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事實改變之後
撰文：托尼·朱特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事實改變之後》（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月出版）是由托尼·朱特的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並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後一本文集，收錄了朱特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所寫作的諸多重要文章。這些文章記錄了他思想的改變軌跡，也代表了他對公共生活持續的、充滿熱情的介入。無論是談論巴以衝突中人類所面臨的道德困境，還是「二戰」中對自己國家猶太人的遭遇選擇性失明的法國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繆和奧威爾，朱特都帶著一種公正的視角、清晰的道德判斷和絕佳的智識標準。他提醒我們這個時代潛藏的危機，讓我們在走進21世紀時不忘回顧20世紀的歷史，亦使我們更加接近當下世界的真相。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14章：論《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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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鵝出版社剛剛出版了由羅賓·巴斯（Robin Buss）翻譯的加繆的《鼠疫》（La Peste），本文是我幾個月前為該譯本寫的序言。許多讀者都熟悉加繆在這本書里寫的寓言：在20世紀40年代中的某一年，北非的奧蘭市遭遇了一場鼠疫，在這場給奧蘭市民們的生活帶來毀滅性破壞的災難面前，人們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予以應對。如今，《鼠疫》又獲得了新的意義和一種動人的迫切性。
加繆強調，在所有公共選擇中個體的道德責任都居於最首要位置，這一點與我們這個時代舒適的生活習慣大異其趣。他所定義的英雄主義是：平凡人因為樸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這種定義現在看來要真實許多，儘管我們以前可能不那麼認為。加繆借書中人物之口這樣宣告：「我的弟兄們，你們罪有應得。」這句冷酷的話我們聽來會很熟悉。
加繆清楚地知道善與惡之間的區別，而且他的立場很堅定（儘管他同情懷疑者和放棄原則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動機和錯誤），在他面前，如今我們這個時代的相對主義者和沒有原則之人無不相形見絀。他用鼠疫來闡明道德危機的蔓延給人帶來的困境雖然很受爭議，但這部小說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加繆沒有想像到的。對於這部小說的很有先見之明的最後一句話，身處2001年11月紐約的我們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以前無法想像的）。
《鼠疫》是加繆最成功的小說。《鼠疫》發表於1947年，發表之後迅速取得成功，那年加繆33歲。一年之內，《鼠疫》被翻譯成九種語言，之後它被翻譯成更多的語言。《鼠疫》從來沒有絕版過，甚至在加繆於1960年1月在一次車禍中早逝之前它就已經被確立為世界文學的經典。《鼠疫》比加繆的第一部小說，也是他的成名作《局外人》更雄心勃勃，比起他後來的著作更容易理解；《鼠疫》讓加繆為數以百萬計的讀者所熟知。他可能會覺得這件事很怪異，在他的作品中，他個人最喜歡的是在《鼠疫》發表4年後出版的《反抗者》。
和加繆很多最好的作品一樣，《鼠疫》的寫作時間很漫長。他於1941年1月到達阿爾及利亞的海濱城市奧蘭——也就是小說中故事的發生地點——開始收集材料。1942年夏天，加繆因為肺結核周期性發作去了法國中部的一個叫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鎮的山村休養，他在那裡繼續寫作。但加繆很快就被卷進抵抗運動之中，直到法國解放後他才能把注意力再放到《鼠疫》的寫作上。然而，到法國解放時，這位之前無人知曉的阿爾及利亞小說家已經成為全法國的知名人物：他是知識分子抵抗運動中的英雄，他是《戰鬥》日報（它最初是法國抵抗運動的秘密報紙，戰後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編輯，渴望理念和偶像的新一代法國男男女女都很崇拜他。
