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獨立戰爭中圍繞美利堅戰俘的宣傳及其歷史意義

原標題：美國獨立戰爭中圍繞美利堅戰俘的宣傳及其歷史意義

·美洲史·

美國獨立戰爭中圍繞美利堅戰俘的宣傳及其歷史意義

張 慕 智

內容提要獨立戰爭期間，圍繞美利堅戰俘的戰時經歷，在美國形成了集報紙、戰俘情況調查報告、戰俘敘事和戰時日記等方式於一體的宣傳體系。北美革命者調動人性、宗教、權利等宣傳話語，一方面生動呈現了英軍對待美利堅戰俘的種種殘忍行徑和英國作為「野蠻殘暴的他者」的反面形象；另一方面宣揚了美國以仁慈和忠誠為核心內容的共和主義價值與國家特質。戰俘宣傳在鼓勵美利堅人支持革命事業的同時，深化了他們對共和美德和自由精神的認同，促使其身份意識逐漸從依附英國轉變為獨立自主，成為推動美利堅人初步塑造自身國族認同感的重要力量，在獨立戰爭的語境下有其獨到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獨立戰爭 美利堅 戰俘 宣傳 國族認同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美雙方不僅要在戰場上兵戎相見，戰後還要面對如何處置敵軍戰俘這一問題。雙方對待敵軍戰俘方式的差異，既反映出雙方對戰爭性質的不同理解，也暗含了其對美國革命合法性的激烈爭論。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差異催生了以美利堅戰俘為中心的宣傳活動。戰俘宣傳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利堅人對英國及自身革命事業的情感、態度和觀念上的轉變，使其逐漸脫離原有的英帝國認同框架，開始轉向新的獨立國家思考，進而發展出與美利堅國家特性相吻合的認同感。這種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美利堅人在公共領域中不斷反思和重塑自我認同的一個漸進深化的過程。對這一轉變過程的考察，既有利於洞察北美革命者和民眾們的宣傳邏輯，也能夠發現美利堅戰俘經歷與早期美國國族認同發展之間的內在關聯，挖掘戰俘宣傳在獨立戰爭語境下所承載的歷史意義。

國外學界關於獨立戰爭時期美利堅戰俘問題的研究始於20世紀中期，其中既有綜合性的研究，也有專門針對關押在不同場所和地域的特定戰俘群體的探討。前者主要側重從戰俘的住宿、飲食、衛生、日常活動等角度展現美利堅戰俘的苦難經歷，分析這些苦難產生的緣由；後者更偏重考察英美雙方在戰俘待遇及政策上的矛盾張力和利益博弈，剖析戰俘問題的複雜性。對獨立戰爭時期宣傳方面的研究，國外學者通過考察戰爭中不同群體的宣傳行為，探究了宣傳同群體利益的獲取、公共美德與共和觀念的傳播、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的塑造以及美國早期民主發展之間的聯繫。但是，涉及美利堅戰俘的宣傳研究較少。國內學界對此問題的討論也尚付闕如。

總之，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美利堅戰俘被俘的經歷，未深入探究在獨立戰爭的特定語境下，戰俘經歷作為宣傳素材是如何為美國革命精英和民眾所利用，以及這種宣傳對塑造美利堅人國族認同所起的推動作用。儘管有少數學者已經注意到了戰俘問題與早期美國國族身份認同之間存在的某種歷史關聯，但其研究局限於某一特定戰俘群體，考察較為片面。有鑒於此，本文從美利堅戰俘宣傳切入，將美利堅人對戰俘問題的討論與早期美國國族構建問題聯繫起來，分析戰俘宣傳的內涵與實質，挖掘其在獨立戰爭語境下的歷史意義，為理解美國早期國族構建和政治文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 英美雙方對「戰俘」身份的界定與戰俘宣傳的興起

美國獨立戰爭伊始，關於這場戰爭的性質，英美雙方就給出了不同的理解。1775年8月23日，英王頒布了《鎮壓叛亂公告》，將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界定為「危險的和意圖不軌的」反叛者，宣布北美殖民地正在進行「一場公然的叛亂」，隨即命令所有效忠於英國的臣民們「鎮壓叛亂並揭露一切背叛我們、損害英王及其榮譽尊嚴的陰謀和企圖」。在北美革命者的眼中，獨立戰爭是捍衛自身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的一項合法性事業，是實現政治獨立和權利自由的正當手段。正如北美殖民地大陸軍將軍喬治·華盛頓（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對其手下將士們所說的那樣：「我們拿起武器是為了捍衛我們的自由和財產，保護我們的妻兒，決定她們的生死，希望有朝一日美利堅人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充分享受自由政府帶來的福祉。」

對戰爭性質的不同理解直接導致了英美雙方在戰俘身份界定問題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可以從戰爭初期喬治·華盛頓與英軍將軍托馬斯·蓋奇（General Thomas Gage）的往來書信中窺見端倪。1775年8月，在聽聞美利堅戰俘在英軍手下所受的待遇後，華盛頓將軍寫信給蓋奇將軍，聲稱「美利堅士兵們都被關押在重刑犯的監獄之中」，要求蓋奇將軍履行人性權利，更為溫和地對待被俘士兵。「如果嚴厲和困苦是你們行為準則的標籤，那麼你們被俘的將士們也將受到同樣痛苦的待遇」。對此，蓋奇將軍回復道：「這些戰俘依照英國的法律本應被絞死，但他們受到了英軍的照顧與友善對待。」由此可見，雙方對於美利堅戰俘身份的理解與闡釋截然不同：英國將其俘獲的美利堅人視為拿起武器挑戰英王權威、本應被絞死的反叛者；北美殖民地則拒絕接受「反叛者」的身份，反對英國將被俘美利堅人視為罪犯。雙方的爭論本質上都觸及了美國革命政治合法性這一核心問題。在英國看來，如果賦予了被俘美利堅人的戰俘身份，就等於間接承認了這場「反叛」的合法性以及新興美國的「獨立主權」；北美殖民地主要基於美國革命「合法」的政治前提，來界定被俘美利堅人的戰俘身份，認為其享有戰俘應得的權利。

