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並不是人類獨有的行為，人類也不是那麼獨一無二的生物
佩吉·麥迪遜（Paige Madison）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和哲學專業的在讀博士。她專門研究古人類學、尼安德特人、南方古猿和弗洛勒斯人的歷史。
考古人員在南非洞穴內很深位置的斗室地下挖掘出一批神秘的骨骼，徹底挑戰了長久以來人們對一個雙足猿種群發展進化成為具有抽象思維能力物種（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類」）過程的了解與認知。這批骨骼化石出土於 2013 年，很快專家便發現它們屬於一個我們此前從未見過的新物種。這種此後被命名為納勒迪人（Homo naledi）的物種身上存在出人意料的現象：既有現代元素，又有原始特徵（比如腦容量相當小）。不過納勒迪人最讓人震驚的不是出土的骨骼，而是遺骸的長眠之處。
發現骨骼的斗室距離洞穴入口很遠，只有經過一條狹窄崎嶇且伸手不見五指的通路才能到達。科學家認為早在很久之前這個斗室便處於難以到達的位置。為了進入斗室，當時的人們需要先垂直爬上一段距離，然後再貼著地匍匐前行，最後再艱難擠過一段只有 20 厘米寬的地方。如此來看，這個斗室不太可能是納勒迪人的居住地，大量納勒迪人在此結束生命也絕非偶然現象。洞穴和斗室的細節讓研究團隊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假設：雖然腦容量很小，但納勒迪人還是學會了專門埋葬逝者。研究人員表示，洞穴深處的斗室其實是納勒迪人的墓地。
對人類學家來說，喪葬儀式在追溯人類獨特性（尤其是具備象徵性思維）形成的過程中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象徵性思維讓我們有能力超越現在，銘記過去和展望未來。有了象徵性思維，我們才能想像創造，才能以對地球產生重大影響的方式改變周圍的世界。語言的使用是這種抽象思維的典型表現，但研究語言發展歷史卻極為困難——畢竟語言不會變成化石深埋地下。葬禮則不同，逝者的骨骼給了我們追溯過往的鑰匙。
葬禮用確鑿的實物證據記錄了人類精神層面上一種頗有意義的行為。通過葬禮，科學家能夠追溯信仰、價值觀和其他複雜理念等獨屬於人類思維成果的出現過程。毫無疑問，智人（Homo sapiens）與任何目前仍存活於地球上的物種相比有著顯著的不同。可是，究竟是什麼導致我們與其他物種存在區別？這是一個十分難以回答的問題。
人類身上存在一個悖論：我們與其他物種不同，但卻又是自然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物種一同經過漫漫進化之路才走到了現在。為了證明我們的與眾不同，人類學家將目標縮小到一個人類獨有的特徵身上：抽象思維能力。面對不在眼前的東西，我們能對其展開想像並與他人進行交流。科學家表示，這種複雜的認知過程與單純針對周圍食物或者迫切危險展開的簡單原始交流之間有著顯著區別。
人類使用象徵符號來交流和傳達抽象的思維和理念。我們為不具有實用性的物品賦予意義，比如藝術品和珠寶就承載了關於信仰、價值觀和社會地位的概念。同樣，葬禮儀式也是體現象徵性思維的典型案例。它是人們深思熟慮之後對逝者的處理方案，集中表現了很多不同的理念。悼念逝者既包括銘記過去，也包括展望未來——畢竟每個人都將在未來的某一天離開人世。科學家認為，抽象思維極其複雜，只有我們人類才具備這種思考能力。
科學家推測稱，只有現代人類才會舉行葬禮儀式，或許與現代人類最接近的其他人屬物種也有存在舉行葬禮的行為。可是考古證據顯示，原始低等且腦容量很小的納勒迪人可能也會為逝者精心策劃葬禮。這不僅挑戰了我們對葬禮行為發展時間線的認知，還打亂了我們對現代人類與原始人之間差異的傳統認知。與此同時，我們對人類與自然界其他物種之間差異的看法也受到了影響。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對人類而言，死亡是一個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過程。世界各地的文化都用典禮和儀式向逝者表示尊敬，傳遞出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和抽象理念。人類學家從 19 世紀開始研究葬禮儀式，希望藉此了解其他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習俗理念。研究過程中，從未有人想到其他物種——甚至其他種族的古人類（包括人屬物種在內的靈長類動物、南方古猿和其他近親屬生物）——也存在類似的行為。我們一直以為，只有具備抽象思維的人類才能為死亡賦予深厚的含義。
