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寵將李成梁：培植明帝國掘墓人的台前幕後
李成梁，其先祖本為漢人，唐末曾避亂逃至朝鮮，明初又從朝鮮返回中國，定居於遼東鐵嶺衛，其曾祖父曾以軍功遷為將領。按照明朝軍制，軍職可以由子弟世襲；然而，由於家道中落，到李成梁時，竟然因貧困而無法前往北京辦理襲職手續。四十歲的李成梁，尚在窘迫中荒度人生。
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李成梁偶遇前來巡視的朝廷御史李輔。這位御史見李成梁器宇不凡，便慷慨資助他前往帝都北京，從而成為遼東軍事要塞險山堡參將，為其提供了一個施展軍事才華的重要平台，從此，被明史稱為「英毅驍健，有大將才」的李成梁開始一飛衝天，成為有明一朝極為耀眼的將星。
而這一年，那個日後將要成為李成梁帳下家奴的大清太祖努爾哈赤尚是一個剛滿8歲的女真族苦難少年。
成為參將的第二年，李成梁便在抗擊蒙古騎兵入侵作戰中嶄露頭角，一戰成名，官升副總兵。而正是這一年，未來對李成梁有知遇之恩的一代名相張居正，成為明王朝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開啟了明朝歷史上著名的萬曆新政，給李成梁建立更大的功業鋪平了道路。據史載，萬曆新政中最為重要的「考成法」，激發了李成梁的軍事才華。他逐漸建立起一支驍勇能戰的「李家軍」，使素來為蒙古軍所輕視的明朝邊兵「軍聲始振」史載「李家軍」「師出必捷，威振絕域」，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輝煌戰績。「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所立軍功為大明帝國「二百年來未有也」。在巨大的軍功照耀之下，李成梁成為萬曆皇帝的不二「寵將」。他和他的兒子、手下眾多將領不斷被加官晉爵。他本人先是加封為太保，世蔭本衛指揮使，繼而晉封為寧遠伯爵，歲祿八百石，成為有明一代堪與戚繼光齊名的邊疆名將，一時「南戚北李」之說傳遍華夏；他的九個兒子有五人當上總兵、四人官居參將，四個兄弟和兩個侄子也都官居副總兵或參將；萬曆八年，萬曆皇帝敕命在遼東總兵府所在的廣寧敕建「鎮守遼東總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寧遠伯」褒功牌坊，給予李成梁至高無上的榮譽。
然而，就在這時，貴極而驕的人性弱點在李成梁身上開始顯現。《明史》記載，就在他功高名重之時，他的軍隊開始屢打敗仗，手下將領開始謊報軍情，而且竟致殺良冒功；而他本人，也開始貪贓枉法，行賄受賄，乃至於發展到最後整個遼東的商民利稅都被他一個人所侵吞。然後，再用這些錢財賄賂對他有用的朝廷要員。宮中朝上的權貴機要人物被他餵飽後，無不為他奔走賣力。史載「全遼商民之利盡攏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而李成梁父子居住的鐵嶺衛，本來只是一個小縣城，卻因為李成梁的長期經營而繁盛一時。城內弦管夾道、燈紅酒綠、鶯歌燕舞，光是娼妓就有兩千多人。原本強大的李成梁軍隊和他本人一起，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消磨了心性，「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蛻變。
關於李成梁受萬曆皇帝的「寵愛」程度，由以下事端可見一斑：每當李成梁從邊關傳來捷報時，內到中央政府的內閣、五府、六部，外到當地各級官員都可以一起領受皇帝的封賞；而後來李成梁軍隊戰鬥力下降，經常吃敗仗時，通常不用李成梁做什麼，下到地方長官，上至五府、六部乃至內閣，大家會不約而同地幫助李成梁遮掩。若有哪個不識趣的「御史」想要彈劾李成梁，一些要員就會齊心協力、高度默契地將其擠兌出局。萬曆三十六年，幾位監察官員包括後來大名鼎鼎的名將熊廷弼，查知李成梁軍隊再次打了敗仗，又屠殺平民，以向朝廷冒功領賞。在掌握了大量人證物證的情況下，「交章」彈劾李成梁。奏章交到皇帝手上，許多人都以為李成梁罪責難逃。殊料萬曆皇帝不責反贊，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報告根本不予理睬，而幾位監察官員卻受到內廷的斥責和處分，可見萬曆皇帝對李成梁的寵遇之深。