加繆似乎可以完美擔任這個角色。他英俊迷人，他倡導社會和政治上激進的變革，他對數百萬法國人的影響力是別人無法比擬的。用雷蒙·阿隆的話來說，對讀加繆論述的人來說，「他們已經習慣從他那裡獲取每一天的想法」。戰後巴黎的其他知識分子也註定要發揮重要作用，這裡面就有阿隆本人以及波伏瓦和薩特。但加繆與他們都不同。他出生於1913年的阿爾及利亞，因而他比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要年輕，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在戰爭結束時都已經40歲以上了；他來自遙遠的阿爾及爾，因此也更有「異國情調」，而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成長在由巴黎的眾多學校和學院所營造的溫室環境之中。加繆身上有一些特別的東西。一位當代的觀察者說得很準確：「他的臉是那麼有人情味，那麼敏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上的那種正直非常突出，讓人立即尊敬起他來；很簡單地說，他和別人不同。」
加繆
加繆在公眾中間的地位確保了他的書能夠獲得成功，但是，這本書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和它的出版時間也有一定關係。《鼠疫》出版的時候，法國人已經開始忘記在法國被德國佔領的4年中他們所遭受的不適以及做出的妥協。謀求與納粹合作的前法國元首菲利普·貝當元帥彼時已被審判和監禁（他提出執行與納粹合作的政策，並且被人視為該政策的象徵）。其他通敵的政客當時也已或被處決或不得參與公共事務。從戴高樂到共產黨人，各個派別的政治人物無不小心翼翼地編織著法蘭西民族抵抗納粹的光榮神話；經過粉飾之後的官方歷史是這樣的：在法國國內抵抗者和戴高樂在倫敦領導的自由法國軍隊的共同努力下，法國從壓迫者的鐵蹄下獲得解放，而令人不快的個人記憶則被哄著壓抑了下去。
在這樣的背景下，加繆這本關於法國被佔領時期的寓言重新觸碰了法國不久之前所經歷的痛苦，但他用的是一種間接的、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語調。因此，除了極左、極右勢力，這本書沒有引起不同黨派的不滿；書中討論的話題雖然敏感，但是也沒有把人們激怒到拒絕傾聽的地步。如果它在1945年出版的話，書中對正義和責任溫和的思考則會被彼時充滿黨派之爭的復仇情緒所淹沒。如果它要是推遲到20世紀50年代出版，那麼隨著「冷戰」的到來而產生的新的聯盟就會讓這本書中的主題顯得不再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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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面會討論是否應該把《鼠疫》當成一個有關法國的戰時創傷的寓言來讀（人們也確實這樣來讀這本書）。毋庸置疑的是，這本書帶有強烈的個人印記。加繆在他所有發表的作品裡都加入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情緒，他的記憶，他對一個地方的感受；這點是讓他與他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區別開來的地方之一，也是讓他能夠長久地吸引全世界讀者的原因。但是，即使按照加繆的標準，《鼠疫》這本書也是尤其內省的，加繆的很多思考都在這本書里透露了出來。加繆很熟悉故事的發生地奧蘭，這是一座他非常不喜歡的城市，他所深愛的地方是他的家鄉阿爾及爾。他覺得奧蘭不但無聊而且物質主義，在奧蘭停留期間他的肺結核惡化，這更是讓這座城市在他的記憶里的形象固化下來。他因為肺結核的原因被禁止游泳，而游泳是他最大的樂趣之一。連續幾個星期，他只得在這個令人窒息的、悶熱的地方枯坐。這樣的環境便是《鼠疫》的背景。
沙灘、大海、體育鍛煉以及那種地中海的輕鬆和自由（加繆經常將這種輕鬆和自由與北方的陰翳和灰暗做對比）是加繆熱愛他的出生地阿爾及利亞的原因之一，然而加繆卻很不情願地失掉了這一切。之後情況變得更糟：他不得不去法國鄉村靜養。法國中央高原寧靜且涼爽宜人。人們可能會認為加繆1942年8月所到的這個偏遠村莊是一個作家的理想場所。但是12周後，也就是1942年11月，盟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隨後以佔領法國南部作為回應（此前這塊區域由貝當設在維希這個溫泉小鎮的傀儡政府統治），阿爾及利亞隨之與歐洲大陸切斷了聯繫。此後，加繆不僅遠離家鄉，也與他的母親和妻子分離，直到德國人被打敗他們都沒有再見過面。
因而，疾病、流亡和分離真實地存在於加繆的生活中，也被他寫進了小說里，他對疾病、流亡和分離的反思構成了書中的重要部分，與寓言本身形成了一種比對。因為他有過這種切膚的親身經歷，加繆對鼠疫和孤獨的痛苦的描寫才格外生動和誠摯。書中的講述者很早便這樣說道：「這場鼠疫給人們帶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長期流亡的最大痛苦便是與自己心愛的人分開」，從這樣的語句里我們能夠看到加繆自己的感受之深。
