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學者本色
鄧亦兵老師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史家，治學嚴謹，成就斐然。所著《清代前期商品流通研究》、《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清代前期北京房產市場研究》等，是清代社會經濟史領域的經典之作。
鄧老師學問好，人品更好，總是努力提攜後學。令我深受感動的是，在我研究清代關稅的過程中，鄧老師就把他多年來搜集的海外關稅資料無償送給我查閱使用。為了節省我的時間，鄧老師就直接通過快遞把材料寄給我。
（前圖是鄧老師寄給我的關稅材料）
我在為鄧老師《清代前期北京房產市場研究》（《安徽史學》2016年第5期）一書所寫的評介中，這樣寫道：「熟悉鄧先生的人都知道，鄧先生曾經患過重病，退休之後卻仍然堅持學術研究，而且成果斐然。早在2008年，鄧先生《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一書出版，受到學界的廣泛推崇，堪稱清代關稅研究的經典之作。一年後，鄧先生推出《清代前期商品流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論文集，收集作者關於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方面最具代表性論文22篇，全面反映了鄧先生數十年來學術研究的心得。而這本最新的《清代前期北京房產市場研究》，又開創了清代前期北京房產市場研究的全新局面。可以說，鄧先生既創造了生命的奇蹟，又創造了學術研究的奇蹟。我們期待著鄧先生另一本新著的問世！」
下面的內容是鄧老師給清華大學研究生授課時的部分講稿，講述她的求學經歷及研究心得，希望能對年輕學者有所幫助。本文的標題為本人所取，特此說明。在此，特向以鄧老師為代表的這樣一批學者致敬！
1、我是如何走向歷史研究道路的？
上小學五、六年級時，我喜歡與幾個同學一起動手做手槍、礦石收音機，後來發展到做火箭、飛機等航模、艦模、無線電等等，特別想知道航天方面的知識，自己去西單舊書店買書看，讀不懂硬看，想將來就從事研究工作，但研究什麼不知道。
到中學以後，我喜歡理工科，逐漸明白將來從事武器研究工作。畢業時，填寫報考大學志願，第一志願報的是北京工業學院，就是現在的理工大學前身，當時是五級部（兵器部）所屬院校，專門從事武器研究。沒想到文革開始，大學沒上成。我先去內蒙插隊，然後又轉插到河南農村。七四年，公社找我談話，問我是想入黨提干，還是想上大學，我說想上大學。於是被推薦上大學，填志願時，報的天津大學激光系，但是被河南大學歷史系招走了。到學校後，我要求轉到數學系，但學校不允許。我想了許久，從城市到牧區、農村，當牧民、農民共七年，經歷了許多苦難，能上大學不容易，比其他知青幸運多了，抓住這個機會，學歷史也行，一定學好。
在歷史繫上學時，我除了上課，就看書，計劃補上遺失的歷史知識。當時，我們系裡有八十個教師，學生只四十人，我常常找老師問問題、聊天。那時剛恢復大學課程，沒有現在正規，考試就是寫文章。我在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寫文章，這種指導非常具體，寫什麼題目，看什麼書，怎麼寫都告訴我。文章寫好了，老師就幫助修改。最後，有一篇文章老師讓我署名發表在學報上，對我觸動太大了，使我開始對研究歷史有了興趣。畢業時，直接分配到河南歷史研究所工作。一般來說，如果能實現小時候的夢想是最幸福的，但是多半都不那麼幸運，也沒有關係，只能抓住契機，培養興趣，關鍵是有意識地去培養才行。
2、我是如何走上經濟史研究道路的？
我先後研究過貿易、關稅、房地產等諸多領域。這些領域的跨度都很大，是怎麼做出這些跳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佔有了足夠多的歷史資料。
在河南歷史所，老專家主張坐冷板凳。所謂冷板凳，我體會就是要專註於讀書、看史料，少寫文章。那時，要求我們熟悉目錄學、年代學、地理學，最後是掌握各種工具書的使用。我長期蹲圖書館的線裝書室，一本一本的熟悉，知道書籍主要記載的是什麼，並記下自己要研究領域的書籍名稱，然後再借來看，而不是查目錄。這樣能比較快的熟悉書籍，而翻閱圖書卡片，只看書名不知道內容，不如直接去書架上去拿。這就是目錄學也可以叫資料學。其次是熟悉自己研究範圍的具體年代，干支與紀年對照表等等。再次是讀中國古代史地圖。最後是學會使用各種工具書。