1775年9月，在大陸會議的指示下，北美殖民地的革命派報紙刊載了華盛頓與蓋奇將軍的往來書信內容，將有關美利堅戰俘的問題討論擴大到公共領域，讓殖民地民眾參與其中，塑造公眾意見，進而指導他們的行動。大陸會議的成員們深知，戰爭的勝利離不開民眾的支持，獲得支持的一種有效途徑就是將戰爭的苦難面貌直接呈現在美利堅人面前。除了戰場上犧牲的將士外，美利堅戰俘無疑是呈現這種面貌的理想主體。受此政治動機驅使，大陸會議和之後的邦聯國會在戰爭期間積極擴大戰俘宣傳的影響力，對戰俘待遇問題給予了較大關注。1776年5月21日，大陸會議率先對大陸軍、民兵組織和海軍俘獲的敵軍戰俘制定了戰俘待遇規範，並在報紙上公開。該規範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將敵軍戰俘界定為「所有俘獲的攜帶武器反對革命的人」，賦予他們戰俘的權利；二是規定了「在戰爭中給予敵軍戰俘人道待遇，其享有與大陸軍隊士兵們相同的份例標準」等內容，凸顯了仁慈人道的特徵。該規範還規定由各個殖民地負責管理和關押敵軍戰俘，並對關押地點、補給標準和投降假釋等內容作了要求。大陸會議希望以此在戰俘待遇問題上佔據道德制高點。

隨著戰俘問題越發嚴峻，英國也出台了針對被俘美利堅人的法令。1777年2月7日，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喬治·傑曼勛爵（Lord George Germain）向英國議會遞交了一份有關美利堅被俘者的提案，其中建議：「任何犯下叛國罪、海盜罪，以及被懷疑犯有以上罪行的殖民地人，無論在北美殖民地、海上還是英國領地的任何地方被捕，都將在英王親筆簽署委任狀或經具有代表權的法官審判之後被送往監獄對其進行關押，並剝奪他們保釋的權利」。2月14日，英國議會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中止美利堅戰俘的人身保護令」這一條款，並於3月3日通過該提案。與大陸會議不同，英國否認並剝奪了被俘美利堅人作為戰俘享有的權利，將其視為英國和英王的「反叛者」，允許英軍軍官對其進行無限期關押。對此，皇家韋爾奇燧發槍手團的麥肯齊上尉（Captain Mackenzie of the Royal Welch Fusiliers）談道：「根據所有國家的法律，這些拿起武器抗爭的反叛者已經喪失了他們的生命。他們都應被關押起來，沒有任何被釋放的希望，其命運是未知的。」儘管英國否定了被俘美利堅人作為戰俘的身份和權利，但有時也會根據戰爭的實際情況默許他們的戰俘屬性，主要在雙方互換戰俘之時。

獨立戰爭期間，美利堅戰俘的身份更多地介於「反叛者」和正式戰俘之間。這種身份的模糊性直到1782年3月25日才被打破，英國議會頒布法案「承認被俘美利堅人為正式戰俘……允許根據戰爭傳統和慣例以及國家間的法律對其釋放或交換」。英軍俘獲的美利堅戰俘主要包括大陸軍戰俘、民兵戰俘和平民戰俘。其中，平民戰俘又以私掠船海員為主。他們大部分被關押在北美殖民地、英國和加拿大等地的戰俘營或監獄船中。

獨立戰爭初期，英美雙方對戰俘的處置和待遇方式，經常受戰爭現實條件、戰事形勢、作戰策略、公眾輿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加之他們對戰俘身份的不同界定，讓戰俘待遇問題更顯複雜。總體上，英軍對待美利堅戰俘的方式較之美國對待敵軍戰俘更為惡劣和殘忍。美利堅人利用這種差別大做文章，運用一系列話語修辭策略，圍繞美利堅戰俘的被俘經歷展開宣傳。

戰俘宣傳是反面與正面宣傳、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構建、專制和自由意識形態對立的結合體。這種多元維度和層次既確保了宣傳的有效性，也反映了革命者對美國革命的政治訴求和期許。革命精英、普通民眾包括戰俘自身在充當宣傳者的同時，也受到宣傳本身的深刻影響。戰俘宣傳貫穿於戰爭始終，在公共領域不間斷衝擊美利堅人情感世界的同時，也促使其在理性層面思考自身在革命中的身份和立場。它以對立的視角塑造了英國的他者形象及國家特性，讓美利堅人在關於「他們是誰」的反思之中觀照自身，進而逐漸明確「我們是誰」。英國戰爭中對待美利堅戰俘的種種殘暴行徑，讓革命者為其貼上了「野蠻、殘暴、冷漠、虛偽」的標籤，他們通過宣傳美利堅戰俘的苦難經歷，成功塑造了英國反面的國家形象，使其成為美利堅人塑造自身形象和認同觀念的重要參照。

二、 野蠻的「他者」：英國反面形象與美利堅人身份意識的轉變

獨立戰爭期間，基於對戰爭性質和戰俘身份的認知，英軍將士在戰場上對美利堅人充滿敵意，對被俘者不僅不予寬恕，還常用殘忍血腥的手段將其殺害。1777年，在大陸會議關於美利堅戰俘情況的調查報告中，記錄了英軍在普林斯頓和特倫頓地區的暴行，「受傷和殘疾的美國軍官都被英軍野蠻的砍殺或者直接處死。在特倫頓附近被捕的一名福音派牧師沒有攜帶任何武器，在他懇求寬恕之後依然被英軍冷血地殺害」。作為英軍輔助武裝力量的德意志黑森僱傭軍，其對美利堅戰俘的殘忍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對忠誠的美利堅人的鮮血充滿渴望，其暴行將帶來滿布殘暴、殺戮和破壞的慘景」。這些行為往往源於英軍軍官的授意。黑森僱傭軍的赫林根上校（Colonel von Heeringen）曾說道：「英國人總是鼓勵我們不寬恕敵人。」英國將軍西蒙·弗雷澤（Simon Fraser）手下的一名軍官也承認，「我們特意告訴黑森軍隊的士兵們不要寬恕這些反叛者，要讓其絕望地抗爭至死」。

