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與新挑戰：中國傳播學發展的歷史方位
不知是時代的巧合還是歷史的必然，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恰與改革開放同步，明年即將迎來自己的「不惑之年」。站在這樣的歷史節點，有學者指出，中國傳播學之所以可以在短短40年的時間裡，取得長足進步，既有賴於自身科學性、交叉性、時代性的三大特徵，也得益於外部社會在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四個層面的需求，中國傳播學想要在未來有所突破，還得繼續加強學習、加強規範、加強合作。（張國良，2017）誠然，站在學科內部的視角回溯與展望學科自身的沿革，自是切中肯絮、一針見血，但也難免會由於眼光單一而遮蔽其他重要的變數。特別對於傳播學而言，狹隘的視角往往會導致研究活力不足，解釋力羸弱，多是些「不痛不癢」的研究，學科「內卷化」日益嚴重。（李金銓，2014）
實際上，杜威早就提醒過我們要將傳播學放到一個更高的社會層面去審視，在他看來：「社會不僅因傳遞和傳播而存在，更確切地說，它就存在於傳遞和傳播中。」（杜威，1916:5）本學期的前沿講座課上，不同學科專業的學者們雖然關注的問題不盡相同，但卻從不同角度讓我對傳播學有了新的認識。因此，筆者冒昧，想跳出學科壁壘，從本學期前沿講座課所汲取的知識養分出發，圍繞傳播和社會發展這一主題，以立足本土、溝通全球、聯結未來為三條主線，嘗試對新時期中國傳播學面臨的新挑戰做出不同的解釋和展望。
一、傳播學本土化：概念的揚棄與現實的追思
仔細想來，傳播學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可謂淵源頗深。上文曾提到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恰與改革開放同步，明年即將走到第40個年頭。倘若我們拉長視角，以1919年杜威訪華為起點，傳播學引入中國已近百年，在那一年，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爆發。某種程度上而言，傳播學的引入和發展也恰似一面鏡子，反映出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滄桑變遷。因此，站在新百年的歷史節點，回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的求索歷程，總結中國傳播研究的利弊得失，既是對歷史的負責，也是對未來的展望，更是新時期探索傳播學本土化的邏輯起點。
在近一個世紀的理論旅行中，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大體經歷了兩次引進和三次突進的歷史階段。第一次引進以杜威訪華和羅伯特·帕克任教燕京大學為標誌，二人分別就傳播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學視角下新聞對群體意識的影響、群眾與公眾的區別、公眾意見的形成原理等政治傳播方面的內容予以介紹。然而，由於當時西方的傳播學研究尚未成體系，加之國運衰微，中國學界對這些相對零散、碎片化，且看起來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學術研究也並不感冒，所以傳播學在中國的初次引入並未引起廣泛重視。第二次引進以1978年為起點，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傳播學與中國社會有了幾十年的隔閡期。在此之前，《報刊的四種理論》被迅速翻譯和供部分學校內部使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達拉斯·斯邁思也曾訪華。只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過於迅猛，這段歷史才被有意無意的遮蔽掉了其學科史的價值底色。有學者認為，傳播學的第二次引進又可細分為三次突進的階段：
「第一次突進發生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主題是通過西方傳播學的引進，對傳統新聞以及宣傳理念進行改造。第二次突進主要在 20 世紀 90 年代，延續至 2世紀初，主題是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規範傳播學的學科體系與學術研究。第三次突進始於 2008 年關於傳播研究第二次引入中國 30 周年的集中反思，主題是學術自覺問題，如本土化或中國化。」（李彬、劉海龍，2016:34）
總體而言，經過一個世紀的求索，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固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其中尤以傳播學的本土化問題最為突出。中國的傳播學研究究竟如何才能更具文化自覺與學術自覺？如何才能更凸顯歷史意識與批判意識？又該如何更兼顧新聞與傳播、理論與實踐、中國與世界的會通？圍繞此類問題，不少學者紛紛提出了頗有價值的思考（杜駿飛，2014；吳飛，2014；張濤甫，2014；黃旦，2014），但在我看來，基於學科內部的視角進行反思更多的還是方法論上的啟迪，真正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必須打開視野，從具體的社會發展實踐中和傳統文化的精髓中汲取養分。
李彬便指出，與其汲汲於本土化的概念辨析與價值判斷，不如在揚棄優秀的他國文化之外，主動繼承和發揚優秀的中國文化。因為「本土化預設了一個高高在上的東西———往往是美國的東西，而這個東西一出生就好像具有不言而喻的普適性，無可置疑的真理性，人們只需結合各自不同的本土實際，將這個居高臨下的東西轉換成各種各樣的東西，這就是本土化及其實質。」（李彬，2015:9）
由於文化歷史語境的不同，中國傳播學的研究，不必亦步亦趨於西方，甚至為歐美馬首是瞻，而應該立足中國大地，以人民為中心。當下的中國傳播學研究越來越規範化，也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看似精巧，也越來越小家子氣。如果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狀，走向傳播學本土化的研究之路，我們需要對中國傳播學來一次重新的奠基，需要大大拓展傳播學的研究視野。基於中國特殊的政治基礎和文化傳統，結合中國社會的發展現狀，當下中國傳播學研究或許更應當追求一種理想狀態下的世道人心。這主要包括三個層面：即個人層面的正心誠意、社會層面的將心比心、天下層面的心心相印。只有多元一體的心平氣和、政通人和、和而不同，才能重新激發中國傳播學的學科想像力和現實解釋力。（李彬，2017講座）
