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三蘇」的性情 一篇文章見分曉

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兄弟，一門翰墨，史稱「文章三蘇」。三人的志向相同，但性情、文風卻大異。

所同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志道弘毅，自強不息。

所異者，老蘇「武張」以激越，縱橫排奡，攻勢凌厲，氣壯三軍。小蘇「文弛」以和緩，溫柔敦厚，主守不攻，壁壘森嚴。大蘇則「武張文弛」，豪邁婉約，隨機賦形，進退裕如。

文如其人。

《上韓樞密書》《上樞密韓太尉書》《上梅直講書》皆以卑微而干謁權貴，備見三家情性。

老蘇的《上韓樞密書》開門見山：「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跡，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可見其懷抱一片報效國家、造福蒼生的忠忱和「驚世絕俗，甚高難行」的才幹，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急於得到一個施展的平台。其用心之急切，雖與韓愈奔走大人之門的毛遂自薦相近，但措辭卻有「厲威武以振其惰」、無「推深仁以結其心」的好大喜功之嫌。

蘇洵《道中帖》

小蘇的《上樞密韓太尉書》迂迴從容：「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向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以退為進，謙恭得很。果然，後來榮登顯赫，在其位「不謀」其政，雖「不謀」其政而恪勤其事，絕去「驚世絕俗，甚高難行」，全在日常上用功夫。雖以「烏台詩案」乞納在身官為兄贖罪，謫監筠州酒稅，辟聽事堂之東為軒以為宴休，依然忙忙碌碌，「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蓋「優遊以忘其老，非所敢望也」（《東軒記》）。

蘇轍 見訪帖

大蘇《上梅直講書》由周公富貴，猶有「召公之賢、管蔡之親不知其心」之憾；孔子貧賤，反有「天下之賢才」「所與共」之樂，發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之見。不得志，「有大賢焉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僥一時之幸」，得進廟堂，則必盡心盡職，雖仕途風險，「亦何以易此樂乎？」後來，在其位謀其政，雖屢黜於有司而直諫不改；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屢貶於邊遠而超然物外。

蘇軾 寒食帖

命如其文。

老蘇執意要分個黑白，用智而斥愚，用勇而斥怯，用明而斥暗（《明論》），眼裡容不得一粒沙子。尤其在一個「崇文抑武」而「百年無事」、歌舞昇平的社會裡，放言為將用兵之道，雖然切中了時弊，但又有哪一個當局者聽得進去呢？所以，結果必然是畢生不用。他自比賈誼，大蘇作《賈誼論》，以為：「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實有糾乃父之偏之意。

蘇洵 《陳元實夜來帖》

小蘇倡「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三國論》）。甚至分析吳楚七國之亂，針對晁錯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認為「吾以為不然」。在他看來，只要「文帝忍而不削，濞未必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而晁錯也不至死於「清君側」。其無為而治的態度如此，乃能終身穩坐台輔。

蘇轍 《晚來帖》 約1089年（元祐四年） 行書 縱24.9厘米 橫19.8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大蘇則知白守黑，當勇則勇人之所不敢勇，當忍則忍人之所不能忍。斥荊公，駁司馬，當仁不讓，義無反顧；賦赤壁，記凌虛，清遠閑放，徹底放下。所以一生沉浮宦海而不改其樂。小蘇評論其兄，對他的勇於擔當不免有「不識時務」之責，但對他的善能超脫則又有自嘆不如之羨。

蘇軾《歸安丘園帖》 行書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軾論文，以為「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時而驚濤拍岸，時而湖光瀲灧，跌宕起伏，其文章如此，其人生亦似之。而老蘇則好興風作浪，常行於所不當行，故不仕於其為最宜。小蘇又「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能止於不可不行，故仕途於其為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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