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朝清流誤國的典型，領兵打仗總想以理服人

在封建社會，每到國家就要滅亡的時候，人才逐漸凋零。手握實權的人，要麼殘暴不仁，要麼昏庸無道，要麼懦弱可欺，要麼自以為是，總是有著嚴重的能力缺陷。明朝就是這樣，看似人才濟濟的朝廷，竟無一人能帶領當時的東方帝國走出困境。從今天要說的楊鶴身上，就可見一斑。

楊鶴絕對不是一個壞人，相反，無論是朝堂的同僚，還是攻擊他的政敵，都承認他是個正直的好官。他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為官十多年後，稜角仍然沒有被磨平。楊鶴當御史的時候，曾經上書對萬曆多年來倦於朝政，言路堵塞的情況表示不滿，直接批評皇帝不上朝。

遼東戰事吃緊，明朝遭遇了薩爾滸大敗，他雖然舉薦了多名武將，其中還有著名的熊廷弼及袁應泰，但更多的是夸夸其談。他指出：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

在他的分析中，說得確實頭頭是道，從邊將到閣臣，從官員到皇帝，都要為這場失敗背鍋。這當然是對的，各自都有責任。但也就是因為太對了，說出了普遍真理，毫無針對性。到底誰該負主要責任，以後怎麼改進，在國防、選人、錢糧、調度、制度等等各方面也說不出半點有建設性的意見。

更為關鍵的是，朝中的大臣們個個被他打了悶棍，都很不喜歡他。魏忠賢清洗他出朝廷的時候，連請流派也沒有人願意為他說話。直到崇禎登基，魏忠賢倒台，這尊大神又被請了回來。

崇禎時期，國勢更加危急，他繼續擔任御史這個老本行，不過他在時局的看法中增加了新料，開出了新的藥方：治國安邦的要領在於培植元氣。自從用兵之後，賦稅增加，財力交困，百姓的元氣受到了傷害。自從遼左等地兵敗後，暴骨成丘，邊疆的元氣受到了傷害。自從朝廷相互結黨，宦官專權，士大夫的元氣受到了傷害。要想國家太平，就要恢復元氣。

這個比喻很恰當，在當時也有不少人將它當做名言。不過後來大家醒過味來，發現這番話說了等於白說，還是絲毫沒有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

流寇越來越多，又逢陝西總督武之望去世，那邊是流寇最為猖獗的地帶，朝中官員們對著這麼顯赫的官職，居然都推諉不肯前往。後來，大家舉薦了平日說得頭頭是道的楊鶴任職。臨行之時，崇禎問楊鶴他的方略。楊鶴說得大義凜然，毫無破綻：「清慎自持，撫恤將士而已。」

楊鶴到任以後，流寇繼續增多，但其實官兵的實力還是更強，完全可以清理完匪患。可是，這位只知書，不知道實情，只知道仁義道德，不知道世道兇險的清官好官，決定一意主撫。

楊鶴曾上疏指出「盜賊」的原由是「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並提出了「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戰略。他帶上朝廷節衣縮食給他準備的銀兩，便開始了招安之路。

起初很順利，楊鶴每到一處，先是進行強大的宣傳攻勢，然後再派出官兵像模像樣的圍剿一番，最後坐等接受盜匪的投誠。他將盜匪們招入城中，要他們向代表皇帝的坐席磕頭，山呼萬歲之後，立下重誓永不作亂。做完全套工作之後，楊鶴便根據盜匪手下的數量發放銀兩。他不要求盜賊放下武器，就地解散，而是划出地方給他們安置。

結果他手下的大將杜文煥看到這位朝廷來的讀書人如此天真爛漫，感嘆道：「以前我們打仗勝利了，盜匪害怕我們就逃走了，而現在他們假裝投降，楊相公這麼輕易就相信了，把城池都當作許諾送給叛軍。這樣下去，天下都會送給盜匪了，我不願意呆在這裡。」

他說的完全沒錯，起先的招撫工作非常成功，陝西的各部起義軍幾乎都接受招安。但是，不到一年，楊鶴帶過去的十萬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萬白銀及糧食二萬石全部花完。匪禍卻沒有解除，他們佔據著地盤，平日伸手要錢，錢拿不到以後旋即又叛。

只要有一處叛變，其餘的盜賊都紛紛響應。連楊鶴自己都承認，「所救不夠及十一」。明朝出盜賊本來就是因為窮，現在還要負擔巨額的安撫費用，更加吃不消。於是，這位夸夸其談的大臣，最後還是因為綏靖政策而被革職拿辦。

楊鶴雖然為人正直無私，但由於毫無作為，最後被《明史》統一划分到《 庸誤諸臣傳》之中。

參考資料：《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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