如果說，李彬試圖從傳播學的內部角度去關照外部的社會發展，那麼潘維則是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出發，引導我們思考傳播的作用，二者雖然站的角度不同，但卻格局類似，目標相同，皆是旨在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在以「從患寡到患不均」為主題的講座中，潘維指出，當下中國的治理與建設，居住社區的重要性愈發明顯。相對於行政機關的科層化組織，以基層黨支部、村委會、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等為主的扁平化組織更應當在社區建設中發揮重要。他以建國前後國共兩黨得失民心的史實為例，認為在新的發展階段，如果不能在小事上得民心，只一味關注「國家大事」，那麼大事也很難順利推進。為什麼共產黨在延安時可以盡得民心，就在於我們踏踏實實的堅持了三大原則：「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缸滿院凈」和「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這才有了人民的支持。而到了現在，強拆等問題屢見不鮮，正是由於我們平時疏於對基層社區和單位的建設，使得人民失去了對於黨和政府的信任。他提醒我們注意，如果想要避免黨和政府落入「塔西陀陷阱」，想要重新贏得人們的信任，有效地傳播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潘維，2017講座）
由此可見，社會的發展早已給傳播學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命，倘若我們還「躲進小樓成一統」，漠視或是逃避現狀，堅持在學科內部的「舒適區」自說自話，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不說越走最窄，怕也很難有所作為，更毋寧說什麼學科自信與學術自信。
二、傳播學全球化：不只是講好中國故事
1967年，當麥克盧漢創造性地提出「地球村」這一概念時，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個看似天方夜譚的抽象概念有朝一日可以成為現實，而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地球村」不僅成為現實，更早已深入人心。有學者觀察到，以信息技術為驅動的傳播革命，催生了社會信息化、新聞國際化和輿論大眾化的到來。（柳斌傑，2013）當今所謂的全球化不僅僅意味著信息的全球化，更意味著價值觀的全球化。在紛繁複雜的全球傳播中，中國媒體人必須認清自身的角色定位，做一個對國家有利，於社會有益的建設性力量，否則就將面臨著邊緣化的危險。（胡錫進，2013）
往之不諫，來者可追。人類歷史就是從局部走向全面全球化的過程，是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的歷史。（賈文山，2017講座）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與日劇增，然而在當今以互聯網為主導的全球傳播時代，中國傳媒的國際影響力和信譽度，跟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政治影響力不相匹配。「言行舉止上往往是『被大國化』的被動應對。」（劉康，2016:15）類比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當前社會基本矛盾所做的新判斷，當前我國外宣工作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或許是國內外民眾對大力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和全球文化領導力的美好期盼與當前我國宣傳思想文化戰線在傳播內容、方式和手段上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現狀之間的矛盾。（史安斌，2017講座）因此，針對這種情況，新時期中國的傳播研究必須爭取創新理念與內容，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的大勢，以真實性求得公信力，不斷提高輿論監督水平，在面向公眾、面向國際的過程中，努力創新話語體系，為中國在國際相關性、國際參與、國際影響和國際領導力方面的提升做出自己的學科貢獻，這其中，講好中國故事又是重中之重。（柳斌傑，2016，賈文山，2017講座）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聚焦到傳播學領域，主要涉及到全球傳播、特別是跨文化傳播的相關命題。有學者形象地指出，全球中華文化戰略的實踐方法與路徑，應當從「造船出海」轉向「借船出海」，即不能再簡單直接的開辦孔子學院或是去時代廣場播放宣傳廣告，而應該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間接方式輸出中國形象，比如在友好城市推廣中國藝術展或是美食節等，並在公共外交新實踐中逐漸形成一種學者主導、媒體參與、政府支持的「國際媒體交流新模式」。（劉康，2017講座）
此外，也有學者提醒我們注意，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傳播學研究，不能忽視對傳播與權利關係的探討，這就需要構建一個全面和綜合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具體來看：其一是要避免媒體中心論和傳播本質化，避免把諸如國家、市場、社會、自由民主、公共領域、階級、權力、意識形態等重要概念臉譜化、去歷史化和庸俗化；其二是必須超越一系列受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的偽二元邏輯；其三是要拓展傳播研究的視角，克服多數公共領域爭論中的理性主義和認知注意偏向，關注身份與認同問題，尤其是至關重要的民族認同問題，同時努力克服政治經濟和文化研究之間存在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分析重心上的分野；其四則要是在價值層面，超越對「國家專制」和「資本主義剝削」條件反射式的人文主義負面批評，而去分析國家、資本的不同賦權和社會壓制本質及其表現形式，以及它們作為權力的不同緯度在具體歷史和社會背景下與不同社會力量的文化傳播需求進行的具體鏈接。畢竟，不是抽象的傳播過程，也不是被物化的傳播制度，而是社會傳播，即不同社會權力主體之間的傳播關係，也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和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也即整個生活方式，才應該是新聞與文化傳播研究的主旨。（趙月枝，2014，2017講座）
