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國，從瓷器開始
瓷器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是日用器皿，經久耐用，同時，它也是文化的載體。自漢唐以來的陸上絲綢之路行商不斷，明代嘉靖以後海上絲綢之路日漸繁榮，作為這兩條貿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中國陶瓷見證了中外交流的繁榮歷史。
近日，由歷史學家閻崇年撰寫的《御窯千年》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這是一部有關陶瓷的文化史，在閻崇年眼中，「製造瓷器這個偉大的行業，必有偉大英雄，必有驚世精品，必有動人故事」。
看瓷：用歷史的眼光
瓷器既然是中國古代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自然是應當研究的
瓷學的研究，就應該視野更加開闊，廣泛進行學術交流
讀書周刊：您是歷史學家，主要研究清史、滿學，很多人看到《御窯千年》後，都會詫異您為何「跨界」研究起了瓷器。
閻崇年：說「跨界」的朋友，一方面對我是關心的，我表示感謝；另一方面則是對「歷史學」還不夠了解。
歷史學研究的內容主要是人、事和物。人和事大家都了解，但對於物比較陌生，其實衣、食、住、行、車、馬、船、轎等，都是歷史學研究的內容。還有用，就是用品，如餐具、器物、桌椅、鐘鼎、書籍、瓷器等。其中就有瓷器，瓷器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化的一項偉大創造，也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一項重大貢獻。「瓷器」在英文里叫china，「中國」在英文里也叫China，是同一個詞。這些都是歷史，所以我研究瓷器，是屬於歷史學的範疇，並沒有「跨界」。
還有，過去一段時期，歷史學研究的內容有點偏窄，主要為五個方面，被稱作「五朵金花」——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毫無疑問，這五大歷史問題都是重要的，也都是歷史學應該研究的，但如果歷史學僅局限於上述五個問題的研究，就顯得偏窄了一些。
瓷器既然是中國古代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自然是應當研究的。因為受了過去歷史學研究內容過窄的影響，所以產生了歷史學者研究瓷器文化是不是「跨界」了的問題。
又有，歷史學者與陶瓷學者雖然都在研究瓷器，但著眼點、著重點、研究方法都不同，比如瓷器的種類、工藝、器型、特點、色釉等屬於陶瓷專家研究的範圍，而器物演變的歷史及其背後的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則是屬於歷史學研究的範圍。元青花瓷器，為什麼出現在元代？為什麼是青花白地？為什麼能運往中亞、西亞？這些與成吉思汗、四大汗國、蒙古文化等的關係，都屬於歷史文化方面的問題，歷史學者自然是應當加以回答的。
讀書周刊：那麼，對於「元青花瓷器，為什麼出現在元代」這樣的問題，您作為歷史學家會怎麼回答？
閻崇年：明朝、清朝和民國的中國學者，都不知道有元青花瓷器的存在，見了元青花瓷器，或者說是明朝永樂、宣德的，或者說是清朝順治、康熙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50年代。
第一個考證兩件瓷瓶是元青花瓷器，俗稱「大維德瓶」的，是英國學者羅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他於1929年初，在英國《老傢具：家居裝潢》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題目是《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一對寫有日期的元代瓷瓶》。這篇文章7頁，翻譯成漢字約5000字。這是在國際陶瓷學界，第一次報告有元代青花瓷器的存在，這對於陶瓷發展史的研究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第一個考證元青花瓷為一類瓷器的是美國學者約翰·亞歷山大·波普，他繼霍布森之後，在國際陶瓷學界，第一次證明元青花瓷器並非孤例，而是一大類瓷器。1950年，波普遠赴伊朗德黑蘭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開始了元青花瓷研究的新發現之旅。波普先到伊朗國家博物館考察。據伊朗文獻記載，公元1611年國王阿巴斯·薩菲，將宮廷珍藏的1162件中國陶瓷，獻給阿德比爾清真寺。這批中國瓷器後來大部分由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
這兩件事對我是一個啟發，瓷學的研究，就應該視野更加開闊，廣泛進行學術交流。
讀書周刊：所以，您是以歷史研究的方式來探尋瓷器文化的足跡？
閻崇年：我是在以往歷史知識積累的基礎上，通過查閱歷史文獻、宮廷檔案、拜讀學術論文、考察窯址遺迹、參觀博物館藏品和了解燒造瓷器工藝的基礎上，先做學生，後做講說、再出書的。