這讓加繆和讀者與他早期的小說聯繫了起來：疾病、分離、流亡總在我們完全沒有預料時不期而至。它們對加繆所說的人類境況的「荒謬」和人類所做事情看似偶然的本質做出了重要說明。他的主要角色格朗在沒有明顯原因的情況下談及自己在煙草店聽到別人在談論「一個年輕的公司員工在某個海灘上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加繆這樣寫不是偶然的，格朗所聽到的話當然是在暗指《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爾索偶然做出的、後來帶來重大影響的暴力行為。在加繆看來，把默爾索的行為與《鼠疫》中的肆虐的鼠疫聯繫起來的不僅僅是它們共同的發生地阿爾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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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繆並不只是在書中插入他其他作品中的片段以及他在自己的個人境況里所感受到的情感，他還直接把自己帶進小說中的人物身上，他特別用了三個人物來代表和闡明他獨特的道德視角。蘭伯特是一名年輕的記者，他與身處巴黎的妻子兩地分離。他最初拚命想逃離這個被隔離的城市。他只關注自己個人的痛苦，漠視眼前更大的悲劇，他感覺自己跟這個悲劇關係非常遠——他畢竟不是奧蘭的居民，但卻因為偶然的際遇被困在這裡。就在他逃走的前夕，他意識到，雖然他並非情願，然而他已然是這裡的一部分了，他與這裡的人們面臨著相同的命運；於是他不顧風險和早先自私的需求，他留了下來並加入了「衛生隊」。面對不幸，起初他的抗爭純粹只是個人性的，現在他加入到了其他人中間一齊抵抗所有人共同面臨的災禍。
加繆所認同的是里厄醫生，從這一點上我們能夠看到他在那些年中不斷變化的情緒。在苦難和公共危機面前，里厄會去做自己必須要做的事情，他成為領導者和榜樣，不是因為他很英勇或者他做了細緻的推理，而是因為他的一種必要的樂觀情緒。20世紀40年代末，面對人們對他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期望，加繆感到疲憊和抑鬱，他在筆記本里寫道：「每個人都要那個仍在尋找答案的人立刻達成結論。」人們在等待加繆這個「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一直不喜歡這個標籤）給他們一個精美的世界觀，但加繆給不了他們。他借里厄的口表達自己「厭倦了所生活的世界」，他唯一所能夠確定的是「他對同類的感情，他所能做的就是決心拒絕接受任何不公正，拒絕做任何妥協」。
里厄醫生做了正確的事情僅僅是因為他清楚地看到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加繆在第三個人物塔魯身上加入了他對道德思考更成熟的論述。塔魯和當時的加繆差不多大，30多歲；據他自己說，他因為厭惡他父親對死刑的支持而離家出走——加繆非常關注死刑問題，戰後他在許多地方都發表過對死刑問題的看法。塔魯對自己過去的生活和承諾要做的事情做了痛苦的反思，他對里厄坦露心扉的這段話是《鼠疫》要表達的寓意的核心：「我之前以為自己在和鼠疫鬥爭，後來我才知道我已經間接地支持了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事情，因為我贊成的那些行動和原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他們的死亡。」
這一段話可以理解為加繆對自己之前經歷的反思：20世紀30年代，加繆在阿爾及利亞曾經加入過共產黨，但塔魯的結論不僅僅是承認了自己的政治錯誤：「我們都被困在鼠疫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一個人必須儘力不要成為鼠疫的受害者……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拒絕去做一切直接或間接導致人們死亡的事情，拒絕為那些殺人者正名。」這是加繆真實的聲音，這段話也勾勒出加繆在自己之後的人生中對意識形態教條、對通過政治或司法的手段進行謀殺和各種形式的倫理上的不負責任所採取的立場——後來他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巴黎知識分子的兩極世界裡，他失去了許多朋友，乃至於他的影響力也因此而大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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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魯對自己拒絕做的和承諾要做的事情做了解釋（這也是加繆的解釋），我們因此又回到了《鼠疫》佔據何種地位的話題。《鼠疫》在各個層面都取得了任何偉大的小說必須取得的成功，但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即它首先是一個道德故事。加繆很喜歡《白鯨》，他和梅爾維爾一樣，不會因為給自己的故事賦予了象徵和比喻而感到尷尬。但梅爾維爾可以在捕鯨人講述的故事和有關人類執迷的寓言之間自由地來回往複；在加繆筆下的奧蘭和人類面臨的兩難選擇之間存在著1940年至1944年維希法國的生活現實。因此，無論是1947年還是今天的讀者，把《鼠疫》當作一個法國被佔領時期的寓言來閱讀都沒有錯。
