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被《竹書紀年》還原的「禪讓制」真相——《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7）被《竹書紀年》還原的「禪讓制」真相——《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為中華民族傳頌最久遠、聲名最響亮的遠古帝王，莫過於堯舜禹三帝。

儒家經典著作《尚書·虞書·堯典》里記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

太史公《史記·五帝本紀》，不但繼承了《尚書》的說法，還且詳細記載了堯禪讓於舜的具體原因和經過：

……堯曰：「嗟！四岳（指堯的相臣）：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這段記載的大意是：堯說：「唉！四岳：我在位已經七十年了，你們誰能順應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說；「我們的德行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堯說：「那就從所有同姓異姓遠近大臣及隱居者當中推舉吧。」大家都對堯說：「有一個平民叫虞舜。」堯說：「對，我聽說過，他這個人怎麼樣？」四岳回答說；「他是個盲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愚昧，母親頑固，弟弟傲慢，而舜卻能與他們和睦相處，盡孝悌之道，把家治理好，使他們不至於走向邪惡。」堯說：「那我就試試他吧。」於是堯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從兩個女兒身上觀察他的德行。舜讓她們降下尊貴之心住到媯（guī，規）河邊（今北京市延慶縣境內）的家中去，遵守為婦之道。堯認為這樣做很好，就讓舜試任司徒之職，謹慎地理順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倫理道德，人民都遵從不違。堯又讓他參與百官的事，百官的事因此變得有條不紊。讓他在明堂四門接待賓客，四門處處和睦，從遠方來的諸侯賓客都恭恭敬敬。堯又派舜進入山野叢林大川草澤，遇上暴風雷雨，舜也沒有迷路誤事。堯更認為他十分聰明，很有道德，把他叫來說道：「三年來，你做事周密，說了的話就能做到。現在你就登臨天子位吧。」舜推讓說自己的德行還不夠，不願接受帝位。正月初一，舜在文祖廟接受了堯的禪讓。

然而，就在普天之下都相信了堯舜「禪讓」的美好故事時，晉武帝時期出現的一本天下奇書《竹書紀年》，卻如平地一聲雷，擊破了遠古歷史的「謊言」：這本從戰國時期魏安釐王墓中被盜而出的「竹簡史書」中如此記載堯舜禹三帝的真實情況：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流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阻攔）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其中的「真相」可謂振聾發聵：堯年老昏庸，道德標準下滑，被舜流放囚禁在一個叫平陽的地方。而舜則繼承了帝位。不但如此，舜還不讓堯的兒子丹朱和堯相見。

可以想見，這一記載對有漢以來儒家士人的巨大震撼可想而知，和這一記載相類似的《竹書紀年》的其它內容相對於漢儒經典更是讓人目瞪口呆。站在今天的立場看，《竹書紀年》里的一個篇章實際上衝破了自孔子以來儒家「苦心經營」數百年的古代歷史體系。

——在《殷紀》中，《竹書紀年》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這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但是由於現代對不同地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現整個商代伊尹都是師權的象徵，地位尊崇，並且有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並且整個商代伊尹的後人都有很高的地位與權力，因此這部分存疑。

——在《周紀》中，按照《史記》等正史所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後，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政。而《竹書紀年》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國的伯，名和者，攝行君位，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說法。與此相對應，《竹書紀年》也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其中包括周幽王死後、兩王並立的歷史記載。

——在《晉紀》中，周平王東遷之後，竹書紀年以晉國紀年，而作晉紀。晉紀記載了晉文侯殺周攜王的舊事，詳細記錄了曲沃代翼的過程。研究晉國歷史，《竹書紀年·晉紀》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書。

——在《魏紀》中，魏紀自惠成王起，稱「梁惠成王」，這與其他典籍記載的魏國又稱梁國相符，有利於讀古書，如《孟子》時，弄清楚究竟怎麼又有個梁惠王之類的疑問。更好地保存了歷史的原貌，對於研究魏國歷史更為便利。

鑒於《竹書紀年》的重要性，這裡還要交待一下其發現過程：公元279年，西晉晉武帝時期，一個位於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之餘，亦同時讓墓里的大批竹簡重見天日。當局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當時的大學者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於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記錄的部分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春秋時期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竹書紀年》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

由於《史記》採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使今天的我們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所記載的內容，如「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都與傳統的「正史」記載有極大差異。

正是由於《竹書紀年》對儒家正統學說的巨大衝擊，自然就會有許多儒家弟子站出來考證和質疑《竹書紀年》的真偽。巧合的是，發現《竹書紀年》的當局正是從曹魏政權手中竊取了「革命果實」的西晉司馬氏政權，其過程中竟然也有「禪讓」的故事。這就不得不讓當世和後人們懷疑當時的司馬朝廷進行「國家造假」的嫌疑：司馬氏不過是想通過《竹書紀年》為自己的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背書」和「說事」而已。

然而，經後世學者的考證，《竹書紀年》被官方造假的可能極小。比如，今天的考古研究證明，《竹書紀年》里記載的「（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由此可證《竹書紀年》並非一些人所認為的是「後世偽作」。

更重要的是，《竹書紀年》成書後於宋代時突然亡佚一事，也恰恰反證了這本著作的真實性。

史載《竹書紀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史學著作，在傳承了六百年之後，突然在宋代完全亡佚。

今天的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來，當《竹書紀年》出土之後，給當時的思想學術界會帶來何等巨大的震動。《竹書紀年》相對於漢儒經典太過異類，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學居於正統，儒學成為國學，《竹書紀年》所記載之真實歷史則衝破了儒家古代歷史認知體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竹書紀年》理所當然地被宋儒視為異端邪說，必欲除之而後快。是以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紀年存真序》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學者錮於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復亡。」

也就是說，因為漢以後的學者們受制於自己所學習的東西，一旦與司馬遷的《史記》以及有漢一代的儒家經世們的學說相抵觸，便都不做研究和考證。後來過了六百年而已又佚亡。與朱右曾所說的這一趨勢相吻合，《竹書紀年》經過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逐步開始散佚，宋代的《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可以說，《竹書》在宋代的亡佚絕非偶然。

博按：關於《竹書紀年》，史學界爭議不斷。尊崇「正史」的人多以其為偽，亦有認為其為邪說者。根據此書的著書時間和當時儒家學說的「非正統性」，當時的史家還沒有像太史公那樣，尊崇儒家教條，按照儒家「正統」觀點著史立說。而可貴的是，與《竹書紀年》相應合，《韓非子·說疑》中也曾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今天，當我們試圖重新認識已經面目全非的《竹書紀年》時，唯有寄希望於考古學的不斷進展，如像銀雀山、睡虎地等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為進一步還原歷史的真相提供真實可信的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的真相是遮掩不住的。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則可以讓今人真實了解中華民族的發展脈絡和真正的「文明之觴」，從而對症下藥，尋找解決的辦法和途徑，也許，這才是歷史的本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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