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抗日戰爭前夕，「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中國社會的時代最強音，各種外交問題，主要圍繞「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其衍發的各種事件而進行。「廢約運動」則成為一場全民運動，對民國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
廢約運動與南北政局
在廢約運動最為高漲之際，中國一直存在南北對峙的兩個政府，即北京政府和南方國民革命政府。
在舉國瀰漫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強烈呼籲中，北京政府成效不甚顯著的修約政策無形中影響了其自身威信。北京政府內部希望通過「修訂」的方式達到最終廢約的目的，同時，也希望通過「修約」平息民眾的不滿，以期在廢約問題上有所作為，並緩和局勢。如關稅會議的召開，與國民黨所領導的北伐恰好同時。南方政府勢力的發展，又制約了北京政府的修約步伐。修約成效的局限性，一方面為南方國民政府提供了反對北京政府和各派軍閥的理由，另一方面，由於民眾普遍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其緩進的做法卻逐漸失卻人心，民眾的政治重心紛紛倒向國民政府。
南方政府的廢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廣州國民政府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旗幟下，反覆強調「要廢約反帝，必須打倒軍閥」和「要打倒軍閥，必須廢約反帝」，從而順理成章地發動國民革命。
在北京政府展開修約外交攻勢之際，在全國民眾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呼聲最高之時，國民政府通過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以廢約相號召，先後向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進軍，在北伐中得到各方輿論及國民實際行動的支持，推動了國民革命的順利進行。
與此同時，北京政府的修約和廢約舉措迫使列強調整對華政策，從而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國際境遇。如中日交涉修約問題時，日本揚言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國，「如欲討議各項根本問題，非有南方代表參加不可」。這固然是日本拒絕修約的擋箭牌，但卻為南方國民政府躋身國家外交事務提供了機會。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局與遠東局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幾個重要問題》，指出：自從北京政府宣布廢除中比條約後，日本不再主張奉系張作霖勢力冒險向南發展，英國則既忌諱南方的勝利，又不得不採取聯絡實力大增的南方的新政策——因為，帝國主義者認為，既然北方也廢除不平等條約，那麼就與南方政府無異，故而「帝國主義者並不感覺南赤格外可怕」。〔1〕在這種情況下，列強開始主動與國民政府聯繫，討論對國民政府的承認等問題，無形中提升了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
二
廢約運動與政黨政治
風起雲湧的廢約運動是一場由不同黨派、不同群體，由精英與大眾所共同發動的政治運動，對政黨政治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國、共兩黨將其合作進行的革命稱為「國民革命」，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青年黨自稱其革命為「全民革命」，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胡適曾說：「國民黨、共產黨及國家主義黨，均為中國青年學生所提倡，然打倒軍閥及解除外人之壓迫，實為以上三黨之共同宗旨。」〔2〕
共產黨和國民黨不但注重各種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而且更注重在實際鬥爭中發揮民眾的力量，凝聚人心，從而在複雜的政黨政治競爭中脫穎而出。與北京政府的修約政策相對應，「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國共兩黨政綱中的共同點，從而加速了國共合作的步伐。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將廢除不平等條約納入國民革命的範疇，引導民眾反對現行北京政府，積極支持革命。
國民黨在處理對內反對軍閥與對外廢約反帝的步驟上，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或是強調安內必先排外，即只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去除軍閥之害；或是在喚起民眾廣泛的廢約要求後，又強調打倒軍閥是廢約反帝的前提條件。國民黨的廢約宣傳，成為北伐的一面重要旗幟，獲得了廣大民眾對北伐的支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一再強調「改訂新約運動」的最終目的仍是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向國民宣傳「國民政府所領導之國民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在破壞而在建設一個現代國家」，而「改訂新約」正是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步驟。在軍事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國民黨的地位逐漸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可，如，對1928年的關稅會議重開問題，大多數人都支持國民政府，表示不能容許北京政府作為「一個對等的第三方」加入會議。這說明在南北軍事沒有完全分出勝負的時候，國民黨的威信已遠在北京政府之上。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即著手將廢約反帝納入革命的範疇，將廢除不平等條約逐步納入革命綱領，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重要革命議題。