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字典》在1970年代的奇特命運
文 楊津濤
《新華字典》自1953年問世至今，總計出過11個版本，全球發行5.67億本。
這本字典，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
魯迅「題寫書名」
在《康熙字典》的基礎上，民國編纂了《新字典》（商務印書館）、《中華大字典》（中華書局）、《校改國音字典》（北洋政府教育部）等。
1949年後，這些字典，在例句和釋義上，已無法滿足新政權的需要。於是成立了以魏建功為社長的「新華辭書社」，負責編纂《新華字典》。
初版《新華字典》問世於1953年。始由魏建功用隸書題寫書名。後來為突出集體，淡化個人，曾改集魯迅手跡作為書名。周恩來在審查時，否定了這種做法：
「我就不贊成這樣的拼湊字作書名，拼字不是藝術。還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來拼去。主席題字都是完整的構思，不能隨意拆開。比如主席寫的『為人民服務一艱苦樸素』，都有完整的布局。魯迅沒有給這本字典題過字。魯迅在世時，還沒有簡化字，這個『華』字還不是湊成的嗎?這是不尊重魯迅。將來一考證，說你們盡造假。還是老老實實的好。封面不要用魯迅的集字，不要弄虛作假。你們這樣搞，我就不批准。」（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09，第403~404）
圖：1962年，魏建功
1970年的審查
1966年之後，各類字典停止發行，很多學生沒有字典可用。1970年5月，陳伯達指示「中央文革」宣傳聯絡員：
「《新華字典》你們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出版，《四角號碼詞典》不能出了，因為是王雲五搞的，待以後考慮。」
很快，「出版口三人小組」審查了被封存的1965年版《新華字典》，並將意見反饋了上來。共審查出大小問題200餘處，其中以「毒」字例句為「太陽很毒」，「好」字和「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蘇友好」（當時中蘇關係早已惡化）等，問題最為嚴重。
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將審查報告的原文附錄於下：
出版口三人小組關於《新華字典》審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
1970年9月5日
根據中央首長指示，我們請北京市一中、二十三中和特鋼廠一起對《新華字典》（1965年修訂重排本）作了一次通讀審查。現將審查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如下：
這部字典是舊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它在「不要勉強與政治掛鉤」、「工具書的穩定性」等修正主義原則支配下，選字、選詞收錄了一些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早已在人民生活中死去的生僻字；可是毛主席著作中和現實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常見的重要詞語，如「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卻沒有收錄。它在一些注釋、舉例中塞進了封、資、修的黑貨，宣揚或反映了剝削階級的思想觀點。在通讀中，發現有200多處明顯的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問題，其中嚴重的有幾處，如93頁「毒」字下例句「太陽很毒」。還有幾處提到中蘇關係的，如158頁「好」字和513頁「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蘇友好」，又如13頁「保」字下例句「中蘇兩國人民的親密團結是世界和平的保障。」鑒於目前還沒有一本新字典來滿足廣大工農兵和革命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學文化、學科學的需要。也考慮到這部字典收字較多，字形注音還比較準確，字義解釋也還有可取之處。因此，我們打算將存書（70萬冊）加一「致讀者」（另附）有組織地內部按成本發行，供廣大革命群眾批判地使用。並請他們在批判地使用過程中，對編寫新的字典提出寶貴意見。
我們準備組織一個十幾個人的班子，同有關單位協作，深人工農兵，著手編寫新字典。
這樣處理如無不妥，即開始發行。
主送：國務院值班室
附件：致讀者
這部《新華字典》是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工具書。它在一些條目中塞進了封、資、修的黑貨，宣揚或反映了剝削階級的思想觀點。考慮到這部字典收字較多，字形注音還比較準確，字義解釋也還有可取之處，因此，我們將存書發行，供廣大革命群眾批判地使用。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我們熱切地希望廣大工農兵和革命群眾在批判地使用這部字典的同時，對編寫新的字典提出寶貴意見。信函請交北京商務印書館，郵資由商務印書館總付。
編者
1970年9月5日
（據國務院出版口保存的原件刊印）
圖：1953年初版《新華字典》
1971版的時代烙印
同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北大中文系、北京市教育局等單位抽調專人，組成了「《新華字典》修訂小組」。於是有了著名的1971年版《新華字典》。
該版字典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比如，在詞語的釋義上，初版中「社會主義」詞條的釋義僅41個字，而這一版增至200個字，直接在釋義中傳達了「最高指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1974年重印時，又在「法」字後加入「法家」的義項，釋義佔了12行（約150字）；原「儒家」義項被擴充為「以孔丘、孟軻為頭子的當年沒落奴隸主階級利益的反動學派，始於春秋戰國時代。後來，儒家反動思想又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成為鞏固和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思想工具。」可謂緊跟當時的「評法批儒」運動。