本文的另一主角努爾哈赤，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在大明王朝的歷史視野。
史載努爾哈赤原是大明遼東建州左衛指揮世家的子孫。，永樂初年，其六世祖帶領斡木河的女真部落歸服朝廷，被永樂帝朱棣封為建州衛指揮使，曾經跟隨朱棣遠征漠北。到了努爾哈赤祖父時代，整個家族遷居赫圖阿拉。其祖父兄弟六人，號稱「寧古塔貝勒」。
使努爾哈赤一族真正「發達」的事件，是其父塔失、祖叫場在遷居到赫圖阿拉後，與大明遼東總兵李成梁，結下十分親密的關係。明清史權威人士孟森先生在其所著的《明清史講義》中斷言：「努爾哈赤與李成梁結托極深」。孟森曾根據明朝留下的史料考證得出：嘉靖年間，努爾哈赤的祖父叫場和父親塔失曾是王杲（另一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外祖父）部屬，參與了王杲犯遼東之亂，後來李成梁鎮守遼東，兩人審時度勢而「悔過入貢」成為李成梁旗下的間諜，效忠朝廷。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記載說：在萬曆二年（1574年）征服王杲的戰爭中，「當王杲之敗走也，成梁等以市夷頭目叫場等為質，遣其屬物色杲，乃從王台寨中得之（杲的下落）」。黃道周《博物典匯·建夷考》則記載說：「先是，奴酋父塔失有膽略，為建州都督王杲部將，杲屢為邊患，是時李寧遠為總鎮，誘降酋父，為寧遠嚮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苕上愚公著《東夷考略》載：「初，奴爾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為嚮導，死兵火。」海濱野史著《建州私志》載：努爾哈赤的「祖叫場、父塔失，並從李成梁征阿台，死於陣」。這些史料引證了三個歷史事實：一是努爾哈赤父、祖曾幫助李成梁消滅了女真實力最強的軍閥王杲；二是他們幫助李成梁消滅了另一個軍閥阿台；三是努爾哈赤的祖父叫場和父塔失被明軍誤殺於徵王杲和阿台的戰役中。而恰恰是因為其父、祖在征王杲時曾為李成梁立功而誤死，努爾哈赤成為明朝和李成梁本人優待的對象。這一點在明末史家程開祜所著《籌遼碩畫》一書中首篇《東夷奴兒哈赤考》有較詳敘述：
「先年叫場、塔失皆忠順，為中國出力，先引王台拿送王杲。後杲男阿台將叫場拘至伊寨，令其歸順，合黨謀犯，以報父仇，叫場不從，阿台拘留不放。大兵征剿阿台，圍寨攻急，塔失因父在內，慌忙救護，混入軍中，叫場寨內燒死，塔失被兵誤殺，因父子俱死。時鎮守李總兵將塔失屍首尋獲，查給部夷伯插領回。又將寨內所得敕書二十道、馬二十匹，給領。」
而努爾哈赤正是在此時登上了歷史舞台。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載：1574年李成梁軍攻破王杲寨，之後又殺了叫場和塔失，「時努爾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死，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卵翼如養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
關於努爾哈赤曾在李成梁帳下「工作」一事，清人所治《明史》刻意迴避。但在康熙朝徐乾學所修《葉赫國貝勒家乘》無意中留下這樣的記載：「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葉赫國，時上（指努爾哈赤）脫李成梁難而奔我。」此段簡短的文字說明1582年以前，努爾哈赤曾為李成梁所「羈留」。