那些在戰場上免遭殺身之禍的美利堅戰俘，其被俘經歷卻讓他們生不如死。不管在北方戰場還是南方戰場，無論在北美殖民地和英國本土的戰俘營，抑或在條件惡劣的監獄船中，被俘的美利堅人都受到了英軍不同程度的侮辱虐待，親歷了戰爭帶給他們的折磨與傷痛。這些都成為美利堅人進行宣傳的重要素材和構建英國反面形象的有力證據。通過調用一系列宣傳話語，英國被塑造成「野蠻的敵人形象」、「虛偽狡詐的專制形象」以及「踐踏美利堅人合法權利的奴役者形象」。

對於北美革命者而言，他們很早就意識到獨立戰爭不單是一場軍事層面上的較量，同時也是思想意識層面對戰爭話語權的激烈爭奪。戰爭一開始，他們就運用報紙、出版物等宣傳媒介描述美利堅戰俘的待遇經歷，試圖製造輿論話題，塑造公眾意見。獨立戰爭爆發前，北美殖民地報紙的數量有了較為明顯的增加，且分布於大部分殖民地，其中革命派報紙所佔比重很大。在戰爭期間，革命派報紙成為戰俘宣傳的主要陣地，它不僅刊登、轉載有關美利堅戰俘待遇的報道，發布大陸會議的戰俘情況調查報告，還刊載一些關於戰俘待遇問題的文章。這類報道不間斷地向公共領域輸出，喚起美利堅人對戰俘待遇問題的關注。

在報紙宣傳中，革命者將美利堅戰俘塑造成典型的「受害者」群體，列舉了「加害者」英軍對美利堅戰俘的身心摧殘，並運用人性和宗教話語構建英軍「野蠻的敵人」形象。1776年11月，革命派報紙上大量轉載了一個署名「人性」（Humanitas）的作者公開寫給倫敦市長的書信，信中對被英軍逮捕的25名美國「揚基號」私掠船船員的悲慘遭遇進行描繪。文中寫道：「甲板下這些可憐的人們如同身在熱水浴之中，因缺少空氣而氣喘吁吁、流汗不止甚至昏厥不醒；船醫斷言在這種環境中他們會迅速死去。」作者將這種關押環境形容為「加爾各答黑洞」（black hole at Calcutta），直指英軍對人性的摧殘。此外，宣傳者們還將這種「野蠻」行徑歸於英國上層官員們的蓄意而為和英王喬治三世的殘暴。1777年1月30日，在《康涅狄格日報》中，一位署名「憐憫」（Miserecors）的作者將對美利堅戰俘的暴行歸咎於「他們（英軍）的冷漠和一種事先策劃的機制」。《波士頓公報》刊載的一首即興詩直接稱「英王喬治是一個傻子」；還有作者將其塑造成一個摧殘人性的劊子手形象：「他準備好了刀劍、斧子和刺刀……不管男人、女人還是孩子，都無一倖免。」1780年《賓夕法尼亞郵件報》上的一篇演說用宗教話語讓人們認清英國的「野蠻」本質：「敵人犯下的每個罪行都是對其靈魂的扭曲和對上帝的冒犯。」

報紙上的戰俘宣傳很快產生了效果，地方各州的美利堅民眾在深感憤怒的同時，要求大陸會議對戰俘的情況展開調查。1777年1月，大陸會議成立了以約翰·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為首的七人調查小組，對關押在紐約和新澤西地區的美利堅戰俘待遇情況展開了為期三個月的調查。最終的調查報告顯示，「英軍用最為殘忍的方式對待我們的戰俘。……他們不僅要忍受寒冷、赤身露體與禁閉關押帶給他們的巨大痛苦，還要受到英軍和僱傭兵們的蔑視與嘲笑，許多戰俘死於戰俘營之中。……總體上，他們的殘忍與野蠻行徑有力地駁斥了英國宣稱的慷慨與寬容」。大陸會議隨即把這份報告以公告的形式在《賓夕法尼亞晚郵報》上連載，將英軍的「野蠻形象」公之於眾。

與戰俘營的惡劣條件相比，北美地區的監獄船才是真正的「重災區」。無論在紐約沃拉布特灣還是南方的查爾斯頓，那裡停駐的監獄船條件都不容樂觀。美利堅戰俘不僅面臨食物短缺、衣物不足的困境，還要在過分擁擠、疾病橫行的關押環境中掙扎求生。美國對監獄船的調查結果都證實了這一點。在眾多的監獄船中，「澤西號」（Jersey）監獄船最為臭名昭著，被人們稱為「漂浮的地獄」。美英雙方相繼對該船上的環境條件展開調查，並圍繞它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宣傳戰」。

1781年，美國邦聯國會針對「澤西號」監獄船的調查召開聽證會，前美利堅戰俘喬治·巴特曼（George Batterman）在會上對英軍虐待戰俘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指控，陳述了英軍迫使戰俘加入英軍的種種卑劣手段，「英軍看守們不允許生病的戰俘前往醫療船治療，待到他們非常虛弱、無力下船的情況下，任由其死去。」聽證會結束後，巴特曼的證詞出現在美國許多報紙的版面上。對此，英方負責海員戰俘物資供應的官員戴維·斯普羅特（David Sproat）通過報紙予以反駁，聲稱他們並未虐待美利堅戰俘，不僅保障他們的物資補給，還在冬天為其添置「兩個非常好的大火爐」以供取暖，並為「生病或受傷的戰俘提供蠟燭和床位」。隨後，英國軍官也對「澤西號」監獄船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英軍對待美利堅戰俘井然有序且恪守禮儀」。為了支持這一結論，英軍提供了七名美利堅戰俘的證詞，他們「自願承認英軍自始至終都努力讓船上的條件變得舒適，他們從未受過壓迫和虐待」。來自不同監獄船的英國官員也都發誓，提供給美利堅戰俘的份例標準與英國海軍是相同的。