三、傳播學的未來：從「連接分享」到「聯結共享」
毫無疑問，人類文明走到今天，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經過幾個世紀或腥風血雨或波瀾不驚的歷史沉浮，當下的全球日益連接成一個整體，這種連接不同於以往新航路開闢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全球化，而是建基於絕大多數人類所共享的一套文化意識形態。由此，當下的傳播研究，不僅應該具備整體的視角，更應該超越整體，關注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與未來。有不少學者已經提醒我們，或許應當用連接的角度看待人類歷史的進程，即從注意集體行為到關注連接方式（從collective到connective）。因為整體/集體行為的視角，始終不免強調一方面的施動和另一方面的接受，這就很難完全擺脫「衝擊——反應」的模式，而關注連接方式則可以幫助我們以一種相互建構的視角，更加公允全面地審視人類歷史進程。（洪浚浩2017講座；史安斌2017講座）
具體到傳播研究的領域，上文提到的「講好中國故事」便是一絕佳案例。某種意義上而言，「講好中國故事」也好，「中式全球化」也罷，這種提法其實也多少有些文化帝國主義的色彩。傳播學研究的未來，應當是對根植於不同歷史和文化語境下的多元內容和不同聲音進行「復調傳播」，強調的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和共生共榮，努力追求英國學者羅伯特森所提出的「媒介化世界主義」。具體到中國的傳播學研究語境，則應該努力從「講好中國故事」發展到「傳播人類共同體的體驗」上來。（史安斌，2017，2017講座）
然而，或許由於近幾個世紀以來全球文明狀態的失衡，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形成的民族文化認同已經根深蒂固，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且日益成為相對弱勢的文化群體抵抗強勢文化群體的護身符。有鑒於此，我們不禁要問，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長期以來作為考察單位的民族國家究竟何時才能不「越位」？就目前來看，可能仍然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基於此，我認為，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未來的中國傳播學研究，不能僅僅滿足於「連接」上世界，因為「美式全球化」下的全球傳播，已經被證明不但無法使世界人民「心連心」，就連「手拉手」都日益成為一種奢侈。所以，中國的傳播學者更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做到「聯結」好全球，使之真正形成一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語境；更應當探尋的是，如何幫助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從理解、分享既有的不同文明價值觀，到重新塑造、共享一套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觀。
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2009:501）或許，只有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從人的生存狀態及其自由和解放的終極價值追求來考察，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上的傳播研究，才能真正具有無窮的闡釋力。
註：本文系筆者本學期選修《新聞傳播學前沿講座》之體悟
參考文獻：
1.張國良：《中國傳播學四十年的回望與前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8月3日。
2.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載《書城》，2014年第2期。
3.轉引自[美]詹姆斯·凱瑞著，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3頁。
4.李彬、劉海龍：《20 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載《現代傳播》，2016年第1期。
5.杜駿飛、周玉黍：《傳播學的解放》載《新聞記者》，2014 年第9期。
6.吳飛：《何處是家園?——傳播研究的邏輯追問》載《新聞記者》，2014 年第9期。
7.張濤甫：《新聞傳播理論的結構性貧困》載《新聞記者》，2014 年第9期。
8.黃旦: 《對傳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讀吳飛、杜駿飛和張濤甫三位學友文章雜感》載《新聞記者》，2014 年第12期。
9.李彬：《重思中國傳播學》載《當代傳播》，2015年第4期。
10.柳斌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載《清華新聞傳播學前沿講座錄》（第三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
11.胡錫進：《世界是誰，中國是誰，我們是誰》載《清華新聞傳播學前沿講座錄》（第三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
12.劉康：《變化中的中國全球形象》載《國際傳播》，2016年第1期。
13.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
14.史安斌：《CGTN：打造引領「新時代」的全球媒體平台》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651ac20102x66y.html ，2017-12-31。
15.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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