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共於1925年6月5日發表告全國民眾書，指出，「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即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大革命時期，共產黨揭露列強與軍閥間依不平等條約而存在的政治關係，揭露北京政府和軍閥在處理中外不平等條約問題上的軟弱，號召民眾支持廢約反帝的國民革命，為號召民眾反對軍閥提供了必要的原動力。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共產黨的革命政策由原來的廢約反帝、反對軍閥、反對北京政府，到提出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勢力、反對北京政府、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反對國民黨。同時，共產黨還由原來強調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廢約主體，轉變為爭取廢約領導權、以民眾為廢約主力軍。中國共產黨將反對「修約」作為反對國民黨的重要理由，在黨的內部文件中指出：「現時國民黨所謂『反帝國主義』宣傳上，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過是掩飾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的那種無恥的奴性的政策。」〔3〕共產黨不斷地對民眾宣傳，中國人民要完全戰勝帝國主義，只有推翻統治者階級，建立新的革命政權，才能實現民族獨立和政治的民主自由。
三
廢約運動與民眾愛國運動
近代中國，幾次大的民眾愛國運動都因廢約問題而起，又推動了廢約運動的發展，並與反封建革命運動相互促進。廢約運動持續的時間長，參與面極其廣泛而複雜，其時因不平等條約而起的群眾愛國運動，如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等等，既是廢約運動和愛國運動的重要內容，又推動了廢約運動的發展，無不體現了國民對民主政治的追求。
巴黎和會激發了中國人民廢除「二十一條」的決心，促成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引發了五四愛國運動。「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取消其他不平等之條約」的聲浪迭起。在國民的支持和壓力下，北京政府權衡國家利益，最終沒有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為日後收回山東主權留下餘地。1926年5月4日，上海學生聯合會發動三十餘學校紀念五四運動，大會發表宣言，決心恢復和繼承五四精神，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建設真正和平」。另一方面，五四精神成為一般人判斷政府外交是否符合民意的參照系，從而形成監督政府行為的無形力量，迫使政府在內政外交上考慮民眾的意志。
民眾參與的國民會議運動將對內爭民主與對外爭主權連為一體，將廢約反帝與打倒軍閥以及爭取政治自由同時提出。1925年3月1日，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全國二十多個省區的一百二十多個國民會議促成會派出代表與會。大會將廢約反帝作為第一個議題，宣布「人民之自由與權力應由人民力爭、人民應有打倒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之堅強信念、國民會議為團結全國人民進行戰鬥與奪取權力之機關」三項宗旨。12月18日，全國學生總會發表通告，要求各地學聯會號召民眾積極發展力量，提出政治上的根本要求，即：推倒段政府，組織人民政府，取得人民一切自由，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懲辦安福系國賊等。儘管國民會議運動最終未能如願，但有相當一部分人同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參加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運動，聲援和支持了廣州國民政府與北京政府和軍閥進行的政治鬥爭。
1925年5月30日，英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中國隨即掀起一股新的廢約浪潮，激發了反帝的民族主義高潮。慘案發生之後，所有通都大邑莫不奮興著革命民眾之脈搏，即在窮鄉僻壤，也漸次跳躍著反帝國主義的宣傳。五卅運動進一步激發了國民的民族主義情感，使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理念更為深入人心。
同時，五卅運動成了全國空前的、大規模的、並且持久的愛國示威運動，使一般民眾對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產生不滿的同時，逐步認同正在鼓吹廢約反帝運動的國民政府，認可其革命性和權威性。不少群眾認為，當時中國南北分立，而「北洋軍閥政府極不爭氣，惟有南方革命政府能與民眾共艱危」。五卅運動一年後，擁護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群眾都表示決心「繼續『五卅』運動的精神而奮鬥」，要打倒吳佩孚、張作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四
廢約運動與民族主義
在內政與外交打成一片而不可分之時，民族主義成為凝聚人心、整合社會意識形態的象徵。廢約運動要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闡揚了近代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涵。
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相互影響，而民族主義正是兩者互動的精神動力。
其時，對內與對外，廢約反帝與打倒軍閥，成為國民革命同等重要的命題，廢約運動則是民族自決和民族革命的重要步驟。正如1925年10月25日毛澤東為《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日刊》撰寫《發刊詞》所指出的：「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基於舉國一致的廢約訴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民族革命的重要內容。