部分原因是加繆清楚地表明這是一個關於「我們」的故事。故事的絕大部分使用的是第三人稱，但加繆在其中偶爾也用到「我們」（出於策略的考慮分散在書中），這裡的「我們」是1947年的法國人——至少對加繆的主要受眾而言。小說中的奧蘭居民所遭受的「災難」即是1940年降臨到法國頭上的災難：軍事上的失敗，對共和國的放棄，在德國的控制下建立維希政權。加繆在書中對老鼠出現的描述與人們對1940年處於分裂的法國的一種普遍看法相呼應：「就彷彿負載我們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她的體液，讓直到現在為止在她內部作祟的瘡癤和膿血，升到表面來發作。」許多法國人一開始和帕納盧神父在書中最早時候的反應一樣：「我的弟兄們，你們罪有應得。」
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生活似乎在繼續：「從外表來看，什麼也沒有改變。」「這座城市裡都是站著熟睡的人。」後來，等鼠疫過去了，許多人失憶了：「他們否認自己一直處於麻木狀態。」加繆在《鼠疫》中很好地描述了法國不遠的過去：黑市，政府沒有能夠正視現實以及承擔全民族在道義上的領導責任——這一切讓人很難誤讀加繆的意圖。
然而，我們不能給加繆想要達到的目標簡單地貼上標籤，另外他的寓言也與戰後的人們使用的兩極化的道德辭藻相衝突。科塔爾認為鼠疫過於兇猛，抗爭沒有意義，認為「衛生隊」是在浪費時間，在奧蘭的命運面前，他顯然是「通敵者」。他在新的局面下活得很是滋潤，如果回到「以前的樣子」，他會失去已經獲得的一切。但他也有同情心，塔魯和其他人也會繼續和他見面，甚至和他討論自己的行動。用塔魯的話來說，他們對他所要求的是「盡量不要有意傳播鼠疫」。
托尼·朱特
最後，科塔爾被剛從鼠疫中逃過一劫的民眾殘忍地毆打——這讓我們想起法國解放後通敵者所遭到的暴力懲罰，那些實施暴力的人們之所以對用暴力復仇很熱衷是因為這可以幫助他們和其他人忘記自己在戰時做出的妥協。加繆對這種從痛苦和內疚之中產生的憤怒和怨恨給出了自己的認識，他對這種憤怒和怨恨表示同情，而這種同情在他的同時代人中間是非常罕見的，他的故事也因此沒有陷入那個時代的俗套之中。
加繆的這種認識（以及他的正直——因為加繆運用的是個人經驗）也決定了他會怎樣去描述抵抗者。加繆把格朗這個膽小的、受壓迫的、沒有上進心的小職員當作這場真正的、並不英勇的抵抗的象徵來寫並非偶然。對於加繆而言，抵抗並非關乎英雄主義——或者如果說它是英雄主義的話，那也是善良的英雄主義。「這種想法似乎荒謬，但抗擊鼠疫的唯一方式是善良。」加入「衛生隊」本身並不是多麼重大的行為，但是，「在那個時候不去這樣做才讓人難以置信」。加繆在小說里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一點，彷彿擔心讀者會注意不到。「如果你看到鼠疫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以後還不去反抗，那你要麼瘋了，要麼瞎了，要麼就是個懦夫。」
加繆和小說的講述者都拒絕去「讚美決心和英雄主義，它們並沒有那麼重要」，這句話需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在法國抵抗運動過程中人們當然展現出了巨大的勇氣，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許多男男女女為之付出生命。但在戰後的法國流行起來的自鳴得意的英雄主義神話讓加繆感到不舒服，那些自封的抵抗者（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對那些沒有採取行動的人表達輕蔑時所使用的充滿道德優越感的語氣，則讓他感到深惡痛絕。在加繆看來，沒有採取行動的人是因為慣性或無知。在這個世界上，像科塔爾那種人是例外；大多數人比你想像的要好—就如塔魯所說的那樣，「你只需要給他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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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便是與加繆同時代的一些知識分子並不是很欣賞《鼠疫》。他們希望加繆能寫得更「直接」，他們認為書里的曖昧不明和那種頭腦清醒的寬容與節制的調子在政治上不正確。波伏瓦尤其強烈不認可加繆用鼠疫這樣一種自然災難來作為法西斯主義的替代；她堅持認為，這減輕了一些人的政治責任，也迴避了歷史和現實政治問題。1955年，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也持同樣的否定結論，他指責加繆給讀者「反歷史的倫理」。即使在今天我們有時也會在研究加繆的人中間聽到這種批評，他們指責加繆使用「非意識形態和非人類的鼠疫」作為比喻讓法西斯主義和維希政府逃脫了責任。
