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哲峰：略談秦漢時期印紋硬陶的區域類型及相互關係
原標題：楊哲峰：略談秦漢時期印紋硬陶的區域類型及相互關係
摘要：本文從目前已發表的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考古資料出發，指出秦漢時期仍是中國古代印紋硬陶的一個大發展時期，不僅產品數量眾多，而且分布極為廣泛。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劃分為嶺南區、湘贛區、江東區、東南沿海區四個主要的區域類型，初步梳理了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發展演變脈絡及其與當地先秦印紋硬陶的聯繫，從器物種類、器形和拍印紋飾諸方面總結了秦漢時期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基本特徵，並結合歷史背景就不同區域類型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了探討。
本文所說的印紋硬陶，是指胎質堅硬、同時器表拍印幾何印紋裝飾的陶瓷產品。
在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中，基於南方地區的考古發現而提出的印紋硬陶這一概念曾引起廣泛的討論。然而，回顧將近一個世紀的研究歷程，不難發現，有關中國古代印紋硬陶的探討主要集中於先秦時期，學者關注較多的主要是在它的產生和發展壯大過程中，印紋硬陶在南方地域文化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和歷史地位，或通過與同時期中原北方地區文化的比較來認識先秦時期南北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等等。關於印紋硬陶的衰落，也有不少學者進行了分析。可是，迄今有關秦漢統一帝國時期印紋硬陶的發展演變情況及其所呈現出的區域特徵等，卻很少受到應有的關注。本文試以目前已發表的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資料為基礎，就其區域類型及相互關係問題略述己見，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之功效。
一 分布與分區
根據筆者初步統計，已知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在今安徽、重慶、福建、廣東、廣西、貴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蘇、江西、山東、陝西、上海、四川、天津、雲南、浙江等省區和直轄市，以及越南北部地區均有發現，以墓葬出土資料為主，也有少數是從遺址（或窯址）中出土的。其中國內已報道的發現秦漢時期印紋硬陶的縣市超過150 個，已報道的出土器物數量達數千件，而實際發現的數量則遠不止這些。其分布之廣，數量之多，說明在秦漢時期印紋硬陶仍然得到長足的發展，並不是以往所理解的僅以「衰落」二字可以簡單概括的。
整體上看，秦漢時期印紋硬陶的主要產地和先秦時期大致相同，仍主要集中於長江中下游幹流以南地區。不過，伴隨著秦漢帝國疆域的擴大，部分地區如越南北部（漢代交趾郡轄區內）也出現了燒造印紋硬陶的新情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秦漢帝國疆域範圍內的文化整合導致南方地區的區域文化格局也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通過對各地墓葬出土秦漢時期印紋硬陶資料在器形、拍印紋飾特徵以及共存關係等方面的詳細比較研究，並且結合遺址以及窯址的發現，本文認為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可大致分為嶺南區、湘贛區、江東區、東南沿海區四個主要的區域類型，它們各自有著自身的特點和發展演變軌跡。
二 嶺南區
該區範圍以今之廣東、廣西兩省為主，大致相當於漢代的交州刺史部轄區。先秦時期，該區為百越之地。秦統一時期已設郡縣進行統治，秦末之後，嶺南進入相對獨立的南越割據時期，直到漢武帝滅南越之後才重新納入漢統一政權的直接管轄。
從廣西平樂、賀縣、合浦，廣東樂昌、始興、增城、廣州、博羅、德慶、肇慶、清遠等地的考古發現來看，儘管對某些遺存的年代判斷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當地印紋硬陶的發展從戰國至秦漢綿延不斷的事實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在進入秦漢時期以後，該區燒造的印紋硬陶在具體的器形、紋飾等方面也都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以各種形狀戳印紋的出現最為突出，應該是與秦統一嶺南有關。