英國反駁的言辭不僅印證了戰俘宣傳的有效性，還在北美公共領域引發了激烈討論。革命者將英軍的辯駁視為一種虛偽的、推卸責任的表現，並質疑英軍調查報告和證詞的可信性。1781年2月，33名紐約監獄船上的美利堅戰俘通過互換被釋放。根據革命派報紙的報道，這些戰俘「在敵人的非人道待遇下，都處於病怏怏和極度衰弱的狀態」。其中一名戰俘聲稱，監獄船上美利堅戰俘的苦難「難以言表，敵人的野蠻程度更甚從前」。次年，一位名叫約翰·科克倫（John Cochran）的美利堅戰俘也提供佐證，證明「戴維·斯普羅特和隨行的英國軍官全程都在監獄船的甲板之上，無人想要嘗試去甲板下方進行調查」。事實上，這裡才是美利堅戰俘長時間被關押的地方，其環境「讓人無法忍受，每天因病倒下的戰俘人數都在增加」。通過戰俘情況調查報告和報紙宣傳，英軍虛偽狡詐的特質在美利堅人面前一覽無餘，這些特質也隨之上升到國家特質的層面，強化了美利堅人對英國專制形象的認知，監獄船也成為象徵英國「野蠻和專制」形象的一個符號。

隨著戰俘宣傳在公共領域的持續發酵，包括美利堅戰俘在內的美國民眾紛紛要求對英軍戰俘實施復仇。1776年12月26日，一名之前在紐約被俘的美利堅戰俘在信中寫道：「新英格蘭人無法想像英國野蠻的政策，終止這種野蠻待遇別無他法，只有復仇。……在這種情形之下民眾的復仇是正當必要的，復仇不僅為了告慰被謀殺同胞們的靈魂，也是保護倖存戰俘使其不再經歷野蠻與羞辱的唯一方法。」1778年3月5日，演講家喬納森·奧斯汀（Jonathan Austin）在波士頓的演說中號召人們復仇：「專制與壓迫的精神能夠造成多大的影響，英軍的所作所為就是有力的證據。……這些惡魔們的行徑遠遠超過了最野蠻的國家。……啊，上帝，你的復仇之心在哪裡！哦，美德、榮譽、虔誠、人性，你們都逃到哪裡去了！」在這些復仇的呼聲中，美利堅人集中表達了對人性的尊重以及對英國「野蠻」行徑和專制權力的憎恨，進一步「妖魔化」英國的「野蠻和專制」形象。

在戰俘宣傳中，除了調用人性和宗教話語，權利話語也提供了有力的觀念支撐。在美利堅人的思想觀念中，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是與生俱來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這些神聖的權利是上帝用全部的人性書寫的，它們自帶光明，從不會被凡人的力量抹去或掩蓋」。對於美利堅戰俘而言，他們在關押之前常常會被英軍和黑森僱傭軍搜身，個人財產也被沒收。在被俘期間，食物的匱乏、衣物的不足、惡劣的天氣以及疾病的威脅，導致許多戰俘死去，並持續威脅著倖存戰俘們的生命。以上種種殘忍行徑，其背後的邏輯都直指英軍對戰俘們自然權利的踐踏。美利堅戰俘托馬斯·黑爾（Thomas Hale）曾在報紙上描述道：「英國的行政長官坐在那裡……顯露出一個專制暴君的威嚴，恐嚇並剝奪了我的特權及所有正當的自然權利，給神聖的國家權利留下了一道危險的傷口。」

戰俘宣傳的範疇並未囿於美利堅戰俘本身，其外延還囊括了美國民眾。宣傳者們經常將英軍對美國民眾的搶劫燒掠行為納入戰俘宣傳之中，把對美利堅戰俘自然權利的剝奪擴展到對美利堅人合法權利的侵害。按照這種宣傳邏輯，美利堅民眾和戰俘一樣都成了權利被侵犯的「受害者」，英國則成為踐踏美利堅人合法權利的「奴役者」。1776年，一個名為「國家之友與自由之子」（Amicus Patriae & Filius Libertatis）的作者就將英國形容為一個「貪婪的惡魔」，不僅破壞人們的財產權利，「甚至犧牲人們的鮮血，來滿足自身永不知足的貪婪慾望」。1780年，《大陸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也將英國喻為「惡魔」，並細數其在新澤西地區對當地民眾犯下的搶劫、焚燒房屋、強姦婦女、謀殺平民等暴行，「這些長篇累牘的罪行如地獄般黑暗，比雷聲響亮，比閃電刺耳，比火把、弓箭和死亡更震撼人心」。這些侵犯美利堅人合法權利的「野蠻」行為也促使美利堅人區分敵我，有意識地在身份認同上與英國人劃清界限。1777年，新澤西州州長威廉·利文斯頓（William Livingston）在演講中說道：「考慮到英國當前卑劣的醜態和令人厭惡的行為，以及其盟軍野蠻的暴行……都讓我們更有效地區分出誰是朋友，誰又是敵人，就像將糧食中的穀殼篩去一樣。」

對英國「野蠻、專制和踐踏權利形象」的宣傳，讓美利堅人很容易聯想到這個新獨立國家的未來命運。他們擔心一旦戰爭失敗，美國就會像美利堅戰俘們所經歷的一樣陷入英國施加的無盡苦難與奴役之中。當這種想像投射到現實中，不僅強化了美利堅人對個人合法權利和自由的捍衛，也使獨立戰爭演變為一場「自由」與「奴役」之爭，賦予了美國革命意識形態化的色彩。1780年，一個署名歐邁尼斯（Eumenes）的作者就用自問自答的方式闡發了革命的意義：「我們為什麼要繼續與重重困難抗爭？我們應當記住，這是為了自由，是為了自由這一光榮的事業，我們會成為自由的人民，享受人類的自然權利，擺脫奴役的苦難與不幸。」

