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非別無選擇，至少可以不作惡

嚴格地說，它們並非以「年度最佳圖書」的嚴謹推薦給讀者。我們經歷了很多的事，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書，恰好有助於我們思考。

我們以人文社科（除小說）、商業和科技、生活美學、小說作品四個維度推薦。

我們盡量讀完了這些書，「真誠地認為它們的確不錯」——與去年一樣，這是我們推薦之前應盡的本分。

康德說，一個在壞蛋窩裡過了一生而對其他人一無所知的人，他的內心不可能有美德的概念。有兩本書，看起來跟這句話有關，一本叫《鄰人》的書可以用來證明這個結論，另一本書似乎是個反證，叫《美麗靈魂》。這兩本書恰好都在 2017 年出版了中譯本，所以一併推薦。

《鄰人》講的是二戰期間，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的一場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施暴者不是德國人，也不是蘇聯人，而是這些猶太人的鄰居，波蘭本地人。

它與另一個來自於德國「101 後備警察營」的猶太人屠殺齊名，但略有不同之處在於， 101 後備警察營還是准軍事力量，還是在「執行命令」，而耶德瓦布內完全是平民發起的屠殺。

它的恐怖在於，「他們是從事不同職業的男人，整個家族的人都在場，父與子協力合作；有人曾被誘導——為了響應鎮政府的號召——說他們是好公民（考慮到他們所犯下惡事的可怕程度，此處也很有可能是嘲諷）。猶太人所看見的是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這令他們感到極度驚恐以及，我敢說，無法理解。不是穿著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戰爭機器中的冰冷齒輪，也不是執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鄰人，他們選擇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殘殺——心甘情願地成為了一群劊子手。 」

儘管有人試圖用猶太人與蘇聯人的合作（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這個小鎮在蘇聯人的控制之下），而德國人對波蘭入侵被視為一次「解放」——作為暴行的解釋，但在作者調查之後發現，並非如此。對鄰人財富的貪婪是最直接的原因，而當殺戮開始，屠殺者的恐懼表現為必須「斬草除根」以避免被後人和親屬報復（這種「恐懼」發生在各種文化的屠殺行為當中）。

最後結果就是，宗教、社會、「不謀殺無辜之人」的人類文化禁忌統統都不發揮作用。

托尼·朱特在《戰後歐洲史》中曾經感慨，「直到 1966 年，波蘭政府僱員中還有五分之四的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整個國家都是由這樣一個低學歷的行政管理層來統治，令人驚訝」。

對於波蘭人來說，先是各有一半被蘇聯人和德國人占，然後德國人打過來，「解放」一次（對於蘇占區來說），再然後蘇聯人又解放一次——每一次過來都是一次社會的重組，每一次都有慘劇發生……直到二戰結束，猶太人已經被趕盡殺絕，作為少數族群的德裔和烏克蘭人因為重劃國界而遷離。

朱特真沒什麼好驚訝的：因為二戰結束時，20% 的波蘭人都已經死了，「所有領域的波蘭精英都急劇減少」，「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蹤了。55% 的律師、40% 的醫生、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都死亡了」。

《鄰人》則告訴我們，波蘭人自己也是造成罪惡的一部分。漢娜·阿倫特在論證「平庸之惡」的時候，特意考察了那些號稱普通人的施暴者是如何推卸責任的，比如黨衛軍和法本公司的紳士們會把責任推到猶太人身上，因為囚犯們的「壞」帶壞了這些人——這在耶德瓦布內的暴行當中特別明顯；當然，更多的推卸方式是自比「小人物」，這也是我們所能遇到的最多的解釋，「我們只是在執行命令」，「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無力對抗強大組織」……這些類似說法大多肇端於此。

無非是想求得原諒和寬恕，不是來自於同村的猶太人，那些人都已經被殺光了，而是讓自己心安理得。

漢娜·阿倫特看得出來其中存在的狡詐。她在針對阿道夫·艾希曼的「惡」時特彆強調了，如果這個世界上存在寬恕，那麼寬恕的是人格，而不是個體的行為。

「如果說我們是因某人所作所為而控告他，那麼當一個兇手被寬恕時，我們並不是寬恕這種行為。被寬恕的不是兇殺的行為，而是那個殺人者以及他在各種環境和意圖中顯現出來的人格。納粹罪犯的麻煩恰恰在於，他們自動地放棄了所有的人格性品質，彷彿沒有任何人可以被懲罰或被寬恕。他們一而再地抗議說，他們從沒有自發乾什麼壞事，也完全沒有什麼意圖，無論是好的意圖還是壞的意圖，他們只是在服從命令。換句話說，犯下最大的惡的是無名之人（nobody），即那些拒絕成為人格的人。」