然而，努爾哈赤最後如何離李成梁而去？這裡不得不拋開「正史」，敘述一段東北地區流傳甚廣的關於「紫薇夫人」的故事。據這個故事說，由於上天的啟示，李成梁曾經一度對努爾哈赤動了殺機，而其身邊的一位「紫薇夫人」卻用自己的生命，幫助努爾哈赤脫險。另一種傳說是，努爾哈赤成了大金國的天命汗之後，曾經莫名其妙地冊封一位不知姓名的漢族女子為「歪梨娘娘」，原因是這位女子為了保護並拯救努爾哈赤，把自己弔死在一棵歪脖子梨樹上。今天，在遼寧省北鎮市，有一位廣受崇拜的神靈「歪脖老母」，香火極盛，前去朝拜者絡繹不絕。而我們知道，李成梁時代與努爾哈赤早期的大明遼東總兵府恰恰是坐落在廣寧——就是今天的遼寧省北鎮市。
而這一民間傳說，在《清史稿》中居然有所印證。《清史稿》的第一篇先指出：「努爾哈赤儀錶雄偉，志意闊大，沈幾內蘊，發聲若鍾，睹記不忘，延攬大度」。接下來，說到努爾哈赤在他的父、祖被誤殺時，和他的弟弟舒爾哈齊於亂兵中被抓進總兵府，然後，「成梁妻奇其貌，陰縱之歸」。就是說，大明遼東總兵李成梁的妻子驚異於努爾哈赤的儀錶，於是背著人悄悄把他放跑了。
而更令人驚奇的是，從李成梁家出走後，努爾哈赤不但不記恨於李成梁誤殺其父祖這樣的「大恨」，還將自己弟弟舒爾哈齊的女兒嫁給李成梁二兒子李如柏為妾，而後者，則成為後來的大明遼東總兵。種種跡象顯示，自小困苦、很會「來事」的努爾哈赤此後長期給李成梁「上貢」美女、牛羊、馬匹、人蔘、貂皮、東珠、銀兩和奴隸等。《明清史講義》中記載：「太祖（努爾哈赤）求媚於成梁，自亦無所不至。」從而有效地令李成梁至少在對待努爾哈赤的問題上，放棄了本該忠於的邊將職守。
就這樣，在李成梁的縱容、默許甚至是呵護下，努爾哈赤憑藉十三副盔甲起家，逐漸發展成為遼東最大的反叛力量。有確鑿史料證明，在努爾哈赤起兵前後，李成梁曾經多次出兵征剿當地蒙古部落和其他女真部族，那些勢力強大、有能力和努爾哈赤相抗衡的女真部落，都無一倖免地遭受過李成梁的「犁庭掃穴」式的摧毀性打擊。就結果而言，無論李成梁主觀上是否有意幫助努爾哈赤，事實上他運用大明帝國國家機器的力量，幫助努爾哈赤發展起來了個人勢力，或者至少是為他的發展掃平了道路。
而李成梁給予努爾哈赤更大的幫助，是其在努爾哈赤坐大之後，主動放棄了著名的「遼東六堡」及其周邊八百里國土。史載，公元1606年，年逾八十即將退休的李成梁，突然上書皇帝，準備主動放棄遼東孤山、寬甸、長奠、雙堆兒、長嶺、於散六堡及其周邊的八百里國土，理由是「這些要塞孤懸難守，得不償失」。而從軍事角度講，這六座堡壘向南為遼東衛所的前沿要塞，向西則可屏蔽遼瀋腹心地帶，向東與朝鮮遙遙相望，向北成為抗禦蒙古騎兵的第一線。這六座城堡，地勢險要，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三十多年前，剛剛在遼東嶄露頭角的李成梁極力主張修復整治這些堡壘，在具有戰略眼光的名相張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李成梁和他的將士們付出了重大代價，重新整治好了這些國防線上的要塞，環衛遼東土地八百多里。隨後，在李成梁主導下，設糧倉、建學校、開關市，致使各地無地農民紛紛前來定居，最後竟然繁衍生息多達六萬多戶，在捍衛明帝國邊疆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也是李成梁當年的諸多功績之一。而如今，正值努爾哈赤漸成氣候，對大明帝國構成巨大威脅之際，李成梁卻以和當年主張修復時同樣堅決的態度，主張放棄這些軍事要塞。此議一出，立即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反對。然而偏偏萬曆皇帝幾乎是無條件地「寵信」李成梁，竟然批准了這個計劃。此舉使努爾哈赤不費一兵一卒得到了八百里土地，並消除了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與威脅，對大明帝國和努爾哈赤雙方都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不論當時還是後世，都將此舉看成是李成梁和萬曆皇帝二人的「亡明之舉」。