再如，在例句、例詞上，1965 年版的「工」字，收有「工夫」和「功夫」兩個詞語，釋義包括「長期的修養，訓練久了的結果」。1971 年版中，釋義被改為「努力實踐或長期實踐的成果」，迴避了「修養」一詞的使用。1965年版里對「忠」字的釋義為：「赤誠無私，誠心儘力：～於人民。～於祖國。～言逆耳。」1971年版變為「赤誠無私，誠心儘力。在階級社會中，忠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忠於毛主席。～於人民。～於祖國」——「忠於毛主席」這個例詞不能將「忠於」省略為「～」。
很多涉及「封、資、修」的詞條，也被作了細微改動。如1965年版「拗口令」詞條下舉例「牆上畫三鳳，黃鳳、紅鳳、粉紅鳳」，因「鳳」被認為是封建時代的產物，1971年版刪去。1965年版對「禮拜」的解釋是「對神敬禮或禱告」，1971年版改為「宗教迷信者對神敬禮或禱告」。
據「修訂小組」1977年1月11日在《北京日報》所刊文章，該版《新華字典》修訂初期，還曾將「陛下」、「僧侶」等詞刪除：
「當時，由於受錯誤思潮的影響，我們曾刪掉了『陛下』、『太監』、『僧侶』等許多詞和字，認為這樣才算革命。周總理知道後，要有關領導部門告訴我們，不能認為『陛下』等都不能進字典，字典是工具書，有它的特點。」
1971年6月24日，在接見《新華字典》修訂小組成員時，也有人向周恩來請示「編寫外語詞典要不要收入燕尾服、新婚、蜜月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辭彙」，周回答：
「你不用怎麼行？外國字怎麼能取消？像陛下、殿下，怎麼能不用？來個國王，你還能不承認陛下？」
圖：各種不同版本的《新華字典》
征訂數高達8482萬冊
雖然1971年版《新華字典》的問題很多、很明顯，但仍極受歡迎。
當時，圖書出版、銷售幾乎全部停止，《新華詞典》成了很多人唯一能閱讀的「弱政治讀物」。比如，梁漱溟被抄家時，想留下《辭源》《辭海》兩本工具書，但「紅衛兵瞪了一眼，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訓斥說，『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用不著這些封建老古董。」可見《新華字典》在當時仍屬於可讀之書。
1971年修訂版《新華字典》於當年6月出版，全國新華書店第一次報回的征訂數，竟高達8482萬冊，以至於印刷上根本無法安排，到1971年12月，全國只印製了3453萬冊，遠不足以滿足需求，只能待次年再印。
民眾對《新華字典》，留下了許多難忘回憶。比如：
作家王益民說，自己70年代上小學時，「特別羨慕我的語文老師有一本《新華字典》，用牛皮紙包著，從不許我們翻看，似乎那裡面藏著無窮的秘密。」
山西的王振穎回憶，1962年買了一本《新華字典》，在「沒有多少能讀到的東西」的時代，「我也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好隨時向它求教。它除字詞句外，囊括了諸如：天干地支、五千年間的朝代更迭，甚至還有枯燥生僻的化學名稱……真可謂是無所不包的知識寶庫。」
經濟學家魏達志，恢復高考後曾在復旦學歷史，也回憶道：「小學畢業以後當知青，工作以後才考的大學，進入大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掃盲，天天帶著《新華字典》來對付歷史學科那些數不勝數的艱澀字眼。」
錢幣專家馬傳德，在被關押期間，每天要交一份「思想彙報」。他「佯稱《毛澤東選集》中有很多字不認識，要求代買一本《新華字典》」，獲得同意。獲釋回家後，父親曾誇他「語文水平大有提高」。
辭書編輯余雲霞曾被下放「幹校」，身邊只剩下一本「藍皮書」《新華字典》。余回憶，「《新華字典》成了我的愛物，每天勞動之餘，我對它愛不釋手……後來，我竟大著膽子利用『天天讀』的時間翻閱這本字典了……藉助它，我彷彿涉足知識的課堂，每天都能從中吸收一些新鮮的營養……這本《新華字典》不僅陪伴我度過那災難深重的歲月，而且成了我的良師益友」。這為她後來編寫《漢語的常用字和常用詞》等詞典打下了基礎。
1976年之後，商務印書館曾約請一些學者修訂《新華字典》，「重點在肅清極『左』病毒」，「不過受當時『兩個凡是』的影響，不知不覺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政治套話」。直到1998年第9版刪除大量政治套話，《新華字典》才回歸正常。
（參考資料：劉運峰：《藏書：因魯迅而展開》，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年，第156—158頁；劉慶隆：《出版三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405頁；陳原：《五十年——回憶與思考》，《界外人語》，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01—208頁；陳原：《大國出小字典 小國出大字典》，《黃昏人語》，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年，第149頁；方厚樞：《1966—1976商務印書館的片段回憶》，《中華讀書報》2014年1月8日；王保賢：《特殊時期的特殊工具書——記「文革」中的兩個第四版》，中華讀書報2015年3月11日；金欣欣：《關於1971 年修訂重排本的評價問題》，《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汪東林：《梁漱溟「文革」自述》，《桂林文史資料》第23輯，第182頁；馬傳德：《幣海拾貝：馬傳德談錢幣珍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頁；余雲霞：《我和詞典的緣分》，《辭書研究》1989年第3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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