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天下觀」-唯施是畏
道歷四七一四年歲在丁酉冬月廿六
西曆2018年1月12日
上文談了「忠」的方面，接下來探討「恕」道。《道德經》第26章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瑙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這裡，老子警示侯王們當持守「重」與「靜」，以克服動搖國本、失去行動的理性主宰等使自己陷於危險之境的行為。為了做到這一點老子強調要「終日」約束自己，不要讓自己的言行落於輕浮之中，尤其不要為身處的優勢環境所困，而當以「超然」之心境處之，不為有國所累。對此，韓非注曰:「制在己曰重，重則能使輕。」老子十分關注「欲」的問題。他認為，能做到嬰兒般無知無欲是極高的境界，而在現實中受到「欲」的引誘時，必當以靜制之。韓非注曰:「躁者多欲，惟靜足以制之。」避免因擁有天下而失去了自身，這也正是老子強調真修及身的意義所在。
老子之所以強調作為「聖人」、「天下王」的領導者要有「畏」的修為，是因為他深知世人常會犯的錯誤就在於「樂與餌，過客止」(第35章)。音樂與美食之類的外在誘惑常常使人英雄氣短。於是老子提出了如下要求:「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有道的聖人行事，要本著介然之知一一即「明白四達」的智慧，以慎獨的要求來行大道，要對施(行為，一說邪、違道)保有敬畏之心。《道德經》第53章從反面批判了無道的君王:「大道甚夷，而人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徐。是謂盜誇，非道也哉!」那些只懂得自我享樂，而不顧百姓死活的君王，好比「盜誇」(強盜頭子)，是害道敗德，也是必然會失敗的。
「畏」的另一個表述就是「不敢」。老子思想中的「不敢」與世人心中的「不敢」有本質的區別。世人的不敢是基於懲罰;而聖人的不敢則是基於「自然」。老子在第三章談治國時說:「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他認為治國的關鍵在於治理「智者」，即那些妄圖取天下而為的人。他們尚智取巧，有時甚至淪落為「不得其死」的「強梁者」。這些妄圖擾亂社會的「智者」若被治理，社會就沒有「有為」而進入無為而治之境。因此，無為之治其實是在治理「膽大妄為」中實現的。這裡的「不敢為」是指「智者」為社會規範所震懾而不敢胡作非為。而聖人則不然。《道德經》第64章曰:「聖人慾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的「不敢為」是自覺地「輔萬物之自然」，他以自然為最高指針，把自己的作為調適到與萬物和諧相處的境地。
在《道德經》第67章中，老子以「不敢為天下先」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聖人雖以天下為念，服務於天下，但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2章)。聖人的作為是無為，教化是「不言」，對待責任是「不辭」，對待功勞是「不有」、「不恃」、「弗居」。這正是「不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內涵所在。也正是因為秉持了「不敢為天下先」的精神，聖人才能永遠地「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66章)。既然無人可與之爭，他自然就成為天下之先了一一「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第67章)。因此，在老子看來，「不敢為」才是真正的作為;不敢先，才最終能成為「天下先」。
值得強調的是，「不敢為」精神也可以貫徹在軍事領域。《道德經》第69章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天下王在軍事鬥爭中應當以靜制動，不可大意冒進，應當胸懷天下百姓的疾苦，始終不「為主」而發動不義之戰，更不應去占別人的東西，即不「進寸」。老子總結出一個法則一一「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第73章)。在他看來，真正做到「勇於不敢」比「勇於敢」難得多，也重要得多。勇於不敢體現的正是「敬畏」的心態，即「唯施是畏」。這樣才有可能「活」。否則，就會使自己陷於不利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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