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中國古代皇帝都是怎樣做檢討的？
原標題：王學泰：中國古代皇帝都是怎樣做檢討的？
驚聞著名文史學者王學泰先生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不勝悲痛。先生退休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以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的研究為學界所推重。
學術研究之外的王先生，還是一名愛書的讀書人，終其一生都在買書、讀書。小編第一次結識先生，便是在北京的一家書店，先生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謙和與健談，可以說是有問必答，對我這個後學，也是沒有一點架子。
為了表達對先生去世的哀思，本站特刊發其一篇介紹中國古代皇帝「罪己詔」的文章。摘自《寫在歷史的邊上》（東方出版社2017-01）一書，系先生生前讀史筆記的合集。
「罪己詔」是中國傳統中極富特色、獨家專有的政治現象。
「罪己詔」是皇帝在國家出現了嚴重問題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錯誤時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書面檢討。它源自君王對於自己責任和失責的確認，這件事兒在上古是不成問題的。那時國家小，社會風氣淳樸，君民相隔尚不太遠，君主的職責相對較為明確，出了問題，人們都在看著，想賴也賴不掉。推諉責任則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最高統治者做了壞事賴賬，上天示警也視而不見，這在民眾之中就喪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傳》中說「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賴不賴賬、認不認錯視作政治優劣的指標，這逐漸成為一種機制，作為君主專權的補充。
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遺留下詔書全文的大約有二三百篇。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後，退回來又想繼續當中華民國終身大總統，為此還下了一份《罪己詔》，這是歷史上最後一份。它以喜劇方式為《罪己詔》划上了句號。
過去史評認為第一位下罪己詔的是漢文帝，後元元年（公元前163）因「水旱疾疫之災」連年歉收，文帝下詔自責（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這被認為是傳世的第一篇罪己詔。其實，史籍中並沒有說這是罪己詔，《全漢文》稱此文為《求言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頒下詔書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責之意，包括他的遺詔，風格大類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實的話，春秋時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詔》。
感情深摯的檢討文字——《秦誓》
史書說「禹、湯罪己」，但沒有具體文字傳世，而《秦誓》收在《尚書》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沒有造偽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後果在《左傳》中也有很翔實的記載。
秦國本來是西方邊陲小國，被視為野蠻，不得參與中原諸侯朝聘。經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數百年的經營，秦國日益強大。為了改變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繼位後特別重視與相鄰的晉國交好。
春秋中葉，晉是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為妻，目的在於擠入「世界文明體系」。然而晉獻公身後，晉國內亂，秦積極插手，可惜里外不討好，兩國甚至發生戰爭。魯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五霸之一的晉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晉為諸侯的，後晉文稱霸，秦晉關係貌合神離。秦想乘晉有喪事之機偷襲鄭國，挑戰晉霸主地位。
秦國元老蹇叔反對，秦穆公不聽。當部隊出發時，蹇叔到軍前哭送其子，斷定他們必敗死於殽山。穆公大怒，痛罵蹇叔。結果蹇叔預料成真，晉在殽大敗秦軍，孟明、西乞、白乙三帥被俘。後晉襄公聽文公遺孀文嬴（秦女）勸告，釋放了三帥。秦穆公親自到城郊迎接這些殘軍敗將，但並未責備他們，而是深刻自責，表示認錯、懺悔。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聽，無嘩。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崇懷，亦尚一人之慶。」
《秦誓》行文自然平實，讀者感到這是一篇真心實意的檢討。文章開門見山，痛陳決策的錯誤。他從人性說起，「責備別人不是難事，難的是，像流水那樣順暢地接受別人的批評」。此時秦穆公已經執政三十餘年，年齡約近花甲，他的打入中原的理想還未實現，又犯如此嚴重的錯誤，「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我的憂慮很多，光陰白白流逝，再也不會回來）。