《廣州漢墓》集中報道了20世紀50年代在廣州一帶發掘的400 余座墓葬資料，時間跨度大致是從秦統一嶺南之後到東漢末年。通過報告的分期，大致勾勒出當地墓葬出土各類器物的發展演變狀況。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印紋硬陶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顯著特徵就是流行在方格紋地上施加獨特的幾何圖形印紋。這種戳印的幾何圖形印紋大致有圓形、方形、四葉形、菱形、異形等多種形式，戳印圖形有的簡單，有的複雜，且富於變化。除單獨使用外，有的器物上還採用不止一種戳印圖案相互配合或組合成新的複合紋樣。（圖一）其中西漢前期的圖案紋樣最為複雜、達到120 個以上。西漢中期以後還新出現了錢形、火焰形等新的戳印圖形。進入東漢以後，由於刻劃紋逐漸在嶺南地區流行，器表拍印方格紋並施加戳印的做法逐漸衰落。但直到東漢晚期以後，嶺南地區仍存在一定數量的印紋硬陶。從《廣州漢墓》對各階段的器物描述中可以知道，當地秦漢墓葬出土的印紋硬陶器主要有瓮、罐、鼎、甗、釜、甑、盆、提筒、井等器類（圖二），尤以橫系的四耳瓮、四耳罐、雙耳罐、提筒等最具地方特色。
圖一 廣州漢墓出土幾何圖形印紋舉例
1～4. 西漢前期5～7. 西漢中期8～9. 西漢晚期10. 東漢前期11～12. 東漢後期
圖二 廣州漢代墓葬出土的部分印紋硬陶器
1. 雙耳罐 2. 四耳罐 3. 四耳罐 4. 四耳瓮 5. 井 6. 瓮
1983 年發掘的南越王墓，首次揭示出了西漢時期嶺南最高等級墓葬中的隨葬品情況。據報告的《器物登記總表》，該墓出土的各類陶容器有近20 種210 余件（不包括陶璧、陶網墜之類），其中飾拍印紋飾的主要有硬陶瓮、罐、鼎、瓿等器形（圖三），約100 件左右，紋飾以方格紋為主，外加戳印紋飾，有的泥條盤築痕迹明顯。在部分飾方格紋的鼎、瓮上還施加有「長樂宮器」篆文戳印。
圖三 南越王墓出土的部分印紋硬陶器
1. 罐 2. 罐 3. 鼎 4. 瓿 5. 罐
漢武帝元鼎六年以後，嶺南被正式納入漢朝的版圖。考古所見，嶺南地區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資料顯著增多、分布更廣。已知屬於西漢中晚期的墓葬除了在貴縣、平樂、賀縣、樂昌、廣州等地繼續有發現以外，還見於合浦、梧州、藤縣、柳州、曲江、始興、南海、順德等地。各地墓葬中也都隨葬了一定數量的印紋硬陶。印紋硬陶在嶺南的發展從空間上呈現出由東向西、由北向南推進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西漢中晚期至新莽東漢之際，嶺南地區儘管印紋硬陶的分布範圍明顯擴大、出土的器物數量增多，印紋硬陶的發展勢頭似乎並未減弱，但從印紋硬陶的器物種類和數量、以及拍印紋飾上看，與南越國時期相比似乎已開始走下坡路了。在南越國時期曾一度盛行的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戳印紋圖案，其種類呈逐漸減少的發展趨勢。當然，也有新的戳印圖案出現，如錢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具有明顯的仿照漢五銖錢的特點。這種在方格地紋上加錢紋（多為五銖錢紋或簡化的五銖紋）的裝飾，除了廣州以外，還見於廣西藤縣、貴縣、合浦等地，流行年代多在當地納入漢中央政權統一管轄之後的西漢中晚期，應該是南越滅亡之後才出現的新情況。
進入東漢以後，嶺南地區漢墓的分布範圍進一步擴大,相應地，從空間分布上看，印紋硬陶在西至柳州、東至揭陽、南抵徐聞的廣大地域均有發現和報道，然器形較大的瓮類器物變得少見，罐類器物上的戳印圖案種類進一步減少，有不少器物只是在肩部局部保留了拍印紋飾，加上刻劃紋的流行，嶺南印紋硬陶的發展進一步走向衰落。在這一過程中，嶺南各地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情形也顯得日益突出。
例如，距離廣州較遠的徐聞，1973 年至1974 年發掘51 座東漢墓，共出土陶器103 件，「全是實用品，不見模型明器。陶胎是灰色細泥，火候較高，質地堅硬，器表大都掛一層黃褐色薄釉」。其中罐類器物就有67件，包括帶戳印的印紋硬陶罐31件，但這些罐的器表大多只是在腹部以上飾有方格紋，並加印一至二排長方形或方形戳印，有的印紋清晰整齊，有的方格紋印痕不明顯。其餘的36 件罐中，唯有一件四耳罐「肩部飾方格紋」。據墓葬登記表，總計出土32件印紋硬陶，出自15 座墓，每墓1～4 件不等。相比廣州漢墓而言，徐聞漢墓所見的印紋硬陶器物單調、紋飾簡化，年代上具有明顯的滯後特徵。同樣，廣西貴縣、鐘山、昭平、興安、合浦等地的東漢墓中，硬陶侈口罐、直身罐、四耳罐上仍有較多保留有拍印紋飾，與廣州地區似略有不同，也顯得相對滯後一些。合浦文昌塔漢墓出土有兩漢時期各階段印紋硬陶的瓮罐類器物，除了數量較多的侈口瓮、侈口罐、四耳罐、雙耳罐、提筒之外，也有少量的印紋硬陶瓿、甑、盆、井等，（圖四）而且部分器物上的戳印圖案尚未見於廣州地區，說明合浦地區也可能燒造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印紋硬陶產品。