當然，研究中也碰到了很多問題。《御窯千年》中講述的瓷器，首先是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江西高安博物館等院館所藏的、傳承有序的典型瓷器，還有重要考古出土的瓷器。說到考古出土瓷器，如江西高安出土元代窖藏，共有23件元青花瓷器，其中有6件元青花梅瓶，都帶蓋，且分別寫有漢字「六藝」，就是禮、樂、射、御、書、數，再次證明元青花瓷器是中國燒造的。
我在上述博物館裡，多次觀看瓷器。其中一次是1992年，我作為中國大陸第一批社會科學工作者赴台北出席「海峽兩岸清史檔案學術研討會」。會間，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到了台北故宮博物院背後山洞的文物庫房裡，看了文物南遷時用鐵皮大箱子珍藏的瓷器。每件瓷器，都用絲綿填充，用綢緞包裹；再用絲綢包著，再用綢緞包裹；如此一層一層，而每件包裹瓷器之間，再用絲綿塞隔……一隻大箱，裝不了幾件瓷器。文物南遷，公路水路，輾轉搬運，還有日機轟炸，由於文物押運人員非常愛國負責，竟然一件無損。
光有書本知識還不夠，我還親自參加燒造瓷器實踐。一件瓷器燒造完成，需要七十二道工藝。每道工藝，我都或參觀考察，或親手操作，如燒窯點火，熄火開窯，多次到現場，自己動手操作。這些對於我這樣一個整天在書齋里做學問的人，實在是個大收穫。
品瓷：從時代的印記中
通過瓷器去學習和感悟中國歷史，可以感觸到更加親切、更加溫暖的歷史
因為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重要貨物，「絲綢之路」又被稱作「瓷器之路」
讀書周刊：對於中國人而言，瓷器並不陌生，但大部分人可能並不了解它的歷史。了解瓷器的歷史，有什麼用？
閻崇年：這個問題，要分開來說。
第一，瓷器對於過去的中國人來說，還是陌生的。比如，打開《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分門別類，著作繁多。據《文淵閣四庫全書》統計，采入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其中茶學著作收錄了八部，但關於御窯和陶瓷的著作，居然闕錄，一卷沒有。
第二，瓷器伴隨中國歷史走過了一兩千年，從茶器、酒器、水器、餐具，到禮器、文房、雅玩等等，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瓷器折射出時代的風貌，鐫刻著時代的印記。因此，通過瓷器去學習和感悟中國歷史，可以感觸到更加親切、更加溫暖的歷史。
加強瓷器的學術研究和知識普及，可以提高文化自信心，提高我們的文化素養和藝術修養。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提到的「瓷器之路」，和現在的「一帶一路」基本重合。中國古代貿易中，中國的瓷器，與絲綢和茶葉一起，通過陸海兩條通路走向世界。千年以來，瓷器如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閻崇年：早在唐代，通過「絲綢之路」，絲綢、茶葉、瓷器或作為商品，或作為禮品，到了外國，受到那裡的王公貴族、部落酋長、富商大賈、宗教首領等的珍愛。
到了宋代，海上貿易大為發達。這時的瓷器，曾成船出口。因為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重要貨物，「絲綢之路」又被稱作「瓷器之路」。這有水下考古史實可以作證。以「南海一號」為例，1987年在廣東省陽江市東南約20海里上下川島海域，在古代海上瓷器之路航線上，發現南宋初的一艘沉船，位於海面下27米深處，被2米多厚泥沙覆蓋。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號」整體打撈出水，船長30.4米，寬9.8米，高約4米，載重近800噸。經過數年保護整理，船內計有南宋瓷器30餘種、6萬餘件。這些沉沒海底800餘年的瓷器，大多完好，品相如新，許多可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鎮青白瓷、浙江慈溪和龍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這艘「南海一號」是世界航海史上迄今發現的沉船之中，年代最早、船體最長、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遠洋貿易商船，堪稱「海上瓷器之路」的一顆珍珠，是南宋「海上瓷器之路」的一個重要歷史證據。
到了元代，海上陸上，交通運輸，更加發展。在陸路，驛站交通，遍及中國，橫貫歐亞。在今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霍城（阿力麻里），出土的元青花鳳首壺、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蒙古包、甘肅武威出土的元青花高足碗、內蒙古黑水城出土的元青花碎片、內蒙古集寧古城出土的元釉里紅玉壺春瓶、西安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圖匜等，豐富多彩，價值非凡。在海路，今寧波、泉州、廣州、欽州等是中國「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港口。