更重要的是，當時六堡之內的六萬多戶人家——差不多有二十多萬人口被強制遷徙於關內。時值冬季，被搗毀了房屋的許多青壯年不堪忍受，憤而投奔努爾哈赤，為他增加了最為寶貴的人力資源。
遙想當年，努爾哈赤得到李成梁這些動用軍隊都不一定能夠得到的、無比珍貴的禮物時，必是欣喜若狂，必定在內心深處對李成梁充滿了感激之情。
就這樣，在他前後兩次鎮守遼東的三十年歲月里，努爾哈赤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成長為一代梟雄和大明帝國最有「潛力」的掘墓人。巨禍已經釀成，大明帝國一步步走到了風雨飄搖的危亡前夜。
李成梁八十三歲時離開他的遼東職任。此後，他在北京城中安逸地活到九十歲，成為華夏有史以來最長壽的將軍。而在其死後不到一年，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正式建立後金國，自稱天命汗。三年後，他從容攻下撫順，正式拉開挑戰大明帝國的歷史序幕。
當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政權腐爛程度過深時，一定是因為其最高決策者出了問題。在李成梁一步步從名將蛻變為巨貪，從國家邊疆保衛者蛻變為國家利益出賣者時，我們首先要糾責於那個曾經三十餘年不上朝的萬曆皇帝和他背後那個使他無所不能的中央集權體制。在其無原則縱容下，那些和李成梁沆瀣一氣的帝國高級官員們，在缺少有效監督和制度性約束的情況下，為了一己私利，喪心病狂地把國家利益轉化為私人交易。以今天的眼光回望那段貌似平靜、實際正在醞釀巨濤的歷史海平面時，我們不難發現，假如一個王朝的制度體制使得其有能力、有辦法制止其官員們集體喪失責任感，並使他們不敢突破道德底線的話，那些如李成梁一樣胡作非為的地方豪強們是沒有可能發展起來的。而令人扼腕嘆息的是，數千年中央集權體制下所缺少的恰恰正是這種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而這種缺失的背後，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央集權體制下那些既得利益者無法放棄對其背後巨量利益的掌控。在這樣的體制下，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員，一旦個人的道德自控能力無法抵禦巨量利益的誘惑，那麼，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都將變得無足輕重——而更可悲的是，除了歷史上少數幾位「聖人」之外，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抵制以權力、金錢和美色等面目出現的巨量利益的誘惑——中國古人「慾壑難填」的成語描述，正是對人性的最好總結。而歷史上所有追求培養「聖人」式官員的道德教化的一切努力，最終都被證明是無效和虛偽的。正如本文的主角李成梁一樣，無論國家給予其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榮譽、多麼豐厚高額的獎賞，他還是無法扼制自己內心深處更大的貪慾和妄想——最終，他還是在難以滿足的貪慾中高效而堅定地為大明王朝培養了一個強大的掘墓人，對此，相信即使泉下有知，李成梁也不會為此感到懊悔——畢竟，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至於家國天下，在他眼裡是一件何等虛無縹緲、無關緊要的事。當然，他更不會想到，在數百年後的今天，他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在後人嚴厲的批判中接受歷史的拷問和追責——也許，這正是歷史的本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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