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泛哲理等於無哲理
兩年多前，在一份文摘報紙上讀到梁衡先生的《天人合一鐵鍋槐》，印象頗深，兩年多過去了，依然不能忘卻。而不能忘記的理由有二，一曰在河南商丘白雲寺，一口直徑兩米多的大鐵鍋里，挺立著一棵三層樓高、兩抱之粗的古槐。此鐵鍋為三百多年前一口廢棄的鐵鍋，沒想到天長日久，有槐籽落入其中，生根發芽，長成大樹，成此奇觀。二曰由此而引申出之哲思。
於前者，放在明清文人筆下，不過一則二三百字之筆記，這便是本文第二段的內容。然梁先生不滿足於此，由此而引申出後面五段內容來。第三段，作者彷彿穿越時空，親眼看到那隻喜鵲是如何銜著一粒槐籽從天上飛過，槐籽如何落入鐵鍋之中，然後，鐵鍋與槐籽如何相互依存，擬人化之描寫不可謂不生動矣。第四段起首，作者寫道「鐵鍋槐無疑是大自然的傑作」，由此而引申出「在無盡的歲月長河中，無數個偶然機緣的組合，就出現了奇蹟，就誕生了天才。雖然人類愈來愈聰明，但還是逃不出自然的手心」。
到了第五段，文章上升至一個前所未有之哲理高度:
「鐵鍋槐雖是天工之物，但它修行於古寺之中，早已融進人的智慧和佛的靈性」。
「現在這棵古槐抱著的卻是一口鐵鍋，是一鍋人間煙火。這是信念的守望，是佛與人的擁抱，是偉大的天人之合。你只要看看那鍋里勁結的樹根，就知道它們有多大的定力，槐樹咬定鐵鍋，將它鑿穿、撐裂、抱緊、融合；鐵鍋則仰著身子吃力地挺舉著大樹，不顧自己已經被壓裂，被深深地擠進了泥土。直至最後再也分不清是鍋抱槐還是槐抱鍋。這是心的力量，是佛家所謂的大願，不信世上事不成，不信有緣不結果。它們就這樣晨鐘暮鼓，相濡以沫，在古寺殘陽中不知送走了多少寂寞」。
倒數第二段，作者臨別前再回望鐵鍋槐——
經秋雨打濕的樹身更顯出沉穩的鐵青，斜伸著的身子像一支要射向雲空的利箭。而根部那一圈翻卷著的閃亮的鍋沿則如一把拉滿弦的弓，引而待發。我忽然覺得，佇立在面前的是一個面壁的達摩，是另一個版本的羅丹雕塑《思想者》。
結尾，作者將鐵鍋槐定義為「天地所生、人神共塑、照古爍今的盆景」。
老實說，廢棄的大鐵鍋中長出一棵三層樓高的槐樹本已稀奇，而作者將其上升至哲理的高度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這個湊巧而生之奇觀，被作者目為面壁之達摩，羅丹之《思想者》，鐵鍋槐假如真的有知，其自豪之情將直衝霄漢矣。
但我卻覺得，這種將一自然奇觀拔高到一個哲理的高度，其間的聯繫卻有些牽強。槐籽不過湊巧落在這口廢棄的鐵鍋裡面，然後生根發芽，長成此大樹，僅此而已。作為一個奇觀記之可矣，硬要將其與達摩、《思想者》聯繫起來則似可不必。
類似的文章並不少見，比如選入滬版高中語文課本的賈平凹之《丑石》。此文記述了一塊從天上落下有二三百年之久的黑黝黝的隕石，因無用而醜陋，遭鄉人鄙視、謾罵。直到有一天被一位天文學家發現，當作寶貝小心翼翼運走，鄉人這才感到驚奇。作者在最後一段這樣寫道：
我感到自己的可恥，也感到了丑石的偉大；我甚至怨恨它這麼多年竟會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種不屈於誤解、寂寞的生存的偉大。
其實，隕石就是隕石，它既不會因為鄉人之鄙視而自慚形穢，也不會因為天文學家的發現而歡呼雀躍，更不會因為作者的這番感慨而變得「偉大」起來——不屈於誤解、寂寞的生存的偉大。
作為對比閱讀，編寫者還特意在後面附了北宋沈括的《隕石》一文。編寫者在《單元小結》中這樣引導學生注意：
《丑石》以丑石前後不同的遭遇，揭示出某種生活現象中的發人深省的哲理；《隕石》則取其從空中出現至墜地成竅的全過程，作為說明的基本內容。前一篇著眼於醜石所象徵的社會內容，後一篇致力於隕石落地過程中的自然變化。
我並不否認此種托物言志寫作手法之使用。但如此牽強附會將之上升至某一哲理高度則大可不必。哲理之來源不外兩個方面，一為嚴密之哲理思考，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康德等所從事之工作是也；一為從生活中悟出哲理，如王安石之《游褒禪山記》，蘇東坡之《石鐘山記》是也。前者自不必說，後者如王、蘇二人，其具有深厚之學養，如蘇軾深通儒學、道家與釋家之經典，現實生活中之見聞經歷，往往能在其心中激起層層漣漪，將之用文字捕捉下來，便成哲思，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也，此真可謂瓜熟而蒂落、親切而自然也。
知堂曾言，好文章不外富知識性與趣味性，像沈括的《隕石》是也。但不僅如此，即以他本人文章為例，除知識性與趣味性，就還富有思想性。一篇文章之高下，除文采外，便在其思想性如何。而思想性之體現，一為上升至哲理的高度；一為強烈關注現實生活，如俄羅斯良心索爾仁尼琴所言：
文學，如果不能成為當代社會的呼吸，不敢傳達那個社會的痛苦與恐懼，不能對威脅著道德和社會的危險及時發出警告，這樣的文學是不配稱為文學的。
二O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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