某種意義上，《鄰人》這本有關 nobody 的書就是漢娜·阿倫特「平庸之惡」的一個人類學考察樣本（人類總是不缺這樣的樣本）。而關於昔日鄰居如何成了屠殺者、事後如何迅速找尋借口、以及果斷遺忘，都印證了阿倫特所發現的那些心之深處的真相。

阿倫特秉承著一個也不原諒的銳利，提出應該換個角度來問：對於那些「參與罪行並服從命令的人」提出的問題，絕不應該是「你為何服從」，而應該是「你為何支持」。

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這個觀念在我們這裡也大有市場，簡而言之，就是「我們都有罪」。阿倫特說有很多人都向她證明，「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艾希曼」，「正如有許多人異口同聲地向霍赫胡特證明，不是教皇庇護十二世——他畢竟只不過是一個人、一個教皇——有罪，而是所有基督徒甚至全部人類都有罪」。

漢娜·阿倫特對此不以為然，「我不知道歷史上有多少諸如此類錯置體驗的先例，但我確實知道，在戰後德國，人們在談及希特勒政權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時，就出現了同樣的局面，這時，那乍聽起來如此高尚而誘人的』我們都有罪』的叫喊，實際上只是在某種程度上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開脫罪行。在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就沒有人有罪。與責任不同，罪過總是有針對性的；它是嚴格地屬於個體的。」

然後，她還補了一刀，「這種看法與艾希曼關於這些事情的看法令人驚奇地一致」。

彼得·西施羅夫斯基曾經採訪過多個納粹子女（集結為一本叫《生而有罪——納粹子女訪談錄》的書，這本書也在 2017 年出版了中譯本）。其中有一段與前黨衛軍的兒子、為父親辯護的人的對話：

——（為黨衛軍父親辯護的人說）他沒辦法。

——（彼得·西施羅夫斯基）他沒辦法什麼？

——拒絕。

——為什麼？

——因為那樣他們會殺了他。

——誰是「他們」？

——當然是黨衛軍。

——而他自己就是黨衛軍。

——但不是自願加入的。

——這是他告訴你的？

——是的。

——誰強迫他？

——詳情不知。

——你沒有問他？

——別纏我了，這不是我的錯。

——如果你問了他，就不是你的錯。

——他想活命，就是這麼回事兒。

——靠殺害別人？

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群人。

埃亞勒·普雷斯在《美麗靈魂》中寫到：「在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不認同大部分其他公民認同的道德準則的反叛者和破壞者——不論權威人物希望他們相信什麼，他們都嗤之以鼻，並以此為樂。本書所討論的反抗者不是這一類人。他們的問題不是輕易地不理會他們所身處的社會或組織的價值和理想，而是認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不可動搖。」

在說這一群人之前，再回到康德那句話，他的結論有兩個前提，我們一般會強調前邊那個「在壞蛋窩裡住了一輩子的人」，忽略了「對其他人一無所知」。漢娜·阿倫特在引用這句話的時候，還引用了康德的另一句話：愚蠢是由邪惡的心靈引起的。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講了若干人的故事，共同點是拒絕服從——他們被我們知道是因為他們做出了了不起的「拒絕服從」的行為，這本書告訴我們，他們為什麼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他們為什麼選擇不服從或者抗爭。

書中講了若干人和他們的美麗心靈的故事。

比如其中一個：塞爾維亞族武裝人員亞歷山大·耶夫蒂奇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被俘的上千名平民中有克羅埃西亞族——他們的「敵人」，也有塞族，他的任務是把塞族人挑出來，剩下的克族人將會被屠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在外貌、語言上沒有什麼明顯差別，而耶夫蒂奇被選中的原因在於他是他們的同鄉，也就是說他認識他們。

