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家族文化與徽商

文丨梁小民

徽商指徽州的商幫，徽州指古代安徽的六縣：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與其他商幫相比，徽商的家族性最突出。所以，對徽商的認識要從徽州獨特的家族文化入手。

徽州的原住民是山越人，但形成徽商的主要是來自河南的移民。最早的移民開始於東漢末年，主要的三次移民是西晉、唐末五代和南宋之後。這些移民原來在當地多為名門望族，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戰亂。名門望族不同於貴族。貴族是世襲的，要先有權而後有錢。名門望族是自己奮鬥出來的，要先有錢而後才有權。

一個家族要能成為名門望族，要靠族中有能力又甚為勤奮者。在任何一個時代，他們都是精英。他們要代代事業成功，有錢或有人作官，並且維繫文化傳統（所謂書香門第），才能傳承下來。作為名門望族不是指某個家庭，而是指許多家庭由同宗的血緣關係為紐帶組成的一個團體。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譜、家規、宗廟和義地。移民也往往是整個家族的行為。徽州有54個望族，主要的有程、汪、吳、胡、王、李、方、曹、鮑等。這些家族主要來自河南等北部省份。

這些過去的名門望族由於戰亂被迫移民徽州。到這裡後，過去的財富和地位都沒有了。他們要重振自己的家族地位就必須重新奮鬥。移民的艱辛使他們作為家族的凝聚力更強。所以，許多地方的家族都逐漸消失了，而徽州的家族一直保持了下來。

徽州這個地方，山多地少，生存與發展條件相當艱難。但此地又盛產茶葉、竹木等，於是這些移民就不得不進入商業。早在東晉時期，徽州人已經開始從商，所以有人認為徽商應該從東晉開始。但更多的學者認為，東晉時已有徽州人從商，但徽商的形成還是在明代中期。

明萬曆年的《歙志》記載，正德以前，民間還是「婦人紡織，男子桑蓬，臧獲服勞」。正德末嘉靖初才有「出賈既多，由土不重，操資交葽，起落不常」。嘉靖時徽州人以家族為中心結夥經商已相當普遍，如徽商程君門下有數千人，經商於兩廣，「其族人無不沾濡者」。這時徽商的主業已為茶葉、木材、典當和鹽業。弘治五年（1429年），開中制改為折色制之後，徽商作為一個商幫開始形成。

徽商的家族制特色，體現在他們經商的方方面面，而且決定了徽商不同於其他商幫的特色。

首先是資本的籌集。日本學者藤井宏總結出徽商資本形成有七種方式：勞動資本（白手起家積累）、遺產資本、婚姻資本、官僚資本、援助資本（一個家族內的互相援助）、共同資本（一個家族內各個家庭的合夥制）和委託資本。

其中，作為主要籌資方式的遺產資本、婚姻資本、援助資本、共同資本完全是家族式籌資形成。而官僚資本，即用做官賺的錢從事商業活動和委託資本，主要也是在家族內實行。這種家族內籌資的方式，靠家族內的血緣關係來維持，並保證誠信。這就沒有其他商幫不同家族之間的合夥制，也沒有出現晉商那種股份制。當其他商幫的企業是以家庭為主的家族企業時，徽商的家族企業是真正的家族為主。

其次，徽商在經營管理中都顯示了家族的特點，或者說徽商經營管理的特色都是由家族文化決定的。

第一，藉助家族勢力建立商業壟斷。這主要是採取兩種形式，一是藉助家族勢力控制某一城鎮或地區的全部貿易。如婺源商人程棟最早進入漢口，以後其族人逐漸進入漢口，形成程氏家族對漢口商業的壟斷。其他如黟縣商人朱承訓在江西吳城，徽商許孟潔在正陽鎮，都是藉助於家族勢力，建立了壟斷地位。二是藉助家族勢力控制一個行業，如在各地的典當業都由休寧各個家族的人控制。

第二，藉助家族勢力展開商業競爭。在信息不發達的時代，信息就是金錢。徽商在從事長途販運貿易中需要及時掌握市場的瞬息變化，於是他們藉助於家族關係收集信息，是他們成功的保證。如績溪商人章必泰就是靠族人提供信息而成功的。徽商極為重視修族譜，這不僅是維護家族統一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獲得商業信息和幫助的聯絡圖。而且，家族關係也為徽商貿易中運輸、倉儲、採購、銷售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降低了成本。商業中是需要互相幫助的，這就是胡雪岩所說的「花花轎子人抬人」。徽商中密切的家族關係和各家族之間的聯姻，為這種互相幫助提供了可靠的平台。