基本研究方法，是跟著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經君健先生學習的。調回北京，在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歷史時，有同行把我介紹給經先生，於是就開始學習研究清代經濟史。正是在河南所練的那些基本功，使我一開始就能很快進入史料中。經先生要求：
第一步，是看自40年代以來，所有發表的關於清代商品流通，歷史學叫商業方面的論文和書籍。要求每看過一篇或一書，要記三類卡片。分別記三個內容，抄前人文中，或書中引用的史料，及其出處；記下作者用這個史料說明了什麼問題；記錄全文或全書中，作者的觀點、結論。我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做這個工作，使我對這時期的相關論文、書籍很了解，也熟悉了研究動態。
第二步，將所抄出的史料與原書校對。經過校對，發現前人引文的一些錯誤，每一處都詳細寫在卡片上。錯、漏字是一般問題，主要問題有，所抄資料與原書記載的意思完全相反；所抄資料只是原書記載之半；還會發現有更好的史料未被抄下來……。發現的問題越多，我就越對史料有興趣，特別想看原書，自己抄資料。
第三步，坐在冷板凳上，三年沒有寫一篇文章。整天看史書，抄史料。每當我看到特別好的史料時，心就跳得很厲害，我就把書合上，閉起眼睛，慢慢體會這種喜悅，然後又看幾遍，再抄下來。這期間，我看了前人已經看過的書，更看了許多前人未引過的書、檔案，所抄卡片近六、七千張。
3、如何摘抄史料？
這裡細說一下如何抄史料。
抄史料要抄完整。前人引用史料時，有時是引用一段話，或者幾個字，抄時要看原書，把原文意思抄完全。諭旨、奏摺，更要全部抄下來。因為一個奏摺或者諭旨，要述前因後果、變化過程，然後才提出奏摺人的意見，最後還有皇帝的批示。這些史料可以反映一項政策、制度產生、執行、結果的全過程，往往都是最有用的史料，抄完整了才能看清楚。有時圍繞一個政策的出台，一批總督、巡撫，凡是有上奏摺資格的官員都會上奏，對此更要全看全抄，才能知道高層討論問題時，有沒有不同意見，怎麼批駁的等等，反映出當時政府出台政策、制訂製度的具體情況。
不抄錯誤的辦法。現在用拷貝的方法，就放心不會抄錯了，但是看線裝書時還要手抄或者用機器輸入。當時經先生告訴我，左手指到要抄的字下，右手抄，這樣一步一步抄，不會錯，試做效果不錯。另外，去圖書館看線裝書，應該特別注意別抄錯，因為如果抄不對，可能要跑幾趟。我覺得看書不要超過五小時，如果超時看，就會出現抄錯的情況，而且腦子累了連句子都斷不成了。
反覆看已抄的卡片，研究所抄史料說明了幾個問題。我抄完卡片給經先生看，有時他會問，這個卡片的記事反映了幾個問題，我說三個，他能說六個，我就看不出來可以反映這麼多問題，所以每次抄史料時，還要盡量思考反映了多少個問題。其中有許多樂趣，有時真得很高興，使我對史料非常感興趣。
去檔案館看檔案問題。以一檔館為例，檔案館裡所藏檔案多如牛毛，能抄到非常好的資料，但是如果掉進去就出不來了。有時我看了自己需要的資料後，想隨意瀏覽一下，看到許多好資料，這也想抄，那也想抄，欲罷不能。檔案館如一片大海，有深水區、中層水區和淺水區，各區有不同種類的魚種，必須是想捕什麼魚就到什麼地方去。如果沒有目的掉進去，可以被淹死。看檔案要有目的去看，如看關稅，可以圍繞這個主題去看。如果沒有主題，就先別去看，等有了主題再去看。另外，去檔案館看檔案，一般都是手寫，有的寫得很工整，有的是草書，有的長時間看都看不明白奏摺說的事情，別說超過五個小時，頭腦累了，更無法看了。
機器檢索的利與弊。現在用一個詞，就可以在網上檢索，知道有多少書籍有記載，是個好事，我也用這個檢索。我甚至想買一個機器人，幫助我抄史料並編輯、整理史料。但是《古文獻研究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等等鏈接，都不能完全包括你要看的古籍書，還必須去圖書館看線裝書。此外，即便查到找到了許多資料，也還會漏掉一些重要的資料。例如：如果檢索「京師」一詞，就會漏掉與京師有關的一些重要人物，關鍵是自己並不知道缺少了什麼資料。如查抄犯事的官員的家，有財產、田地、房屋等信息，且有資財的來源等資料。如：廣興，原是內務府人員，因揭發和珅，獲得重用。被派任崇文門稅官，後被派到山東等地巡查，在外地受賄，被抄家。官員在抄家時，將他購買的商業用房記載得十分詳細，反映出很多問題，只檢索「京師」可能說會漏掉這些資料，只有看全了有關文章才能知道事情的原委。再有官方抓獲人犯，一般附有犯人的口供，說明何時來此地開鋪經營、本錢、犯罪動因、具體地點等；清代政府還有幾次在京城查戶口，有具體鋪戶和住戶的信息，比前人在研究中的估計數字準確多了，這些資料都是檢索不出來的。再如：有時會出現你檢索的資料旁邊就是另一條重要資料，如果不去看原書，就不能抄到這樣好的史料，了解其中的意思，也就無法體會我的樂趣了。現在有許多影象書，可以在機器上看，但也是不全的，特別是善本書，必須去圖書館看。