最後大約有 150~200 名克族人被救，耶夫蒂奇救人的辦法很簡單也很冒險，他給克族人取了塞族的名字，對方心領神會應答，就會被當作塞族人而脫離險境。

亞歷山大·耶夫蒂奇可以以服從長官命令的名義不這麼做。書中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阿里斯提德·德·蘇薩·曼德斯說：「如果我不得不違抗命令，我寧願和上帝一起對抗人類，也不要與人類一起對抗上帝。」他在 1940 年的時候在波爾多為猶太難民發放過境簽證，違抗命令救助了大批逃難的猶太人。

明辨是非並不是一個稀有的能力。我們前面提到的德國 101 後備警察營在屠殺之前其實也有機會，營長威廉·特普少校曾經提醒士兵：猶太人是德國的敵人儘管士兵中有四分之一是納粹黨黨員，但他還是宣布，不願意參與這次槍決行動的士兵可以迴避。「士兵們先是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一位士兵突然向前一步，隨後十幾個士兵也表示不參與這次行動」。

這個細節說明了兩點：一是「別無選擇」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二是為什麼 101 營絕大多數人放棄了「不作惡」的機會？

《平民如何變成屠夫——101 後備警察營屠殺真相》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布朗寧認為是因為他們「怕與集體不一致」，不參加屠殺意味著把這項「臟活」留給他們的同伴，會被認為是對他們的國家和同胞持有負面評價，「軍營的大多數士兵都反感這樣的行為，更別說是為了猶太人這麼做了」。

《生而有罪》提供了另外一個例子。一位名字叫魯道夫的納粹逃亡者後代回憶他從不提及納粹時期的父親：「我父親他們駕駛卡車闖入波蘭村莊，圍堵猶太人，將他們帶到基地，男人站這邊，女人站那邊，男人挖一道長長的壕溝，女人和孩子脫去衣服，將衣服和珠寶整齊地碼放好。一次，只有一次，父親喝多了，談論起往事。太可怕了！那時，他們不得不用手槍一一射殺兒童，因為那些愚蠢的士兵將自動槍的槍口抬得太高，只能瞄準成人的腦袋。」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隱約能看到士兵選擇了「槍口抬高一寸」的策略，希望自己至少是「少作惡」的那一個。而魯道夫的父親，看起來從來沒有意識到罪惡。雖然，他們有可能就是聽著巴赫，閱讀荷爾德林的那一群人，他們對康德的了解可能還超過我們，他們並非對其他人一無所知，那可能只是印證了那句話「愚蠢來自於邪惡的心靈」。

亞歷山大·耶夫蒂奇是相信他從他母親那裡繼承下來的且在「手足情深，團結統一」里呼籲的寬容精神。《美麗靈魂》中提到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因為所有瑞士公民應該和他一樣「珍惜歡迎陌生人的傳統」，也可能是相信以色列軍隊真的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軍隊」，也有可能是認為「每一位同行都應該履行進行盡職調查的義務」……他們認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不可動搖，所以他們做出了不服從的選擇，正確的選擇。

至少，也可以如梭羅所說。「一個人當然不應該致力於根除任何其他群體，即便是最錯誤的龐大群體。他可能有其他要緊事纏身，但他至少應該不去沾染它，不去考慮，也不去支持。」

他所擔憂的潛台詞可能在於，如此境遇，我們怎麼辦？其實值得擔憂的遠不止於此。在我們所遭遇的每一個離奇事件之中，這種質疑早就應該存在，因為每件事都有普通人身陷其中：比如手舞大棒去驅趕人於寒夜之人，比如為惡行而尋找堂皇光明借口之人，比如為制定這樣的政策而夙夜工作的人……現在我們知道，如果你知道這些來自於罪惡，你可以拒絕，不去沾染它。

這是我們最想與讀者分享的。未來不可預期，我們做最壞的打算。這並非危言聳聽，可能正如漢娜·阿倫特所強調的，「在本世紀（指 20 世紀）的真正可怕之處仍不為人知的 1930 年代」，丘吉爾就曾經寫下這樣的話：「在我從小就被教育去相信其為永恆的和重大的那些東西中，很少有什麼還在延續，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人為設立的。每一件我確信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每一件我被教育要確信其為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當種種「不可能」發生，重創我們的生活之時，我們還能堅持價值和理想，至少我們與惡行保持距離，不沾染它，不同流合污。

題圖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漢娜·阿倫特，來自：AP Photo,b/w file，blogspot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