圖四 合浦文昌塔漢墓出土的部分印紋硬陶器
1．四耳罐 2. 提筒 3. 罐 4. 雙耳罐 5. 瓮 6. 井 7. 盆 8. 四耳瓮 9. 四耳罐 10.瓿
總的來看，進入東漢以後，當廣州地區印紋硬陶的發展開始走向衰落的同時，嶺南地區印紋硬陶的空間分布也出現了不少變化。一些距離廣州較遠的地區，印紋硬陶仍有發展，並呈現出相對滯後的特點。合浦出土不少吳晉時期的印紋硬陶瓮、罐，除方格紋加戳印紋的風格以外，還出現了菱格紋、線條紋等新的印紋裝飾圖案。
三 湘贛區
該區主要包括今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大致相當於漢代荊州刺史部的長沙、武陵、零陵、桂陽郡的部分地區和揚州刺史部的豫章郡部分地區。先秦時期，該區原來主要是越人的分布區，湘西則可能以巴人為主。後來湘贛大部分地區逐漸被楚佔領。尤其是在戰國時期，湘贛各地均受到了楚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繼楚之後，是秦的統一。秦在該區的統一基本上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推進的，先後設置了黔中、長沙、九江等郡進行管轄。入漢之初，該區分屬於長沙國和廬江國轄區。之後廬江國除為漢郡，長沙國地域縮小，至東漢初，長沙亦改國為郡。值得注意的是，在滅南越後，該區南部的桂陽郡和新設的零陵郡轄區均包含了原屬於南越的部分地區，呈現出兼跨五嶺南北的格局，為五嶺南北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從湖南衡陽、資興、耒陽、郴州、永州等地的考古發現來看，作為南方百越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徵之一——印紋硬陶，在經歷了戰國至秦漢之際的歷史變遷後並未在當地消失，相反卻仍有較多的發現，在湘南地區楚越文化長期並存的格局尤為突出，並且出現了許多新的發展跡象。
例如，1952 年至1956 年發掘的衡陽鳳凰山西漢早期78 座墓，共出土陶器1015 件，其中硬陶約629 件，包括鼎72 件、盒65 件、壺76件、勺15 件、罐431 件，占陶器總數的62％。可見當地硬陶之發達。在這些硬陶中，除了勺以外，包括鼎、盒、壺、罐在內的器物都飾有複雜的印紋，有的還施釉。這種在硬陶禮器組合——鼎、盒、壺上也施加拍印紋飾的做法，顯然是進入秦漢以後當地印紋硬陶發展的新跡象，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區明顯不同。另外，衡陽當地的軟陶鼎、盒、壺、罐中也有施加印紋的，則是值得注意的。結合衡陽公行山秦墓以及衡陽蔣家山東漢墓等有關發現可知，衡陽在秦漢時期印紋陶始終比較發達，並持續到漢末之後。（圖五）
圖五 衡陽秦漢墓出土的印紋硬陶器
1. 罐 2. 瓿 3. 罐 4. 壺 5. 罐 6. 四耳罐 7. 鼎 8. 盒
年代在西漢早期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禮器組合——鼎、盒、壺、鈁之類器物仍為泥質灰陶產品或漆器製品，但該墓也出土了一批帶釉的印紋硬陶器，包括1 件瓿、1 件帶耳罐或雙耳罐（應改稱壺）、22 件大口罐，共計24 件。（圖六）其共同的特點是「器物的肩部均拍印席紋，腹部均拍印方格紋，然後施釉」，與衡陽所見相同。這種在器表的上、下部位分別拍印不同的紋飾，成為湘贛地區西漢時期印紋硬陶最為流行的特徵之一。無論是從裝飾風格還是從器物造型上講，秦至漢初，衡陽、長沙等地的印紋硬陶基本上都是承襲了南方先秦印紋硬陶的傳統，以至於有學者指出，馬王堆漢墓中大量印紋硬陶的存在「是越文化的『復興』」。
圖六 長沙馬王堆M1 出土的印紋硬陶器
1. 雙耳罐（壺） 2. 大口罐 3. 瓿