第三，藉助家族勢力實現官商結合。徽商的主業是鹽業，徽商坐鎮揚州控制兩淮鹽業是他們成功的基礎，也是他們成為中國僅次於晉商的商幫的原因。在實行綱鹽制時，要能進入鹽業靠與官方的勾結，因為給誰從事鹽業貿易的特許，權在政府。而且，在政府實行重農輕商的政策、商業活動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任何成功的商業都離不開官商結合。

徽商實現官商結合有自己特色，這就是在一個家族之內實現官商結合。這種官商結合通過兩種形式實現：一種是一個家族中既有當官者，又有從商者，如徽商中的程氏，先祖程元潭即為東晉初年新安太守，以後又有許多為官者；另一種情況，是以家族之力培養家族中有能力而貧窮的子弟讀書、入仕，再為整個家族服務。這就是徽商重視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藉助家族的宗法家規實行內部管理。與晉商相比，這種特色更為突出。晉商是「用鄉不用親」，從而實現了制度化管理，發明了激勵機制——身股制。這使晉商實現了從家族管理向制度化管理的轉型。徽商是「用親不用鄉」，強調所用的人一定是本家族的人。在管理中所靠的就不是制度，而是宗法關係和族規，不需要什麼激勵機制。藉助於家族關係進行管理，既有利於加強內部的相互信任，但也使對員工的剝削加重，家族只是一種淡淡的親情，在商業中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一個家族中有窮人也有富人，徽商利用家族關係淡化了這種差別，既有給窮人以出路的機會，也給富人剝削窮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最後，在維繫家族方面，文化起著重要的作用。名門望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要靠文化傳統來傳承家族特色。這就形成徽商與其他商幫最大的差異，即在其他商幫以追求財富為唯一目的時，徽商重視教育，重視文化，徽商是所有商幫中最有文化的商幫。

如前所述，一個家族要靠經濟實力（錢）、政治地位（官）和文化傳統（書香）來維持，而不像貴族一樣靠遺傳來傳承。從商可以有錢，但用錢買的官並沒有地位，只有通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而入仕，才有社會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維繫家族傳統的傳承。因此，徽商極為重視教育。在他們看來，經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謀生手段，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自從宋代以來，徽州的教育就十分發達，宋、元、明、清四代共有各種書院260多所。創辦最早的是績溪的桂枝書院，影響最大、被稱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的是歙縣的紫陽書院。據明弘治《徽州府志》記載，當時徽州有影響的書院達22所，其中僅休寧縣就8所。書院在當時相當於大學，至於其他相當於中小學的私塾就不計其數，幾乎每一個家族都有自己的若干所私塾。府、縣還有許多自己的學府。

如此發達的教育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僅在徽州，宋、明、清三代就有進士1242人，其中宋代624人，明代392人，清代226人。僅在清代徽州就有狀元17人，佔全國的14.9%，僅次於蘇州，列全國第二。而休寧被稱為狀元縣，康熙30年（1691年）到道光二年（1822年）的131年間，就出過狀元13人。一些徽州人在外地寄籍考試中舉者尚不在內。以徽州一府與山西一省相比 （府是省以下的單位，一個省有若干府），清代從順治二年到嘉慶十年，徽州有進士85人，舉人116人，為京官者26人，在地方當官者74人，而山西全省，進士僅6人，舉人11人，在京為官者無，在地方當官者6人。徽商在商業上不如晉商，但在教育與文化上徽州比山西高了不知多少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王茂萌就是徽州歙縣人。

徽州的文化決不僅僅是在「學而優則仕」上，而是對中國文化有其獨特的貢獻。不用說徽劇進京演變為國粹京劇，也不用說風靡全國的徽菜和淮揚菜（為徽商在揚州所創）。這些是人所共知的。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學的創始人二程與朱熹都是徽州人。

徽州人在哲學、文學、數學、醫學、繪畫、建築、工藝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徽州有文獻可查的名人達5399人之多。僅在《中國名人大辭典》中收錄的清以前4萬多名名人中，徽州就有800多位。而且，徽州一直有昌盛的文風，文人雅士、學者甚多，文會藏書盛行。1999年底，黃山市辦的「千年徽州傑出歷史人物評選」，名列前十的是陶行知、朱熹、胡適、戴震、詹天佑、黃賓虹、程大位（珠算大師）、漸江（新安畫派創始人）、王茂蔭、張小泉。這種評選也許有局限性，但充分反映出徽州文化在中國的地位及對中國甚至世界的影響。

在清代中期之後，由於「綱鹽制」演變為「票鹽制」，徽商失去了鹽業中的壟斷地位而衰亡了，但徽商對文化的貢獻卻至今仍有影響。中國的家族文化在徽商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正是徽商研究離不開徽州家族文化研究的原因。

◎本文摘自梁小民《走馬看商幫》，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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