在這種捍衛自由、擺脫奴役的邏輯下，戰俘宣傳將美利堅戰俘的苦難、對合法權利的捍衛與爭取自由的革命事業三者緊密聯繫在一起，不但證明了美國獨立事業的必要性、正當性與合法性，還讓美利堅人逐漸意識到唯有與英國分離，支持獨立事業，方能擺脫奴役的危險。正如《獨立記事報》上的一篇報道所言：「英軍的殘忍行徑沒有激發我們的恐懼，只有憤怒和憎恨：它喚醒了人們的每一個動機，讓充滿男性氣概的胸懷變得富有生氣，在抗擊野蠻的入侵者時讓人們能夠藐視所有困難和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獨立戰爭期間，北美殖民地還出現了一股反對戰爭、倡導與英國妥協的和平呼聲。1775年，英國首相諾思勛爵（Lord North）提出了「妥協決議」。此後，英軍和效忠派分子就不遺餘力地渲染美國革命的失敗主義情緒，勸說美利堅人放棄鬥爭，重新回到英帝國的羽翼之下。在這種情形下，戰俘宣傳成為北美革命者打擊英國和平陰謀的思想武器。通過抨擊譴責英軍對待美利堅戰俘的「野蠻」行為，強調和放大與英國妥協後美國所面臨的種種危險，戰俘宣傳揭露了英國倡導和平的虛偽面相及其用「專制奴役」取代「獨立自由」的險惡用心。1777年，紐約州議會的選民演說將英國的和平提議解讀為旨在分裂和欺騙美國的借口與說辭。「如果英王尚存一絲熱愛和平之心，為什麼要下令燒毀你的城鎮，讓你的國家淪為荒蕪，讓你的同胞們在戰俘營中忍飢挨餓，衰弱不堪甚至死去？」次年7月23日，一個署名為「哨兵鮑勃」（Bob Centinel）的作者在《馬薩諸塞探報》上連用十個以「小心！」為開頭的排比段警示美利堅人，讓其提防英國使者們的說辭，抵制各種誘惑。在此基礎上，革命者號召人們在理性層面上重新審視與英國的關係，脫離英國的「專制體制」，投身獨立事業，建立一個全新的自由世界。牧師亞伯拉罕·凱特爾塔斯（Abraham Keteltas）在佈道中說道，「我們的事業是自由對抗專制、仁慈對抗野蠻、美德對抗罪惡的事業。……美國將成為自由、知識和宗教的榮美之地，成為所有悲慘的、受壓迫和迫害人們的庇護所」。

不可否認，在戰俘宣傳中，美利堅人對美利堅戰俘苦難經歷的描述難免有失偏頗，他們往往刻意忽視英軍的人道行為，弱化影響關押環境的其他外部因素，將美利堅戰俘的苦難全部歸於英國的「野蠻與專制」，以增強宣傳的感染力和滲透力。比如，美利堅戰俘埃比尼澤·福克斯（Ebenezer Fox）就曾承認自己的某些敘述誇大了事實。負責戰俘物資供應的大陸會議代表伊萊亞斯·布迪諾特（Elias Boudinot）在檢查紐約戰俘營條件時，發現有的戰俘營環境並非戰俘們所言的那麼惡劣。1781年8月，當喬治·華盛頓抱怨監獄船的過度擁擠時，英國皇家海軍准將埃德蒙·阿弗萊克（Edmund Affleck）回應道：「我向您保證我同樣為這些人的不幸表示同情……由於英國政府沒有多餘給予海軍戰俘的供給，監獄船上的戰俘待遇不可能比戰俘營更好，加之戰俘人數的激增加重了這種不幸。」

這些經過「過濾和改造」的戰俘宣傳在公共領域激發了美國民眾對英軍和黑森僱傭軍的憤怒與憎恨，加劇了英美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強化了民眾對革命合法性與必要性的認同，有的還在戰爭中化作支持革命的實際行動。1777年2月，大陸軍外科醫生詹姆斯·撒切爾（James Thacher）在日記中寫道，英軍對待美利堅戰俘的那些可惡的行徑激發了每一個美利堅人的關注與難以言表的憤怒」。同年，當一些黑森僱傭軍戰俘途經費城時，他們目睹了當地民眾對他們的辱罵和仇視，「一些老年婦女們可怕地沖我們尖叫辱罵，並想要上前掐死我們，因為我們的到來偷走了她們的自由」。1781年5月22日，《賓夕法尼亞郵件報》刊登了前美利堅海員戰俘約翰·麥克弗森（John Macpherson）寫給關押他的英國軍官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的一封信。信中他開門見山地指出：「在得知美利堅戰俘在紐約所遭受的殘忍待遇之後，我改變了想法，決定重新參戰，成為一名海員。」

通過戰俘宣傳，北美革命者成功地構建了英國「野蠻的敵人」、「虛偽狡詐的專制國家」和「踐踏合法權利的奴役者」三個「他者」形象，以反面的視角引導美利堅人思考自我形象的意涵，促使他們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認同中做出選擇：是繼續在帝國的認同框架內依附野蠻殘暴、專制跋扈、奴役高壓的英國，還是在革命事業中發展獨立自由的、契合共和美德和公共精神的美利堅國族認同？通過調用人性、宗教和自然權利話語，戰俘宣傳直觀呈現了英國的暴行，在情感認知層面上激發了美利堅人對英軍野蠻行為的抨擊和憎恨；在政治思想層面上放大了英國專制國家的危險和未來奴役美國的想像；在身份認同層面上論證了與英國分道揚鑣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意識形態層面強化了美國共和美德與自由精神。獲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作為擺脫依附、實現與英國分離的唯一手段，其重要性被大大提升，並助力動員更多的美利堅人參與革命，為獨立事業做出貢獻。正如一名士兵在《馬薩諸塞探報》中所言：「最惡劣的英國暴君犯下的不可勝數的罪行都證實了他惡魔般的性情：燒毀教堂、褻瀆上帝、焚燒無助家庭的房屋、讓老人、婦女和兒童們赤身露體、流離荒野，陷入饑寒交迫的苦難；剝去光榮投降的戰俘們的衣服，用嚴寒飢餓謀殺他們……通過折磨和置人於死地的手段，僅在去年一個冬天，就有1，400多名戰俘在紐約死去！這種專制暴君的特質和行徑，我們堅決予以反對……我們應當怎麼做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敵人逐出我們的國家，保持我們完全的獨立，否則我們將會在暴君的陰謀中死去……美國的奇蹟宣揚了自由的精神。……美利堅人的榮譽感和美德，對人類的仁慈與被慷慨激發的靈魂，將會勇敢地拯救他的國家，讓美利堅人無所畏懼。」