加繆
這樣的一些評論能夠告訴我們兩方面的信息。首先，我們能看到加繆的這個平鋪直敘的故事多麼容易被誤讀。這個寓言可能是與維希法國有關，但是「鼠疫」這個比喻卻是超越政治標籤的。加繆矛頭所指的並不是「法西斯主義」（畢竟「法西斯主義」是個很容易的目標，在1947年更是如此），而是指向人們在公共領域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順從和懦弱（不同形式之間又會有相交之處）。 塔魯當然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但他堅持認為，他起初遵從那些教條的指導去為了更高目標而折磨其他人，當時的他也是鼠疫的攜帶者，雖然他也和鼠疫搏鬥。
其次，那些人指控加繆的判斷太曖昧，指控他的比喻不夠政治化，其實這不是他的弱點，而是他的長處。我們現在也許能夠比《鼠疫》最早的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從普里莫·萊維和哈維爾的寫作中，我們知道了什麼是「灰色地帶」（gray zone）。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在極端條件下，我們很難找到能夠讓我們感到安慰的簡單的有關善和惡、有罪和無辜的區分標準。我們知道，在艱難時世中的男男女女會面臨什麼樣的選擇，要做出怎樣的妥協，我們不會對那些在極為艱難的境況中適應下來的人們輕率地做出判斷。人們可能會出於許多混雜在一起的不同動機而去做正確的事，也同樣可能出於最好的意圖而輕易做出可怕的事情——或者沒有任何意圖便做出可怕的事情。
但是這並不是說人類招來鼠疫到自己頭上是「天然」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為防止未來再出現這樣的災難而去追究他們的責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漢娜·阿倫特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讓事情變得更複雜的概念：「平庸之惡」（加繆可能會避免使用這樣的表達），它指的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人可能在問心無愧的情況下犯下可怕的罪行。
這些在現在都已經成為道德和歷史辯論里的老生常談，但是加繆是最早討論這些問題的人，他文字中的那種新穎的視角和直覺幾乎在他所有的同時代人身上都看不到。加繆的寫作讓他們如此不安的原因也在於此。加繆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他在對善惡的區分上毫不猶豫，但他不去譴責人性的弱點。加繆是「荒謬」的研究者，他拒絕向「必要性」屈服。他是一個公共領域的行動者，他堅持認為所有真正重要的問題最終還是要歸結到每個個人仁慈和善良的行為上來。加繆和塔魯一樣，他們信奉絕對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其他人將創造歷史……我能說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個人所能做的是儘可能不要與鼠疫為伍。」
因此《鼠疫》並不是要給人什麼訓誡。加繆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但他不是說教者。他曾說自己非常謹慎地去避免把《鼠疫》寫成一本「宣傳冊」；《鼠疫》沒有給任何學派的政治辯論家帶來安慰，從這點來看，我們可以說他成功了。但是，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也不再僅僅是一個有關被佔領時期法國的寓言，而且也超越了它的時代。回首20世紀，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加繆確定了時代道德困境。和阿倫特一樣，他看到「邪惡的問題將會是戰後歐洲精神生活的根本問題，就如同『一戰』後死亡是根本問題一樣」。
在《鼠疫》問世50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後極權主義的時代，我們對自己的情況和未來感到滿意，知識分子宣稱「歷史已經終結」，政治家把全球化當作可以在全世界推行的權宜之計，加繆的這本偉大小說的最後一句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實，它是對我們自滿和遺忘的警示：
鼠疫桿菌永遠不滅不死，它能沉睡在傢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於2001年11月的《紐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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