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與東漢晚期審美風尚
蔡邕（133—192）主要活躍於漢桓帝、靈帝時期的文壇，他學識淵博，與當世大儒文士交往頗深。他是「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後漢書·胡廣傳》）的胡廣的學生，與「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後漢書·盧植傳》）的盧植交情頗深，也是漢末大儒鄭玄的老朋友。他還與盧植、馬融族孫馬日磾、楊彪、韓說等在東觀同校《五經》。東漢晚期，經學已呈式微之態，士階層中悄然興起了對文賦、俗樂和書畫的喜愛，蔡邕雖為傳統經儒之士，其文賦、音樂、書畫等均體現了全新的審美觀念，對東漢晚期以來的文藝審美風尚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蔡邕文賦在當時即享有盛譽，其碑銘尤為著名。《文心雕龍·碑誄》謂「孔融所創，有摹伯喈」。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直接化用蔡邕《正論》「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孔融比蔡邕小約20歲，應璩年輩更晚。像他們這樣取法蔡邕的例子，在漢末不在少數。
蔡邕好奇，其文賦多有以奇為美的特點。如《短人賦》，寫「出自外域，戎狄別種」的侏儒在中國「去俗歸義，慕化企踵」。名士高彪屢有奇文，蔡邕對他推崇備至。《後漢書·文苑傳》載：「（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蔡邕對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知遇、提攜之恩，盛讚其有「異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載：「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王粲曾祖王龔、祖父王暢，皆為漢三公，故蔡邕稱王粲為「王公孫」。《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引《博物記》載：「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王業是王粲族兄王凱之子，王粲之子被誅後，王業被過繼給王粲為嗣。王粲圖書經王業之手再傳至其子王弼。從蔡邕到王弼，漢末文藝之傳承由此可見一斑。
蔡邕琴樂造詣甚高。《樂府詩集》卷五十九《琴曲歌辭》三《蔡氏五弄》解題引《琴集》曰：「《五弄》，《游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蔡邕所作也。」又引《琴書》曰：「邕性沉厚，雅好琴道。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值得注意的是，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後漢書·孝桓帝紀》），蔡邕最初引起朝廷注意，即是因他高超的琴藝：「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後蔡邕被逼在董卓處任職，琴藝仍極受重視：「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宴，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後漢書·蔡邕傳》）
蔡琰、顧雍、阮瑀等是蔡邕琴樂的傳人。蔡琰繼承家學，融合匈奴管樂器胡笳和漢族弦樂器古琴，作有《胡笳十八拍》。顧雍學琴書於蔡邕，《三國志·吳書·顧雍傳》載：「顧雍字元嘆，吳郡吳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阮瑀「少受學於蔡邕」（《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阮瑀》），以思維敏捷著稱，能於馬上作書，曹操不能增損絲毫。其子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是魏晉風流的典型代表人物。阮氏父子，可謂蔡邕澤被漢晉士人的又一典型。
蔡邕也是書畫大家。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為贊及書。邕書、畫與贊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可知蔡邕擅長人物畫，書、畫、贊有「三美」之稱，並因此受到靈帝的重用。蔡邕入朝為官，多次欲以詩禮律法匡正時俗頹風，然皆收效甚微，而靈帝更看重他的書畫才能。熹平四年，蔡邕奏請靈帝正定五經文字，「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朝廷此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但吸引士人「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觀視及摹寫」並「咸取正」的，顯然不是五經內容，而是蔡邕高超的書法藝術，由此可見蔡邕書法在當時的地位。
光和元年，靈帝「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後漢書·蔡邕傳》）。這個以孔子及其弟子為標榜的鴻都門學，招攬的是擅長辭賦書畫的寒士。當時炙手可熱的鴻都門士，有姓名可考者，有驩兜、共工、樂松、任芝、梁鵠、郄儉、江覽、師宜官、劉旦、楊魯等三十餘人。對於鴻都門學，蔡邕是持批評態度的，他在《對詔問災異八事》中說：「上方巧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蔡邕自己雖刻意避嫌，表明立場，但仍無法擺脫與鴻都門學的密切關係，《魏書》卷九十一《術藝傳》載：「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鴻都門學影響頗深，南宋謝采伯《密齋筆記》載：「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這其中蔡邕應發揮了不少作用。
蔡邕是轉折時期的代表人物，交遊甚廣，明確見於史料的有胡廣、袁滂、馬融、羊續、盧植、鄭玄、韓說、馬日磾、橋玄、孔融、曹操、圈典、王延壽、王匡、楊復、郭泰、李膺、申屠蟠、邊讓、王粲、阮瑀、路粹、顧雍等人。蔡邕的價值，在於以其自身文藝實踐展現了文士心靈的轉向以及對新審美情趣的追尋，也昭示了東漢以來文藝審美情趣的新變，並影響到士人的生活、思想。鴻都門士人如樂松、任芝，官至侍中；梁鵠為涼州刺史、侍中、選部尚書。他們「或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侯賜爵」（司馬彪《續漢書》），說明這種時代風氣還影響到了朝廷用人。蔡邕雖然還糾結游移於正統文儒與鴻都門士之間，但從曹魏政權重視書畫辭賦，將此類士人作為「英儒」招攬為文學官屬，而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士標舉清峻通脫的審美風標，共同開啟一代新風的事實來看，我們對蔡邕影響漢末士風之深遠及他在文化史上的獨特地位，或當有更加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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