大約從西漢中期開始，湘贛地區印紋硬陶的分布範圍也顯著擴大，由南向北推進的勢頭十分明顯。具有湘贛特色的印紋硬陶鼎、盒、壺類組合，除了在湘南資興等地繼續有發現以外，還見於宜春、南昌、常德、保靖等地。從早年長沙發掘的漢墓資料來看，當地也是在西漢後期印紋硬陶才大量出現，主要是罐和壺兩大類器形。據《長沙發掘報告》介紹，西漢後期「手制的罐形器……花紋系用工具拍印，紋樣以方格紋最為普遍，亦有少數作葉脈紋狀」。罐的口部和肩部多施釉，肩部往往還有刻劃文字。在輪制的壺形器中，有的亦拍印方格紋，或兼施釉的。報告列舉的伍家嶺M244 出土的II 式壺和伍家嶺M203 出土的III 式壺，均採用橫向系耳，具有模仿嶺南陶壺（即報告中的I 式壺）的特點，只是腹部拍印方格紋的做法，卻為嶺南同類器物所罕見。據墓葬登記表，這兩座墓葬中共存的印紋硬陶罐分別有3 件和19件。其他西漢後期的墓葬中大多也都有硬陶罐出土，其中數量在10件（含）以上的有12 座墓，最多者一墓中達20 余件。除了由嶺南輸入的或仿製嶺南類型的四耳罐以外，更多的都是和馬王堆M1大口罐近似的侈口、鼓腹、平底罐，是當地印紋硬陶在西漢時期持續發展的
明證。
1973 年在南昌東郊西漢墓群清理的13 座墓，出土陶器149 件，其中屬於印紋硬陶的大約有110 件左右，以方格紋為主，器表多施釉。從墓葬登記表來看，幾乎各墓均有印紋硬陶出土，但每墓數量一般不超過20 件，主要器形包括鼎、盒、壺、罐、雙唇罐及雙耳罐等。罐的肩部往往刻劃數字或容量，和長沙所見大體一致。保靖、常德等地漢墓也出土有類似湘南地區的印紋硬陶鼎、盒、壺組合，然略有不同的是，還往往共出具有模仿江東類型鈣釉器特徵的印紋硬陶壺、瓿類器物，器表也施釉，流行斜方格紋或麻布紋之類拍印紋飾，如常德南坪D3M18 出土的28 件陶器中，可歸入印紋硬陶的就有20件之多，包括了器表施加醬釉的鼎、盒、壺、瓿以及無釉的罐、雙耳罐等器形。（圖七）至於席紋加方格紋、或葉脈紋加方格紋之類的紋飾，在沅水流域則較少見到。這說明湘贛地區內部在隨葬印紋硬陶器方面也還是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的。
圖七 常德南坪D3M18 出土的印紋硬陶器
1. 鼎 2. 盒 3. 壺 4. 雙耳罐 5. 壺 6. 壺 7. 瓿
進入東漢以後，湘贛地區仍然流行印紋硬陶。目前有關湘贛地區東漢墓報道較集中的主要是耒陽、資興、郴州、衡陽、宜春、南昌、長沙、常德等地，基本上都出土有印紋硬陶。其他如湖口、修水、德安、樟樹、萬載、樂平、南康、贛州、贛縣、永新、攸縣、醴陵、零陵、邵東、邵陽、益陽等地也都有東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出土。說明東漢時期湘贛地區印紋硬陶的分布範圍仍相當廣泛。尤其是湘南地區的衡陽、耒陽、資興一帶，硬陶器的器形複雜多樣，飾拍印紋飾的器物數量也相對較多。常見的印紋硬陶器形主要有鼎、壺、壇、罐、四耳罐、雙耳罐、雙唇罐、鐎壺、釜、甑、盤、缽、盆洗、燈、倉、灶、井、屋、豬圈、雞鴨塒等。（圖八）不少器物上也施釉，有的還被稱為瓷器或青瓷器等。罐型鼎採用環形耳，飾有拍印紋飾的硬陶壺上往往還有附加堆紋，這些都是湘贛地區較為流行的風格。尤其是飾拍印紋飾的倉、灶、井、屋、豬圈、雞鴨塒之類模型明器，在器形上更具有當地特色，而且很少見於其他地區。流行的拍印紋飾主要是方格紋，包括細方格紋、斜方格紋之類。至於帶戳印紋飾的壇、罐之類器物，除少量仿製品以外，大部分仍是從嶺南輸入的產品，表明了嶺南印紋硬陶對於湘贛地區的持續影響。同嶺南地區一樣，直到東漢時期，湘贛地區流行的飾拍印紋飾的器物以硬陶為主，也有一部分據稱屬於軟陶。如1988 年衡陽市鳳凰山東漢墓M9 所出的倉、屋、雞塒、豬圈之類模型明器上多有方格紋，但報告稱這些「冥器均為夾砂紅色軟陶」。還有一些印紋硬陶器，在器形上似明顯模仿嶺南的同類器物，只是嶺南的同類器物的裝飾早已改變為以刻劃紋或弦紋、素麵之類為主，但湘贛地區仍採用拍印紋飾。這些也都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圖八 湘贛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部分印紋硬陶器
1. 鼎 2. 壺 3. 壺 4. 瓿 5. 倉 6. 盒 7. 雙耳罐 8．圈
9. 雙唇罐 10. 罐 11. 雙耳罐 12. 罐
從空間分布上看，東漢時期湘贛地區印紋硬陶的發展也出現了明顯的不均衡現象。湘西地區印紋硬陶明顯減弱，但贛江流域卻顯著增強。這種區域內部格局的改變，前者可能是與武陵蠻族起義所導致的湘西地區社會動蕩有關，同時說明印紋硬陶與蠻族之間可能缺少關聯；後者則是贛江流域在東漢時期得到進一步開發的結果。同樣飾拍印紋飾的器物，卻有硬陶和軟陶兩種不同的質地，其背後隱含的文化意味值得深思。這或許說明秦漢時期湘贛流域的開發，和嶺南地區一樣，都應是在漢越民族的共同努力下進行的。漢末之後，印紋硬陶在湘贛地區尤其是湘贛南部仍有延續。情形也和嶺南相似。
在湘陰、豐城等地發現的據稱年代能早至東漢的窯址中，不僅有印紋硬陶出土，而且不少被認為屬於成熟瓷器的器物上往往還保留拍印紋飾，也說明了湘贛地區的早期成熟瓷器的出現與印紋硬陶的發展密切相關。此種情形，也見於江東地區。
四 江東區
