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華民國收復「失地」最多之人，卻被淹沒在歷史風塵中

文史 01-12

原標題：他是中華民國收復「失地」最多之人，卻被淹沒在歷史風塵中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

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這是孫中山逝世之後，被公認輓聯最好的。那麼寫這幅輓聯的人是誰呢，他一生最大的功績又是什麼呢？

這個人叫徐樹錚，是皖系軍閥段祺瑞的靈魂人物。他的一生與段分不開，也是他造就了皖系的輝煌與衰落。他一生最大的功績，就是收復外蒙古。

徐樹錚

一

蒙古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患，但到了清一朝卻相對安定，也就有了康熙永不修長城一說。蒙古之所以對清朝「俯首帖耳」，是以為清朝的政策：滿蒙和親，以及分而治之。

清朝皇帝兼任「蒙古大汗」（蒙古人不可能反對自己的大汗），將蒙古以盟旗制度分為內蒙古四十九，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計一百九十九旗，每旗均有爵位不等的「扎薩克」或「總管」統治。各旗之間都劃定牧場，嚴禁越境游牧，即所謂「內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實際上，內蒙跟外蒙已經分離開來。

等到了1911年，辛亥年了，大清風雨飄搖，外蒙也開始蠢蠢欲動。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於庫倫獨立，建立大蒙古國並自立為帝，年號共戴。隨後，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解除清軍武裝並將辦事大臣及隨從押送出境。外蒙的獨立，清政府和繼後的民國政府均不承認。兩年後，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凱不得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規定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不得在外蒙派駐官員、軍隊以及移民。

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

而當時，不滿於外蒙自治，有心想要收穫外蒙者有兩人：一個是孫中山，另一個就是徐樹錚了。

徐樹錚（1880年—1925年），字又錚，號鐵珊，又號則林，江蘇蕭縣（今屬安徽）人，秀才出身，因區別於同時期的另一政治人物徐世昌，人稱「小徐」。1905年被段祺瑞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任段部第六鎮軍事參議及第一軍總參謀，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風流自賞，豪氣干雲，曾賦詩曰：「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張學良對其敬佩有加，稱為「上馬殺賊，下馬露布」。

二

收復外蒙古的機會，終於來了！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無暇顧及外蒙古，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對於外蒙的垂涎。在日本駐庫倫武官松井的操縱下，1919年2月，沙俄白匪頭目謝米諾夫率領軍隊來到外蒙，企圖建立一個聯合蒙古各部落而受日本控制的「大蒙古國」。而這時候的外蒙古內外交困，王公的生活費幾乎不能維持，而內蒙繼續享受著北京政府給予的種種好處以及年金，自然讓外蒙的王公們艷羨不已。

更重要的是，外蒙的這群王公們想要權力。外蒙的統治人物，原分為兩派：一派是喇嘛，一派是王公。按照前清舊制：王公管政治，喇嘛管宗教，界限十分分明。但自從在沙俄唆使外蒙自治之後，活佛成了首領，喇嘛們成了政府官吏，沒有了王公的事了。所以，王公一派是積極渴望回歸民國政府的。但是，他們也有自己的前提：那就是恢復前清舊制。而喇嘛一派，雖然也希望回歸，但是依舊想保留自治所帶來的權力。

面對外蒙即將成為「高麗之續」的危機，王公們找到了時任民國政府駐外蒙的辦事大員陳毅（非元帥陳毅），以尋求中央援助。陳毅抓住機會，趁機與外蒙古磋商增兵入外矇事宜。在得到允許後，陳毅致電北京政府，懇求派重兵入蒙，並指出「大兵入境後，矇事前途或可藉此解決，永奠蒙局」。

但是陳毅的舉措，明顯地偏向於王公一派，引起了喇嘛的強烈不滿。活佛派地位僅次於自己的嘉哼尊呼圖克圖赴京，希望將人地不宜的陳毅立即調任，「意欲請美使援助」，以維持其自治地位，舊俄、法等國也分別就喇嘛入京一事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問訊。一時之間，北洋政府陷入被動局面。而急於取俄自代的日本，與虎視眈眈的謝米諾夫亟不可待。一時之間，外蒙問題陷入僵局。

三

在陳毅進行撤治交涉的同時，徐樹錚積極從政治、軍事方面為進入外蒙做準備。10月24日，徐樹錚以檢閱軍隊的名義，從北京出發到張家口。接著，徐率領隨員、文職人員，並攜帶大批準備饋贈外蒙王公活佛的貴重禮品、洋貨分乘十五輛汽車，從張家口出塞，向庫倫進發。