透過美利堅戰俘苦難的濾鏡，戰俘宣傳讓英國「野蠻的他者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使之成為美利堅人疏離英國、轉變自身認同觀念的一種象徵。這種認同觀念的發展不僅依賴於「外部差異性」，還需要「內部一致性」的支持。在戰俘宣傳中，除了展現英國與美國敵我之間的巨大差別外，革命者還竭力凸顯美國仁慈和忠誠的國家特質，宣揚共和美德和自由價值觀，樹立美國正面的國家形象，不僅強化了自身的同質性，也推動了美利堅人國族認同感的發展。

三、 「仁慈與忠誠」：共和主義價值與國族認同感的發展

不同於英國對待美利堅戰俘的「野蠻與殘酷」，北美殖民地對英國和黑森僱傭軍戰俘採取了較為仁慈的寬恕政策，並在宣傳上構建了一套以仁慈為核心內容的人道主義敘事。大陸會議和喬治·華盛頓將軍在戰爭初期就號召大陸軍將士用文明人道的方式對待敵軍戰俘。1775年9月26日，在大陸會議的指示下，華盛頓向哈特福德地方委員會指示：「請允許我建議用溫和甚至容忍自製的方式對待俘獲的戰俘。……人道與友善的責任要求我們這麼做。」約翰·亞當斯在1777年寫給妻子的信中也對仁慈人道的價值觀大加褒揚：「虔誠、人道與誠實是最好的治國之道，褻瀆上帝、殘忍與惡行也許會盛行一時甚至捲土重來，但是它們無法戰勝美國。」除了大陸會議和革命精英，支持革命的牧師們在佈道中也常利用宗教話語歌頌仁慈。1775年，一名馬薩諸塞殖民地的牧師就曾說道：「上帝友善的仁慈將會熄滅妒忌和爭鬥的地獄之火，熱愛自由的朋友們會主持正義，會無所畏懼地直面所有暴虐的法律。」另一位馬薩諸塞州的主教內森·菲斯克（Nathan Fiske）在1781年感恩節當天的演說中也大力宣揚仁慈的力量：「宗教和自由將會散布其仁慈的影響力，拯救那些野蠻的、奴役他人和蒙沌的國家。」

獨立戰爭期間，仁慈這一品質被納入共和美德的宣傳中，英美雙方對待戰俘的差異賦予了仁慈新的意義。一方面，仁慈代表了美利堅人對人性和權利的尊重，它超越了敵我之間的界限，且與18世紀歐洲思想家對人道主義思想的提倡相契合。另一方面，仁慈在戰爭中被內化為共和美德的一部分，豐富了美國共和主義價值的維度。在戰俘宣傳中，仁慈有著較為豐富的意涵，它既是上帝賜予人類的一種寶貴品質，表現為對他人的憐憫同情和熱心幫助；也是愛國者內在品格的體現，反對自私利己，倡導公共精神。此外，它還是一種與殘暴相對立的國家特質，是與人性相契合的一種共和美德。

美利堅人對仁慈的宣揚往往是通過對比英軍的「野蠻」行徑來實現的。普林斯頓戰役後，喬治·華盛頓向負責看管英軍士兵戰俘的塞繆爾·韋布中校（Samuel B.Webb）囑咐道：「要以人道主義的態度對待他們，儘管我們不幸的同胞們曾慘遭其毒手，但不要讓他們有任何理由抱怨我們的行為與野蠻的英軍無異。」華盛頓還下令禁止美軍實施搶劫行為，「希望我們對待婦女和兒童的仁慈與友善，能將英勇為自由而戰的美利堅人同聲名狼藉、唯利是圖的劫掠者們區分開來」。仁慈的美德不僅將美國與英國區分開來，還是美利堅人贏得革命事業的精神支撐。牧師塞繆爾·馬戈（Samuel Magaw）曾在給大陸軍士兵的演說中說道：「如果你們對上帝滿懷虔誠，對同胞充滿仁慈……以慷慨之心捍衛人權，尊重自由並滿懷建立和平的渴望，你們定會在所選擇的事業中大有作為，這也是美利堅人政策制度與行為舉止的準則。」歷史學家查爾斯·羅伊斯特（Charles Royster）也認為，「美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將仁慈、無私和美德置於美國國家特質的核心」。

無論是美國軍隊對待敵軍戰俘的仁慈政策，還是美利堅人奉行的人道精神，在戰俘宣傳中都成為象徵美國共和美德和國家特質的一種符號。這種宣傳在公共領域激發了美國軍隊、地方官員和美國民眾對敵軍戰俘的同情，他們用身體力行表明了對仁慈價值觀的認同。1775年12月，在弗吉尼亞大橋戰役（Battle of Great Bridge）中，大陸軍士兵和當地民兵就對受傷的敵軍戰俘表現出極大的人道和溫柔。他們衝進火海救出那些流血的英國戰俘，將受傷戰俘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脖子上，緩慢溫柔地將其帶到臨時搭建的堡壘之中。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的蘭開斯特鎮，當地官員們在缺少大陸會議幫助的情形之下，將俘獲的英國士兵及其家人轉移到空置的兵營之中，村鎮民眾也自願為敵軍戰俘提供補給。地方委員會還向大陸會議請願，希望獲得更多的戰俘物資。委員會主席賈斯珀·耶茨（Jasper Yeates）在請願書中寫道：「人道精神將美國之子與他者區分開來……我們無法漠視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兒童們的悲慘處境，從一開始，我們就迫切地希望對其施與援助。」這些同情與仁慈的舉動也獲得了敵軍戰俘甚至一些外國民眾的讚許，間接肯定了美利堅人的美德，鞏固了美國仁慈的正面形象。1775年11月，一位在加拿大尚布利鎮（Chambly）被俘的英國軍官戰俘在信中寫道：「我們都受到了最為友善的待遇。」1778年1月14日，《賓夕法尼亞郵件報》刊載了化名為德利勒（De Lisle）的法國人所寫的一封家信，信中對美國霍拉肖·蓋茨將軍（Gereral Horatio Gates）善待英軍戰俘的行為大加讚賞：「英國的伯戈因將軍（General John Burgoyne）得到了蓋茨將軍及其軍官們的友善待遇，沒有對他本人及其士兵進行任何言語侮辱，這反映了美利堅人慷慨寬宏的特質。」