該區包括今江蘇和安徽的長江以南地區、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北部地區（寧紹平原至金衢盆地一線以北），大致相當於漢代揚州刺史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即所謂「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漢書·嚴助傳》）之地。秦時設會稽郡，入漢之初曾一度屬於諸侯王國封域，至漢武帝時期，江東盡歸中央。
先秦時期，尤其是西周至戰國中晚期以前，江東地區作為吳越文化的核心區域，無論是墓葬結構（如流行土墩墓）還是隨葬品構成（如流行以原始瓷器和印紋陶器隨葬），都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其中印紋硬陶主要以生活用器為主，墓葬所見印紋硬陶也往往與原始瓷器、泥質陶器共存。在經歷了戰國晚期楚的控制（儘管實際控制區域可能不是江東地區的全部）至秦統一時期的歷史變遷之後，其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確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從目前江東地區已報道的年代大致在戰國晚期至漢初的墓葬來看，單純的泥質陶器組合尤其是仿銅陶禮器鼎、盒、壺、鈁之類組合的大量出現，表明應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強烈影響。其中一部分墓葬的主人或許就是遷入江東的楚人，但也不排除部分墓葬的主人仍為當地越人的可能性。總的來看，江東地區秦漢之際墓葬中所見印紋硬陶的數量相比東周時期大為減少，印紋硬陶的發展似乎一度停滯，少數墓葬中出土的印紋硬陶器大多還保留米字紋的傳統。
1992 年發掘的餘姚老虎山一號墩，共清理墓葬20座，其中6座戰國至西漢土坑墓中只有D1M10出土了2 件「印紋硬陶罐，通體拍印米字紋」，共存原始瓷壺2 件。報告認為D1M10 的年代為「戰國末到西漢初期」，所出土的「印紋陶和原始瓷」，「完全屬於當地的傳統製品」，因此推測是「本地越墓」。問題是被該墓打破的D1M14，卻出土了成套的泥質陶鼎、盒、壺、鈁、豆組合以及原始瓷鼎、壺、薰組合，發掘者視之為「越文化與楚文化的融合體」，其出土陶瓷器總數達到43件，卻沒有1件真正屬於印紋硬陶的器物。
1999 年發掘的蘇州真山四號墩清理7 座墓葬，只有D4M2 和D4M4 各出土了1 件印紋硬陶器，均帶釉。其中標本D4M2 ∶ 4 被稱為「原始瓷罐，腹體飾米篩紋」。發掘者推斷D4M2 的年代為戰國晚期。而打破D4M2 的D4M1（年代被斷為西漢早期）雖出土了成套的鈣釉鼎、盒、壺、瓿組合以及黑皮陶罐和泥質灰陶罐等，卻沒有1件真正屬於印紋硬陶的器物。
此外，在浙江嵊州被認為是西漢早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印紋硬陶壇、罐之類，紋飾也都保留著米字紋的傳統。總體而言，江東地區所發現的屬於戰國末期至西漢早期的墓葬資料相對較少，出土的印紋硬陶也只有少量的罐、壇之類器物。一些埋葬年代已進入秦漢的墓葬中隨葬的印紋硬陶類器物還可能是先秦時期的產品。
目前考古資料顯示，在經過了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期的一段沉寂之後，大約從西漢早中期開始，江東地區的印紋硬陶似乎又得到了逐步恢復和新的發展。不僅產品分布範圍擴大，局部地區出土的印紋硬陶數量也明顯增多，尤其是以拍印席紋、櫛齒紋（或稱梳狀紋、梳紋）為特徵的瓮、罍等器物開始在江東地區流行開來，在器形和拍印紋飾上都逐漸形成新的地域特色。
已知江東地區屬於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期墓葬出土的印紋硬陶除在蘇州、餘姚、嵊州、安吉等地繼續有發現以外，還在青浦、江陰、南京、鎮江、無錫、蕪湖、馬鞍山、繁昌、高淳、杭州、紹興、上虞、龍游等地均有發現和報道。茲略舉數例。
1982 年至1983 年，在上海青浦福泉山發掘的46座西漢墓，出土了將近500 件陶器，其中有17 座墓隨葬有印紋硬陶，每墓1～3 件不等，累計只有26 件，包括25 件罐和1 件壇，據稱「火候高，胎質硬，通體施席紋」。按照報告的分期，這種通體飾席紋的印紋硬陶出現於西漢中期。而在約當文景時期的第一期9 座漢墓中儘管已出現了成組的鈣釉鼎、盒、壺、瓿，卻基本未見印紋硬陶。由此似乎表明，當地印紋硬陶的恢復與發展似乎要晚於成組青釉鼎、盒、壺、瓿之類的禮器組合的出現，而且在最初發展階段，在印紋硬陶上施釉的情形也比較少見。這些都與嶺南和湘贛地區明顯有別。
1989 年至1990 年，在浙江安吉上馬山清理的8座西漢墓，共出土陶器153 件，而飾拍印紋飾的大約只有32 件，每墓2～8 件不等，包括瓮、壇、罐三種器形，大都是「 通體拍印席紋」，但也有個別器物是「肩部拍印席紋，腹下拍印方格紋」或「通體拍印麻布紋」的，也只有少數印紋硬陶器物上出現施釉現象。