對於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間的騎牆，徐樹錚認為是中國方面不夠強勢。為此，他在入蒙之前調集了80輛大卡車，入庫侖時，每車乘士兵20人，將所有新式武器悉數向蒙古人展示。車輛進入軍營後，士兵受命伏於車內，上以帆布覆蓋，重又離開營房，駛到庫侖郊外，混入其他車輛中，以為疑兵之勢。當時，徐樹錚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紛紛猜測他至少帶了五萬軍隊。

徐樹錚認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實力的較量，沒有必要顧及蒙方先訂立條件的要求，應趁俄國內亂，尚無統一之政府，布置中國軍隊，取消外蒙自治並開發外蒙古地方，給外蒙古實實在在的好處，以鞏固中國對於外蒙的統治。

要打開缺口，關鍵是喇嘛高層人物的態度，徐樹錚採用的策略是「擒賊先擒王，王公可暫從冷淡，一意向喇嘛示好，俾知依附，然後濟以恩威，期遂吾計」。於是，徐樹錚看中了當時掌握外蒙實權的核心人物巴特瑪多爾濟。

起初，徐樹錚對巴特瑪多爾濟積極拉攏，並許諾一旦成功，將上書北京政府，分封其為親王。可是，巴特瑪多爾濟多次晉謁活佛，活佛始終不答應。軟的不行，那就來硬的。徐樹錚嚴厲地告訴巴特瑪多爾濟：「我只責求活佛與執事（巴）兩人意見。他有異言，我自當之。……外蒙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有彈壓地面之責，不能坐視，請往告活佛，明日速應則已，不應當即拿解歸京，聽政府發落。」

由於前期陳毅的偏袒王公「策略」，已經給喇嘛們留下了深刻的憂慮。雖然面對徐樹錚的最後警告，喇嘛一派依舊堅持先確定權利之後，再歸順中央。徐樹錚則認為，如訂詳細權利，必拖延日久，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有可能藉此錯失了收復外蒙的大好時機。所以，他堅持先訂簡略條例，詳情日後再談。

磋商再三，仍無頭緒。徐樹錚嚴厲警告：「禍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寬限一日，夜晚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就此，外蒙一事完全解決。11月17日，外蒙古官府、王公、喇嘛聯名向北京政府請願撤銷自治。18日，徐樹錚率全體隨員遷入舊車王府，宣告西北籌邊使公署在庫倫正式成立，外蒙古重歸中國。

四

徐樹錚在外蒙於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樹，使風氣為之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努烏梁海本是中國領土，已被沙俄侵佔了七年之久，也在徐樹錚這次靖邊之役中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而此時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後，達到了最大的定點。而現在外蒙常吃的大白菜，也是徐樹錚引進的。徐樹錚剛到庫倫時，市場上沒有一種蔬菜。徐命令士兵引種天津大白菜，並獲得成功。

當時很多人認為，倘若徐樹錚能夠一心一意地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幹和氣魄，不消幾年，外蒙古一定會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或許，也將不會有日後的外蒙「獨立」之事。

可惜，徐樹錚的志不在邊疆，而在武力統一中國。可是沒想到的是，在直皖大戰中，皖系大敗，徐樹錚與段祺瑞一生功業付之流水，從此皖系成為了北洋政府一個無足輕重的勢力。

徐樹錚部離開後不久，他留在庫侖的一個旅(實為一個團)被俄國准軍事部隊擊潰，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雖然張作霖派黑龍江省督軍吳俊升擊敗巴爾扎布，維護了內蒙古東部各旗的主權，井岳秀輕騎草原，穩定內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終於在1949年正式獨立。蘇俄更赤裸裸地將唐努烏梁海吞併（今天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

有很多人認為，外蒙日後的「獨立之事」，與當時的徐樹錚強硬措施不無關係：

在徐樹錚的蠻橫之下，原本與陳毅相處融洽，還有一半真心內附的庫倫政府，徹底喪失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只是迫於軍事壓力，暫時蟄伏而已，使得「自願撤治突變為強迫撤治，不僅摧殘蒙人向華之心，使外蒙撤治的意義亦全然消失」。參與其事，寫成《外蒙交涉始末記》的畢桂芳便言道：「今以一旅之眾，倉促從事，威嚇蒙人則有餘，以言對外，適見其僨事耳。與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時，反貽後患，曷若稍施以籠絡手段，徐徐圖之之為愈耶。」

這種看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中國北方邊疆問題，亂不在內，而在外。這個外，就是指沙俄以及日後的蘇俄。蘇俄與美國背著中國簽訂《雅爾塔協議》，裡邊一個很重要的條款就是外蒙獨立，以作為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條件。

看看代表中華民國與蘇聯談判的蔣經國，日後是怎樣回憶外蒙獨立事件的吧：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子文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說：

「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

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

「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

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我懇求：

「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幾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

我說完了之後，斯大林就接著說：

「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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