秦穆公的「罪己」不單純因為損兵折將，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自己失去了初即位時的求賢若渴、禮賢下士的精神（蹇叔就是百里奚推薦、從宋國請來的）。「我垂詢老成的謀士，他們不肯遷就，我不高興；而一些順著我的想法提供意見的謀士，我便覺得親近」。他進一步檢討說「對於那些巧言如簧，善於讒毀，使正人君子陷入困境的，我卻能與他們相處。」都知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但從感情上人還是愛聽奉迎話。然而有作為的政治人物就不能這樣。
秦穆公說，我經過深思，體察各種不同的臣下。有這樣一個臣子，他精誠專一、沒有其他技能，但卻胸懷寬廣而能容人；別人的能力，他視為己有；喜愛優良之士，這種喜愛發自內心，超越了他的口頭稱道。用這樣的人主政，才能保護我的子孫和黎民，為他們造福。與此相反，嫉妒、厭惡有能力的人，心胸狹窄、阻撓哲人賢士，使其不能為君王所用。用這種人主政，不能保護子孫、黎民，還會帶來無窮禍患。最後秦穆公總結出來：國家的危險不安，因為用了這個壞人；國家的繁榮安定，是由於善人之賜！
秦穆公的「罪己」有兩點，一是聽取不同意見問題，二是用人問題。專制制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這兩點是永恆的問題，也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人」是有弱點的，詩云「具曰予聖」，其實沒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錯的聖人。把治理寄托在明君賢臣上現在看來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國人就這樣幻想了兩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與禹湯等古人有很大區別。禹、湯罪己，是因為職責有虧，首領必須承擔罪責，而秦穆公檢討的是錯誤耽誤了自己的大計。
漢武帝政策轉向的標誌——《輪台罪己詔》
歷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詔有兩個，一是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一是唐德宗的《興元罪己詔》。
隨著電視歷史劇的熱播，漢武帝成為熒屏名人，《輪台罪己詔》也廣為人知。微博上有些小青年還認真地討論，並提問：你若是漢武帝會下此詔嗎？大多回答「不會」。
漢武帝青年繼位，力圖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五十餘年，擴大了朝廷的影響力，使「漢」成了「大漢」。對外，漢武帝攻打匈奴、開通西域，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在內，出遊封禪，祀神求仙，造宮殿、苑囿，揮霍無度，糜費無算。為此加重了對百姓的盤剝，大大削弱了國力。
為了加強皇權專制，漢武帝肆行暴政，濫殺朝臣名將。文帝廢除了「誹謗妖言罪」，漢武帝又重新撿起，甚至發展到了「腹誹罪」。大農令顏異因對幣制有異議，未敢言，只是嘴唇嚅動，就被指為「腹誹」（內心不滿），處死。漢武為人多疑，誅殺無度，動輒誅滅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了太子和衛皇后，株連者有數萬人。漢武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內有擺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廣利遠征失敗，十六萬大軍全軍覆沒，舉國憤怒到極點。老謀深算的漢武帝悲哀、悔恨、恐懼交加，感到不給老百姓一個交代是不行了，於是有了這篇《輪台罪己詔》。
這篇「罪己詔」也不像後世寫作規範的詔書，大體上是個皇帝口頭檢討的筆錄：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對群臣講，既像在作檢討，又像發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後要改變政策，改弦更張。以前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不可追悔」，意思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以後不再傷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這段以外，《漢書》所載詔書的主要內容都是就事論事。如第一部分講，有司請求派人遠戍輪台（烏魯木齊西南600公里），為此全國每人加稅30錢，漢武帝不同意，因為當年打車師的軍隊給養跟不上，死了許多人，何況輪台還在車師以西千餘里。第二部分講李廣利北征匈奴的決策過程與失敗原因。其中既有無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辯護之詞。最後是公布政策「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清除橫徵暴斂，鼓勵百姓努力務農，搞好民間養馬替代賦稅徭役，以解決馬匹短缺（意為不必再到西域弄馬了）。
《輪台罪己詔》的出籠意味著漢武帝武力擴張和暴力施政方針的轉變，原來的方針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積累下的錢花光了，老百姓被搜颳得活不下去，也起來造反了，因此只有改變政策，國家才不會出大亂子。對此，英雄過、風光過的漢武帝也只能喚奈何！《輪台罪己詔》的基調就是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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