到了明代，從鄭和下西洋開始，瓷器大量對外出口。如有書記載，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荷蘭人襲擊葡萄牙商船，得到中國瓷器約60噸。後運到荷蘭阿姆斯特丹拍賣，法王亨利四世買了一套餐具。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瓷器》一書記載，運往荷蘭的瓷器，萬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兩次共107698件，數量之大，實在驚人！
思瓷：在不斷的創新中
中國人需要：既重道、又重術，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中國瓷器文化始終貫穿著一條中軸線，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斷創新
讀書周刊：如今，也有很多其他有關描寫、闡釋瓷器的著作，《御窯千年》與這些著作有什麼區別？這本書的獨特之處是什麼？
閻崇年：我的《御窯千年》被讀者稱作是「簡明中國瓷器文化史」。我是以歷史學的觀點和方法論，來思考、研究、撰述近千年御窯瓷器歷史的。
它既是書稿，又是講稿，力求言出有據，所舉瓷器有本，同時以文化為主線，盡量通俗易懂。從作者的角度來說，要努力追求「四個明白」：一要「學明白」，就是自己要把講的內容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要「寫明白」，自己心裡明白，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所以文字要盡量寫明白；三要「講明白」，寫明白不一定能講明白，要力求講得雅俗共賞，事理圓融；四要「聽明白」，就是自己覺得講明白了，但觀眾、聽眾往往沒有看明白、聽明白。作者應當細心體察，用心琢磨。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提到，在帝制時代，建築、舟車、武備、器物等主要製造者是工匠。《說文解字》 說工匠：「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匠，木工也。從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規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為難得。瓷器由能工巧匠打造，是否也說明了中國是有工匠精神的？
閻崇年：御窯瓷器是工匠和民間的、宮廷的藝術家共同燒造的。我在《御窯千年》中說過：「重道輕器，厚理薄技，是中華兩千多年傳統文化的一個弊憾。為什麼中國近世落後挨打，割地賠款，備受欺凌？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輕器，厚理薄技。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以及未來，中國人需要：既重道又重術，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從本質講，瓷器是工匠燒造出來的。景德鎮有句民謠：「匠從八方來，器成天下走。」從四面八方彙集來的能工巧匠，燒造成當時世界第一流的精美瓷器，不僅創造了歷史，也為中國文明增添了光華。
工匠精神，人人可學。清朝雍正、乾隆時期的唐英，被從內務府派到景德鎮御窯廠，先任協理督陶，後任督陶官。他以內務府員外郎的官職，在47歲那年，到了景德鎮御窯廠。「用杜門，謝交遊，聚精會神，苦心竭力，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就是說：唐英閉門謝客，不應酬、不唱和、不訪客、不出遊；放下架子，與工匠同吃飯、同勞作、同聊天、同休息；鑽研業務，學窯務、學管理、學技術、學瓷藝；最後成為內行，會制胎、會釉料、會彩畫、會窯火。唐英在窯務二十餘年間，主持燒造上百萬件瓷器，工藝精美，難度極大，創造了中國瓷器史上一座高峰、御窯史上一個輝煌。
讀書周刊：品味官窯瓷器，可以看到工匠精神的傳承，透視器物背後的興與廢、了解御窯生產的進與退。
閻崇年：我覺得應當從千年御窯歷史中，學習和體會創新精神。我們身處一個新時代，處於經濟、文化、科技領先的新時代。就瓷器的燒造而言，從唐代的秘色瓷，發展到宋代通常說的五大名窯——汝、哥、官、鈞、定，實際上還有福建的德化窯、建窯，陝西的耀州窯，江西的景德鎮窯等，都對陶瓷歷史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後，元代青花瓷，明代鬥彩、五彩，清代琺琅彩、粉彩等，一直在發展，不斷在創新。所以，我在書中強調：「御窯千年的歷史表明：中國瓷器文化始終貫穿著一條中軸線，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斷創新。創新，既是御窯之魂，也是瓷器之魂。」正如《大學》開宗明義所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御窯千年的歷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後，隱藏著的精華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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