美國民眾的同情和仁慈同樣體現在對待深陷苦難的美利堅戰俘上面。紐約的民眾特別是一些婦女就經常為關押在這裡的戰俘提供幫助，為其減輕痛苦。美國陸軍上校塞繆爾·邁爾斯（Samuel Miles）甚至前往費城，向當地民眾懇求捐款改善美利堅戰俘的悲慘處境。賓夕法尼亞州甚至還專門制定了募集戰俘捐助資金和物資的相關條例。在南方戰場，馬里蘭、特拉華、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諸州都盡其所能地幫助因物資匱乏而身處極大痛苦的美利堅戰俘，查爾斯頓的當地民眾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一個叫作邁耶·摩西（Meyer Moses）的商人就對美利堅戰俘給予了很大的友善和人道幫助。美國大陸軍軍醫彼得·費蘇（Peter Fayssoux）也證明查爾斯頓的許多婦女為缺少衣物的士兵們提供了衣物。有些州為了儘快解救被俘的本州戰俘，甚至私下與英軍進行戰俘互換。這些行為既間接證明了戰俘宣傳的影響力，同時也成為戰俘宣傳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戰俘宣傳中，作為宣傳對象的美利堅戰俘也會搖身一變成為宣傳者。被關押期間，一些美利堅戰俘用日記記錄了獄中生活的所見所聞，還有一些戰俘在重獲自由後，將自己的被俘經歷以戰俘敘事的形式出版發行。戰俘敘事和日記成為繼報紙和戰俘情況調查報告之後又一重要的戰俘宣傳載體。不同於先前的報紙宣傳，戰俘敘事和日記帶有明顯的戰俘個人風格，展現了他們在英軍殘忍待遇下如何做到隱忍堅持，通過個人經歷的變故表達了他們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對自由精神的認同。

在眾多的戰俘敘事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美利堅軍官戰俘伊森·艾倫上校（Ethan Allen）所寫的戰俘敘事。該敘事在美國大獲成功，不僅在《賓夕法尼亞郵件報》上連載，還在半個世紀內再版十餘次。1775年9月蒙特利爾戰役失敗後，艾倫被俘。他先後在英國、愛爾蘭、美國、加拿大等多地關押，最終於1778年5月在紐約獲得自由。在敘事中，除了描述英軍虐待戰俘的殘忍行徑，艾倫的筆墨著重聚焦於他如何在英軍嚴苛的條件下倖存下來，並成功保持了對美國革命事業的忠誠。當艾倫抵達英國後，英軍威脅要絞死他這個叛亂者。為此，他故意寫了一封寄給大陸會議的信，要求大陸會議採取復仇行動，稱「復仇不是為了我渺小的個人，而是為了我忍痛堅持的重要事業」。艾倫深知這封信不會通過英軍的審查，但他藉助這種敲山震虎的方式，讓閱讀這封信的英國首相諾思勛爵撤銷了對其進行處決的決定。此舉不僅突顯了艾倫個人的智慧，也反映了他對英國暴行的勇敢反抗。艾倫在敘事中還積極號召美利堅人行動起來，捍衛美國的自由：「上帝已經向後代們展示了英國的所作所為，他們對我們國家的侵佔及其帶來的災難，將會激發每一個正直的人們挺身而出捍衛自由，建立永久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在結尾處，回到紐約的艾倫難掩心中重獲自由的喜悅：「登上自由的土地，我喜不自勝……我對正在崛起的美國展現了我的忠誠。」

除了戰俘敘事，戰時日記也是美利堅戰俘表達忠誠感的宣傳途徑。在紐約普羅沃斯特戰俘營（Provost Prison）被俘的埃利奧特·科爾內留斯醫生（Elias Cornelius），就在日記中記錄了一段他與身為效忠派的父親見面時的情景。當他的父親力勸其加入英軍、效忠英國時，他在愛國者和效忠派這兩種斷然不同的政治立場和身份之間做出了艱難的人生抉擇，字裡行間流露出了對革命的忠誠。他對父親說道：「相信我，親愛的父親……在我參戰之前就已經權其輕重了，我愈發相信我的同胞們參加的事業是一個正當的事業，它大聲地疾呼每一個善良人士對他們飽受流血犧牲的國家的幫助。」

此外，美利堅戰俘在戰爭中的逃跑行為及其對變節革命的態度也是戰俘宣揚忠誠感的主題之一。獨立戰爭中，美利堅戰俘的逃跑行為屢見不鮮，其背後的動機較為複雜，如不堪忍受敵軍的關押條件、迫切渴望獲得人身自由、希望重新投身革命等。無論出於何種動機，戰俘在宣傳逃跑行為時主要突出兩個內容：一是逃跑戰俘的機智和勇敢；二是逃跑過程中所歷經的苦難。有的戰俘在逃離英軍魔爪後選擇重新加入美軍，彰顯了自身的愛國主義情感和對革命事業的支持。科爾內留斯的逃跑經歷就是一個顯例。他和同伴是通過在深夜灌醉一名英軍看守之後逃到戰俘營之外的，逃跑過程中困難重重，在佯裝成醉鬼通過士兵的檢查後，他「肺里的腫塊破裂了」，為了不被在外戍守的守衛發現，他不得不在「雪地里緩慢地爬行」。最終，科爾內留斯經轉多地，在賓夕法尼亞的瓦利福奇（Valley Forge）重新加入美國大陸軍，再次投身革命。在南方的查爾斯頓地區，一些大陸軍士兵戰俘則會利用自身傷病、在醫院工作的機會逃跑。英國本土監獄中美利堅戰俘的逃跑行為更為常見。英國歷史學家弗朗西斯·埃布爾（Francis Abell）注意到，僅在1777年，就有30名關押在英國佛頓監獄的美利堅戰俘試圖逃跑。儘管美利堅戰俘逃跑的動機各異，但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通過逃跑擺脫了加入英軍、背叛革命的命運。在美利堅戰俘的思想意識中，逃跑這一行為本身就意味著他們對革命的忠誠。