1988 年在高淳固城發掘的5 座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木槨墓均出土有印紋硬陶瓮,每墓2～4 件不等,合計14件，器表均通體拍印席紋。
1973年發掘的蘇州市婁封公社團結大隊天寶墩27 號西漢墓，出土陶器43 件，僅有2 件釉陶瓮（報告中的I式瓮）飾有拍印席紋。
1984 年發掘的蘇州虎丘鄉漢墓SXM1，出土了30 件陶器，其中飾拍印紋飾的也只有1 件「II型罐，肩以下飾席紋，腹以上施青黃釉」。
2001年發掘的蘇州徐家墳西漢墓群，清理漢墓7 座,共出土陶器92 件，器表飾有席紋的只有M15出土的1件被稱為「硬陶大瓮」（無釉）的器物。
上述例子說明，儘管江東地區在西漢時期鈣釉器物已經十分發達，盛行隨葬鼎、盒、壺、瓿之類的禮器組合，但印紋硬陶卻基本上局限於少數的日用器瓮、罐、罍之屬，最初器表是以滿飾的席紋最具特色。（圖九）稍後約西漢晚期，拍印的梳狀紋開始流行，並延續至東漢時期。
圖九 湖州西漢墓出土的印紋硬陶瓮（罍）
已知在江東地區發現的東漢時期帶拍印紋飾的器物，不僅數量持續增加，空間分布也顯得更為密集，在蘇州、南京、鎮江、丹徒、丹陽、無錫、高淳、杭州、蕭山、嘉興、紹興、上虞、餘姚、慈溪、嵊州、黃岩、臨海、武義、龍游、江山等地漢墓中仍時有出土，常見器形主要還是罍、瓮、雙唇罐、雙系罐之類，偶爾也見於井、灶之類模型明器。（圖十）新出現的還有為數不多的壺、四系罐等，其中部分器物可能是由其他區域輸入的產品。除了流行獨具特色的梳狀紋（或稱櫛齒紋）之外，還逐漸流行複雜的方格網狀紋，另有少量的方格紋、麻布紋之類。施釉更為普遍。從質地上講，不少器物因採用瓷土為胎，胎釉接合較好，被認為接近成熟瓷器或直接被稱為瓷器了。由於上虞一帶向來被認為是東漢時期最早燒造成熟瓷器的地方，因此當地墓葬中隨葬陶瓷器的演變情況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1973 年在上虞蒿壩東漢永初三年墓（即上虞M52）中曾出土1 件「印紋陶罍」，採用瓷土為胎，肩部以上施黃綠色薄釉，「肩以下拍滿幾何形印紋，印紋單位為2 厘米見方的小方塊，每方由六七條斜線互交成斜網格紋樣」，發掘者認為「當是本地所產」。類似的施釉印紋硬陶罍也見於1975 年清理嘉興九里匯皇墳山東漢磚室墓，據稱出土釉陶罍2 件,「斂口，平唇，矮頸，圓鼓腹，腹壁較薄，平底，器表上拍有印網紋，器上半部施釉……火候較高，胎呈淺灰色，近似瓷器」。（圖十：1）而從早年紹興漓渚的發現來看，與上虞蒿壩東漢永初三年墓出土印紋陶罍紋飾一致、器形接近的器物也有帶雙耳的，曾被稱為瓿。
圖十 江東地區漢墓出土部分印紋硬陶器
1．罍 2．雙唇罐 3．罍 4．罍 5．井 6．罐
1984 年在上虞鳳凰山清理兩漢時期墓葬50座，年代大致在西漢末至東漢末年。從報告的器物列舉情況看，印紋硬陶罍的腹部拍印紋飾經歷了由梳狀紋到網格紋的轉變，至東漢中晚期，還出現了拍印網格紋的醬色釉瓷雙耳罐和青色釉瓷四系罐等。
1992 年至1993 年，又在上虞縣的牛頭山、周家山、馱山、後頭山等墓地發掘了一批年代大致在新莽前後至東漢末期的墓葬，出土了大批陶瓷器，其中也有一些飾有拍印紋飾的硬陶罍，器表拍印紋飾的演變與上虞鳳凰山所見一致。尤其是上虞馱山木頂磚槨墓M28 的1 件硬陶罍和2 件原始瓷罍，除了施釉的差別外，造型風格、器表紋飾均完全相同，「器表拍印的櫛齒紋（梳狀紋）甚有規律」。而分別出土永元八年（公元96 年）和永元十二年銘文磚的券頂磚室墓M30和M31中殘存的硬陶罍，器表拍印紋飾均改為斜向的方格網狀紋，兩墓中共存的原始瓷折肩罐和原始瓷罐也都飾有同樣的斜向方格狀網紋。（圖十一）由此可見，當地印紋裝飾從梳狀紋到斜方格網狀紋的轉變似發生在東漢早中期之間。上虞驛亭謝家岸後頭山東漢墓M11 出土的青瓷罍（雙耳罐）上還出現了新的拍印紋飾——「窗欞紋」。而上虞等地窯址所見的拍印紋飾還要更為複雜多樣。
圖十一 上虞東漢墓出土印紋硬陶罍紋飾拓片
1．梳狀紋 2．斜方格網狀紋
江東地區東漢時期印紋硬陶器的器物類型和西漢時期大體相同，始終顯得比較單調，以墓葬為單位的出土數量也比較有限。據胡繼根先生統計，截止2013年7月浙江地區已發表的漢墓資料約770 座，共出土各類陶瓷器6121 件（組），其中器表施加印紋的僅有702 件，「器形以罍為主，另有零星的罐、壇、瓮等」。兩漢時期江東地區印紋硬陶在當地陶瓷產品中所佔的比重，由此可見一斑。江東各地考古報告中提及的雖有罍、罐、壇、瓮、缸、瓿之類名目，但實際所指往往器形相同或接近，如南京、紹興、無錫等地報道中所說的飾印紋的瓿，有時就和罍瓮器形一致。在這些器物上施釉已變得越來越普遍，有的被稱為釉陶，有的則已被稱為瓷器。在紹興、上虞、寧波等地所謂東漢時期窯址中出土陶瓷片上所見的拍印紋裝飾，尤其是被稱為成熟瓷器的器物上的印紋裝飾，大多都和江東地區東漢墓出土器物上的印紋裝飾相同，表明成熟瓷器的出現與當地印紋硬陶的發展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當然，也有一些在東漢窯址中常見的成熟瓷器上的拍印紋飾，卻在已知的東漢時期墓葬中還很少發現甚或根本不見。此種現象或許反過來對於窯址出土遺物的年代判斷也是有幫助的。
