題的、心理學的及神話上的敘事，而在上述這些元素的互相作用下，里芬斯塔爾已超越紀錄片及宣傳片作為一個類型的限制。蘇珊·桑塔格這樣評價道：「里芬斯塔爾是唯一一個完全與納粹時代融為一體的重要藝術家，她的作品（不但在第三帝國時期，而且在它滅亡30年後）始終表達了法西斯美學的主題。」儘管里芬斯塔爾在《德意志的勝利》中取得突出的藝術成就，但是也無法掩蓋這是一部為納粹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的紀錄片。在人類反對法西斯暴行的正義鬥爭中，她選擇了價值觀上的反面。因此，判斷一部作品的好與壞，不僅僅要從事實角度加以評判和觀照，還要從更深層次的價值判斷上加以甄別和選擇。因為紀錄片活動中倫理衝突，本質上不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因而這種衝突從根本上說，不是事實上的「真」與「假」的衝突，而是價值上的「應該」與「不應該」的衝突。換句話說，即使在紀錄片的創作中涉及到的所有事實都為真，但仍然無法避免其中的倫理衝突。

以往紀錄片真實性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紀錄片細節、表徵或者具象的真實判斷上，例如，有從語言學角度分析紀錄片這種視聽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的還原問題上，如何來還原客觀真實事物內涵；有從美學角度來談紀錄片的真實性，認為紀錄片也就是借社會、自然之客觀存在為素材，以寄寓主觀情思及美感，達到「假象見意」的境界，對於紀錄片真實的理解也必須從「象」與「意」這兩個層面出發。還有從主觀真實、虛擬真實、藝術真實等多重角度對真實性加以闡釋的。但是統而言之，這一類對紀錄片真實性的研究，還是停留在對事實判斷的基礎上來談紀錄片的真實，這些對真實性的分析判斷，猶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就如康德的假言命令，只在某一具體條件下，才發揮作用，而不能上升為一個絕對命令——超脫一切條件的命令，進入到價值判斷的層面。因此，對於紀錄片的真實性研究的邏輯起點，必須回歸到真實與價值的概念和闡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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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南方電視學刊》2017年第5期

媒意見編輯：謝江林

媒意見美編：嚴漢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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