廣大民眾，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組織，都充分表達了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願望和主張。各階級、各階層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其差異只在於先修內政再廢約反帝，或是先廢約反帝再修內政，或是二者同時並舉，或是主張談判修約，或是主張宣布廢止條約，但始終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前提。如，在廢約運動高漲前，胡適等人從民族主義的思路出發，提倡民族的自救運動，主張以政治的改造作為「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條件」，反對以空頭口號標榜打倒帝國主義，但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態度都發生了轉變。在廢約運動不斷發展和高漲之後，無論是胡適還是其他人士，無論是激進的革命思潮還是溫和的自由主義思潮、保守主義思潮等，不論其主張的現實操作性如何，都明確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維護國家權益的要求。
在各派政治勢力都標榜自己的愛國性和革命性的時代，有人主張以民族主義為標準，根據其對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將政治勢力劃分為新、舊兩派：「凡主張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可名之曰新派。凡不主張或竟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之打倒者，可名之曰舊派。誰為新派？國民黨，共產黨，准國民黨，准共產黨，及一切急進分子屬之焉。誰為舊派？軍閥與帝國主義者自身，腐敗官僚政客，及一切保守分子屬之焉。新派重民權，舊派喜官治；新派重自由，舊派喜專制；新派主御外，舊派主和外；新派好進取，舊派重保守；新派多廉潔，舊派多腐敗；新派喜接近民眾，舊派藐視民眾，此其思想之大別也。」〔4〕這一關於政治力量新舊派的劃分，正是廢約運動對民族主義發生重要影響的最好佐證。
民國時期，幾乎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對廢除不平等條約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而廢約運動正是政治勢力利用民族主義謀求民眾支持的最好良方。余英時先生曾指出，百年來，中國一個最大的動力就是民族主義。如果能夠得到民族主義的支持，某一種政治力量就會成功，相反，就會失敗。
廢約與否及如何廢約，很大程度上成為當時政治勢力內部爭鬥的重要「導火索」。廢約與愛國問題，是各派勢力攻擊對手的重要政治工具。「愛國，愛國，這種聲浪，今年以來幾乎吹滿了我們中國的各種社會。就是腐敗官僚蠻橫軍人口頭上也常常掛著愛國的字樣，就是賣國黨也不敢公然說出不必愛國的話。自從山東問題發生，愛國的聲浪更徒然高出十萬八千丈，似乎『愛國』兩個字，竟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了。」〔5〕這一方面說明愛國主義在民國時期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愛國」兩字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自持的政治工具之一。正如楊蔭航指出的，各派軍閥在攻擊他人時，「一則曰賣國，再則曰違背道德、違背法律」，「凡異己者，即以此頭銜加之」，以「罵人賣國」為攻擊對手的通用手段，使「賣國」成為公憤；「今日中國無論何派，當其握權得志之時」，沒有絕對不依恃外國勢力的，而「當其失志無權之時」，又無不「罵人為賣國」。相互攻擊和謾罵敵對勢力「賣國」與不愛國，成為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
在「廢約」與「愛國」的呼聲高漲之時，廢約運動對北京政府的內政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例如，巴黎和會上的對德和約成為各派相互攻擊的重要理由，安福係為轉移民眾視線，先發制人地攻擊研究系和錢能訓內閣及其外交，引發了北洋政府最高統治者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錢能訓的去留問題。華盛頓會議上山東問題，成為各派政治勢力較量的重要借口，由於傳出梁士詒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說法，引發內閣變動，梁士詒遭到攻擊；內閣問題又轉為奉直軍閥之爭，並最終不得不兵戎相見，訴諸武力解決，引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後來奉系主導的北京政府，既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下試圖加快廢約的步伐，同時，又因複雜的國內外局勢而力不從心。在內政與外交打成一片之際，北京政府內部往往「議員們忙著『倒閣』、『擁閣』，政府中人忙著『收買』、『疏通』」，無意專心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涉。
總之，廢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反帝愛國運動，誰高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大旗，誰就站在了道義的制高點，就能獲得廣大民心；誰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到最後，誰就是民族主義的忠實擁護者和執行者。
注釋：
〔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頁。
〔2〕《胡適在英宣言》，《大公報》，1926年11月11日。
〔3〕記者：《武漢討共之重要發見》（一），《國聞周報》，第5卷第2期，1928年1月8日。
〔4〕梁明致：《中國政局之趨勢——致現代評論記者》，《現代評論》，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
〔5〕陳獨秀：《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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