獨立戰爭期間，人力短缺問題一直困擾著美英雙方，體現在美國在戰爭前期的徵兵動員、在戰爭後期延長士兵服役期限以及英國僱傭黑森軍隊等方面。英國在僱傭外國軍隊的基礎上，還通過引誘和強制手段變節美利堅戰俘，以彌補人力上的不足，這種行為直接挑戰了美利堅戰俘個人的忠誠信念。很多美利堅戰俘拒絕變節，以表達對革命事業和美國的忠誠和熱愛，並向公眾宣傳這種忠誠之舉。當一名英軍軍官試圖勸說伊森·艾倫加入英軍，許諾為他提供住所、官銜、額外的物質獎勵和土地時，艾倫回應道：「對於加入威廉·豪將軍軍隊一事，我深感厭惡，我的信念不允許我這麼做。」獨立戰爭後期，在南方戰場上，英國查理·蒙塔古勛爵（Lord Charles Greville Montagu）大規模地在查爾斯頓戰俘營、醫院和監獄船中招募美利堅戰俘加入英軍。儘管這次招募讓較多的美利堅戰俘變節革命，但依然有一些戰俘在物質誘惑與武力威脅面前堅守了自己的立場。在查爾斯頓關押的美利堅戰俘本傑明·伯奇中士（Benjamin Burch）就拒絕加入英軍，雖然黃熱病等傳染病曾讓他一度生不如死，但是他寧可死去也要堅守對國家的忠誠。變節有時並不全然意味著背叛，很多戰俘將加入英軍作為逃跑的手段。大陸軍弗吉尼亞兵團的列兵戰俘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曾說道：「許多美利堅戰俘變節加入英軍的原因就是希望擺脫他們。」還有一些戰俘在變節前要求英軍保證自己不與美國作戰，來自北卡羅來納兵團的列兵威廉·斯佩恩（William Spain）就通過這種方式間接表達了自己的忠誠。

此外，美利堅戰俘在日記和敘事中還記錄了他們對勝利戰事和重大節日的紀念慶祝活動，以表達對獨立事業的忠誠以及對美國的歸屬認同感。1777年的獨立日當天，關押在英國密爾監獄的海員戰俘塞繆爾·卡特勒（Samuel Cutler）在日記中寫道：「1776年7月4日，美利堅人宣布了獨立，如今一年過去了，希望他們能繼續保持下去。1778年，當法國參戰並與美國結盟後，伊森·艾倫就稱讚法國：「我為路易十六感到光榮，他是美國各州最慷慨和實力出眾的盟友。」1781年，當聽聞約克鎮戰役勝利的消息後，英國密爾監獄的美利堅戰俘在雨天「聚集在院子中，站在自製的美國國旗下，為法國盟友歡呼了13聲」。美利堅海員戰俘喬納森·卡彭特（Jonathan Carpenter）記錄的一段歌詞，集中表達了戰俘群體對這種歸屬感的理解。在歌詞中，美利堅戰俘的悲與喜、痛與樂都化為他們對十三個州組成的偉大「邦聯」國家的認同和對自由意識形態價值的讚頌。

對美利堅戰俘而言，他們忠於革命事業的前提是其對自身的身份認同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界定。儘管在戰俘敘事和日記之中，不免有對個人經歷的虛構、誇張、曲解甚至篡改，包括後知之明的冒險經歷、錯誤記憶的歪曲、自我形象的強調等，但作為宣傳手段，它們成功地將美利堅戰俘從英國口中的「反叛者」轉變為忠誠的「愛國者」，並將其個人塑造成在戰爭中忠誠於革命事業的英雄和捍衛共和美德與自由精神的楷模。通過戰俘宣傳，戰俘不僅宣揚了忠誠這一共和主義價值，其對自由的理解也逐漸脫離人身自由的狹隘層面，更加契合於美國的「自由」意識形態。美國民眾也在戰俘構建的宣傳之中感受想像，將現實角色帶入戰俘的個人經歷之中，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分享了戰俘對獨立事業和美國的忠誠與認同，促進了自身國族認同感的發展。

作為宣傳者，美利堅戰俘與北美革命領袖、普通民眾一同宣揚了以仁慈和忠誠為核心的美國共和主義價值與國家特質，構建了美國正面的國家形象。仁慈和忠誠在宣傳之中不僅內化為共和美德，同時也成為傳達美國自由意識形態的重要修辭與宣傳話語。對這些共和主義價值的頌揚，在已有英國反面形象的基礎上，加劇了美國「自由」意識形態與英國「專制」意識形態的對立，讓美利堅人在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中對自我有了更為明晰的界定，對革命事業和國家觀念的認同也更趨成熟。

結語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國族認同構建是不同群體和角色參與其中，摻雜了多種行為動機的一個動態的、複雜的歷史過程，與美國早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問題有著不同程度的勾連。圍繞美利堅戰俘所進行的宣傳本身雖不是國族認同的構建之舉，卻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在獨立戰爭的語境下有其獨到的歷史意義。戰俘宣傳有其內在的政治意圖，北美革命者希望通過美利堅戰俘經歷呈現出的苦難圖景，論證自身反抗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鼓勵更多的美利堅人支持並投身獨立事業。出於這種動機，包括革命精英、普通民眾和美利堅戰俘在內的宣傳者們深入挖掘戰俘經歷之於革命的重要意義，利用人性、宗教和權利話語，從反面構建了英國作為「野蠻的他者」形象，亦從正面強化了美國仁慈與忠誠的共和主義價值，凸顯了野蠻與仁慈、專制與美德、奴役與自由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對於美利堅人而言，獨立戰爭的爆發不僅使其陷入「忠誠」立場的艱難抉擇，也帶來了自我認同上的諸多不確定性，他們對這場衝突的複雜反應促使其在與他人和社會的互動中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過渡與轉變，對「我們是誰」這一身份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對由十三個州組成的邦聯國家也有了愈發清晰的認知。在此基礎上，與英國對立的、割裂原有依附關係的美利堅國族認同感在公共領域中得以進一步發展。這種認同感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圍繞美利堅戰俘的宣傳在獨立戰爭期間始終與之並行發展，不斷重塑著美利堅人自我認知的邊界。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塑造美利堅國族認同的「催化劑」和「黏合劑」，它成功構建了革命事業和新興美國對於美利堅人的獨特意義。

本文作者張慕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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