再有，地方志，更不能只檢索。因為地方志中記載了該地方比較全面的資料，只知檢索一個詞，肯定不完整，例如：知道該地輸出商品，還要知道用什麼方式運輸，輸入什麼商品，商品的集散、轉輸地點等等，需要檢索多少個詞才能看全，真不如看全書。碑刻、民間契約，目前是無法檢索的，但碑刻、契約是商人經營狀況、販運等的詳細記錄，不看就可惜了。
對清代前期京師市場的研究史料。吳承明主編《中國市場史》中的明清卷，李伯重和我主編，我任執行編輯。在編輯中，有學者寫城市市場，對北京市場的寫作，只引明代和清代後期的史料。我就問他，為什麼不引清代前期北京城市的史料呢？他說，沒有！以後又問過一些學者都說少。我深受觸動，不相信沒有史料，於是就開始看和抄資料，到現在大約有一百萬字的史料了，所以也決定選擇清代前期北京市場的課題，先寫了房產，以後寫糧食、金融、商品等等，因為掌握的史料足夠多，能寫什麼就寫什麼。
4.對於今天的歷史碩士生、博士生，在選題和研究方面，有什麼建議？
選題方面有三個建議。
一是要根據自己的基礎，如學歷史的還是學經濟的？或者兩個領域都學，總有一個方面好一點，可以選偏好的學科方面的課題。
二是要從興趣出發，只有有興趣才能研究好。
三是選擇寫自己佔有足夠多史料內容的題目。嚴中平先生曾經對研究生說，寫文章要四新，（新史料、新觀點、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新史料，即前人未使用過的史料。我認為新史料是做到四新的基礎，新史料不是一篇，而是一批，因為一條新史料，就很難深入研究，提出新問題。古代史的資料有限，多數為線裝書，且沒有檢索可用，必須坐冷板凳。近代史的資料非常多，但是難點是需要考證，特別是貨幣、價格等數據。從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人更應關注近來出版很多的民間檔案，契約文書、碑刻等史料。當然要解讀這類史料，也很難，必須知道背景等有關方面的情況，否則就看不懂。收集資料面要寬，才能有考證的基礎。
研究方面，我也有兩條建議：
一、學歷史的學生容易出現這樣的問題，即將一件事、一個歷史過程寫清楚之後，文章就結束了。很少想到並寫出描述的內容為了說明什麼問題？只堆積史料，沒有提高到理論上。有人寫一個省的經濟問題，描述後說明經濟衰落，就結束了。經濟衰落是歷史現象，本身是存在的，描述這些要說明什麼問題呢？缺少理論上的提升。我是學歷史出身，沒有學過經濟學、金融、哲學等，在工作中力圖補上這些理論課程，因為只有這些理論知識，才能提升理論水平，也才能提高認識水平，駕馭史料。
二、從事經濟學的學生，不論是用計量經濟學建立數學模型，還是用其他經濟理論，往往都將框架搭建得很好，然後找史料往裡填。但是寫經濟史，要注意政治、制度、地理等各方面的背景情況；要注意考證所用數據。例如：將北京房契中的價格直接輸入數學模型，不管北京的住房制度，內城是分配製，外城是商品房，制度不一樣，房價自然不同，結論肯定錯誤，是硬傷。王業鍵的糧價統計數字很好，我也在用，但是用時要注意考證。許多時候官員奏報糧價是不準確的，如北京的糧價，連乾隆皇帝都覺得不準確，我們為什麼要相信呢？再如，用經濟學進行相關分析也是好辦法，但是要注意相關的兩方面、或三方面是不是有可比性，這是基本歷史事實，沒有搞清楚這些，寫了半天，人家提出來沒有可比性，就全完了，亦是硬傷。
我有一個反證的事例。在統計乾隆時糧食流通量時，我用稅收數字反向推導糧食流通量，同時也用商人漏稅、稅官貪污的比例來調節。用了馮桂芬的記載，稅官和商人兩者共占稅收的150%。吳承明先生指出這個比例不對，他認為稅官貪污的比例估計過高；馮的記載是嘉道年間事，乾隆時經過整頓稅官貪污不多；且指出夔關稅收比較平穩。看過吳老的批評，我就覺得應該研究制度，從制度上或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後來，我在關稅制度的研究中，（任官制度缺陷一節中）發現雍正、乾隆時，夔關稅官都有貪污，計算比例都在150%，這還不算商人漏稅的比例，而且夔關的稅收每年只增加或減少一二兩，是平穩，但不正常。稅官貪污在各時段都有，乾隆時期並不少，出現了和珅這個大貪官，把持崇文門稅收多年，貪污的數字沒有，但他積累財富相當多，只在北京地區購房就有一千多間用於出租。這說明過去我的調節比例還是比較合理的。如果反向推導流通量，不用這個比例，可能與實際的情況差距較大。如果這個比例錯誤，我的整個估計就全錯了，是硬傷。所以，希望大家保有敬畏之心，在自己的論文中不要出現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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