五 東南沿海區
本文所說的「東南沿海區」是指以今福建省為主、包括浙江省南部在內的區域，大致相當於漢代揚州刺史部南部的大部分地區。
先秦時期，該區也是百越之地。秦時設閩中郡，入漢之初為閩越王、東海（東甌）王封地，而東甌、閩越均號稱是越王勾踐的後裔。漢武帝時期，先是東甌舉國內遷，滅東越之後又將當地越人大量遷出，以致「東越地遂虛」（《史記·東越列傳》）。受其影響，該地保留的屬於秦漢時期的遺址，年代多集中於西漢前期，已發現的數量也相對較少。目前所知主要是在福建崇安、福州、建陽、浦城，浙江溫嶺等地發現了年代大致屬於秦漢時期（主要是西漢前期）的遺址，另外在崇安、閩侯、福州、溫嶺等地也發現有一些同時期的墓葬。無論是城址還是墓葬，均出土了一些獨具地方特色的印紋硬陶器。儘管數量有限，仍可以作為一種地域風格來看待。
從《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發掘報告》集中報道的1980 年至1996 年的發掘資料來看，該城址出土陶器上的印紋，「以方格紋為主，其次為繩紋，還有極少數棱格紋、菱形回紋、凸麻點（或稱乳釘）紋、米字形紋、網格紋、圓圈紋和幾何圖形戳印紋」（報告圖88 所列拓片中似還有席紋）。通過報告列舉的材料知道，拍印方格紋的器物以瓮、罐為主，亦見於缸、盆等器形。這些飾拍印方格紋的瓮、罐類器物上多有縱向的系耳，尤其是縱向四耳的風格，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圖十二）至於方形和圓形的戳印紋，報告稱「是由一種以方格紋作地紋，上刻各種幾何圖形小戳印的專制的陶拍，在器坯未乾時在器表上逐段拍印出來的」。然而仔細檢查發表器物上的戳印紋後發現，也有不少戳印與方格紋交叉錯亂的情形。因此，不排除是和嶺南地區類似的施加方法，即在拍印的方格紋地上再戳印紋飾。從具體的戳印圖案看，也可能是受嶺南的影響。
圖十二 福建城村漢城遺址出土的部分印紋硬陶器
1．四耳瓮 2．雙耳罐 3．雙耳罐 4．瓮
5．四耳瓮 6．瓮
在福建發現的其他秦漢遺址中，出土的印紋硬陶情況，也大體類同於城村漢城所見，但也有個別遺址中發現席紋較多的情況。
在福建地區發現秦漢時期墓葬資料較少。1982 年至1983 年在閩侯庄邊山發掘墓葬8 座，出土陶器以鼎、盒、壺（或匏壺）、瓿、豆為主要組合，有軟陶和硬陶之分，其中可歸入印紋硬陶者似僅有M35出土的1件瓮，為「紫灰色細砂硬陶，通身飾網格紋，腹部有五道抹光帶紋」，高41.4厘米。對於這批墓葬的墓主人，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
1999 年以來，在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附近的亭子後、牛欄後、斧頭山，福州的益鳳山等地發掘數座具有典型越人風格的墓葬，出土陶器雖以硬陶為主，但器表施加拍印幾何紋飾的也只有為數不多的瓮、四耳瓮、雙耳罐之類器物，通常是在器表通體拍印方格紋。與之前在城村漢城遺址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
2003 年、2006 年先後在浙江溫嶺市塘山清理2座被認為是西漢前期東甌國的墓葬，也出土了印紋硬陶瓮、雙耳罐之類器物，均採用泥條盤築法製作，器表通體拍印方格紋，在肩部和腹部有抹去方格紋後留下的凹痕。附近的溫嶺大溪古城遺址也出土了同樣的印紋硬陶器，其器形與裝飾都與崇安城村漢城遺址以及福建所見秦漢墓出土的一致。由此也說明，秦至西漢前期，東甌和閩越在文化上的確具有很強的共性。
由於越人內遷，年代屬於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時期的墓葬資料在東南沿海區非常罕見。1958年閩侯荊溪廟後山發掘的1 座年代被認為是「漢末或晚至西晉的墓葬」，出土的瓮、罐、壺等器物上大都飾有斜小方格紋，其印紋硬陶數量仍然較多，值得注意。
總之，該區秦漢遺存中所見印紋硬陶，器形也是以瓮罐類日用器為主，不少器物的造型也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拍印紋飾主要是方格紋，但通體方格紋的瓮罐類器物表面往往還流行施加凹弦紋或抹光帶紋。少數器物的器表也出現了類似嶺南風格的方格紋加戳印紋，表明該區至少在秦至西漢前期，印紋硬陶也曾受到嶺南區的影響。福州所見，也發現有少量從嶺南或江東輸入的印紋硬陶產品，但年代多為東漢或更晚時期。至於福建部分遺址中席紋較多的情況，和周圍地區的關係如何，還有待更多的探討。
六 關於各區域類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就秦漢時期嶺南、湘贛、江東、東南沿海這四個均燒造印紋硬陶的區域而言，在印紋硬陶的器物種類、具體的器形和拍印紋飾上均有著自身的特點和發展演變軌跡。另外，不同區域的印紋硬陶產品還都曾廣為流傳，並在不少地區出現交叉重疊，交織成十分複雜的網路。通過對各區域類型的系統甄別與綜合比較，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 從印紋硬陶的器物種類和數量上看，嶺南區和湘贛區都非常發達，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後，不僅大量的嶺南類型陶瓷器北傳湘贛地區，湘贛區燒造的陶瓷產品也明顯受到嶺南區的強烈影響，出現較多的模仿嶺南區特徵的印紋硬陶產品。不過，在嶺南地區卻極少見到來自湘贛地區的印紋硬陶產品。至於江東區和東南沿海區，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器器物種類均相對較少，從出土數量上看，在當地墓葬隨葬陶瓷產品中所佔的比重也比較有限，不如嶺南區和湘贛區那樣發達；從產品流布上看，彼此之間也只是偶見對方的印紋硬陶產品，相互關係似乎也沒有湘贛區和嶺南區那樣密切。
2. 嶺南區與江東區相比，差異始終比較突出，彼此在印紋硬陶的器形和紋飾上明顯缺乏共性。不僅西漢早期如此，在南越滅亡、該地納入統一漢政權之後的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時期也是如此。而且直到東漢中晚期，兩大地區之間也很少互見對方的印紋硬陶產品，顯示出兩地之間的聯繫也一直較弱。直到東漢晚期以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3. 湘贛區與江東區相比，兩地生產的印紋硬陶雖有不少造型類似或接近的器物品種，但在具體的細部特徵上又往往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在西漢時期表現得猶為突出。由於湘贛地區的陶瓷手工業在秦漢時期的發展過程中，既受到嶺南區的強烈影響，又與江東區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故也出現了一些模仿江東區或兼有江東和嶺南因素的印紋硬陶產品，只是被湘贛地區模仿最多的江東陶瓷產品多為流布甚廣、但本身卻很少施加印紋的鈣釉壺、瓿之類器形。這種在模仿中所發生的裝飾風格的轉變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更重要的是，到了東漢中晚期，湘贛區與江東區的聯繫或相互滲透似進一步加強，以致新出現的某些共性因素，僅從類型學的角度已難分彼此。秦漢時期，湘贛區陶瓷手工業這種兼收並蓄的發展模式，為南方陶瓷技術的交流與整合提供了很好的契機，應予以高度重視。
4. 東南沿海區的印紋硬陶，在西漢中期越人內遷以前，顯示出與嶺南地區有著更多的共性和較為密切的聯繫。但越人內遷之後直到東漢中晚期，當地的文化發展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直到漢末吳晉時期，由於外來人口的滲入，才又有所恢復。此時，印紋硬陶又有出現，似乎還有新的發展。
5. 與先秦時期的印紋硬陶相比，從秦統一到西漢前期，印紋硬陶的發展在嶺南區、湘贛區和東南沿海區都表現出明顯的延續性或繼承性，唯有江東區在秦漢之際印紋硬陶的發展似乎一度停滯，之後才漸漸恢復，並持續發展，直到向成熟瓷器轉變之後才最終消退。因此，秦漢時期印紋硬陶的發展從空間上看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個迂迴曲折的過程。
綜上所述，可以說秦漢時期仍是中國古代印紋硬陶的一個大發展時期。秦漢時期印紋硬陶的大發展是在先秦南方印紋硬陶基礎上繼續前行並不斷創新的結果，不僅產品數量眾多，而且流通廣泛，整體的空間分布範圍還要遠遠超過先秦時期，並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幾個區域類型。不同的區域類型之間關係錯綜複雜，為揭示秦漢時期南方地區的文化整合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附記：2010 年9 月曾在河南內黃召開的漢代學術討論會上宣讀，2017 年6 月初增補並修訂。
（作者：楊哲峰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原文刊於：《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TAG: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