在進化歷史的某個時間點上，人類開始為逝者舉辦葬禮。從考古發現的角度來看，葬禮上的各種頌歌和舞蹈沒有留下太多可供我們探索研究的痕迹。因此，科學家將注意力集中在分析能反映葬禮的出土文物，希望藉此追溯葬禮的發展歷程。納勒迪人的遺骸的出現很快就給傳統觀點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它表明，葬禮可能壓根就不是人類獨有的行為習俗。
1908 年，人們在法國聖沙拜爾（La Chapelle-aux-Saints）附近發現了一具相當完整的穴居人（Neanderthal）遺骸。此後，第一次關於非人類生物也會埋葬逝者的爭論爆發。仔細對穴居人骸骨進行分析之後，考古學家認為這具遺骸顯然是被有意埋葬於地下。考古學家認為，其他穴居人挖掘出一座墓穴，然後將死者以胎兒的姿勢放入其中，最後再將墓穴入口安全的掩蓋封存好。很多同時代的科學家對這種解釋半信半疑，有的人甚至壓根不認可考古證據的證明力。此後，仍持懷疑態度的人認為，二十世紀早期的發掘技術太過落後，因此出土的考古證據不足以支撐如此強力徹底的結論。直到今天，這場由法國聖沙拜爾穴居人葬禮引發的爭議還在繼續。
人們對古人類葬禮儀式的爭論由穴居人——也就是如今所謂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而起。1856 年，考古學者在德國的尼安德特河谷（Neandertal valley）發現了首個尼安德特人化石。從那之後，這個物種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便一直非常模糊。尼安德特人是最接近人類的物種。在生物譜系樹上，有人將尼安德特人置於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位置。不過，一直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和挑戰。
第一個尼安德特人化石出土之後的一個世紀之內，人們一直將其認定為高度進化的非人類生物。我們著重強調尼安德特人原始的一面，因此大眾印象中的尼安德特人就是不能完全站直的野獸。但是近些年來，人們對尼安德特人的看法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部分科學家稱，尼安德特人與人類非常接近，因為他們的服裝和帽子與今天並無太大區別，即使放到大庭廣眾之下也不會引起注意。同樣，人們對尼安德特人葬禮的爭論也一直出現反轉。有時，對尼安德特人擁有葬禮儀式持否定觀點科學家會指責持肯定觀點的科學家，認為他們給人類「表親」賦予了太多人性因素；有時候，對尼安德特人擁有葬禮儀式持肯定觀點的科學家又說持否定觀點的科學家太過輕視尼安德特人身上的人性。
圖片來自Wikimedia Commons
1960 年，考古學家在伊拉克的沙尼達爾洞穴（Shanidar cave）內發現的尼安德特人骸骨表明，試圖根據殘缺不全的骨骼中猜想尼安德特人具有葬禮以及理解尼安德特人的認知過程其實是很危險的。研究沙尼達爾洞穴出土的化石之後，科學家發現許多尼安德特人墓葬存在的證據。其中一個墓葬似乎尤其引人注目：取自沙尼達爾四號尼安德特人（Shanidar IV）周圍區域的土壤樣本存在花粉的痕迹。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專家、發掘團隊的帶頭人拉爾夫·索萊茨基（Ralph Solecki）認為，花粉的存在證明尼安德特人埋葬同類時會在墓穴內灑滿五顏六色的花朵。這個習慣與現代人類非常相似。
在索萊茨基看來，「花葬」表明尼安德特人已經具備欣賞美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首次發現除了人類之外的其他物種也具備審美能力。他認為，科學家再也不能否認尼安德特人「的確擁有和人類一樣的感知能力」。但索萊茨基的觀點很快失去說服力：研究發現，沙尼達爾四號尼安德特人周圍的花粉其實是由穴居嚙齒類動物帶進來的。這些動物以獨具特色的方式挖掘土壤，在此期間將花粉帶到了那裡。「花葬」假說的失敗讓科學家得到教訓，從此在以有限化石證據為基礎推測人類信念時更加小心謹慎——有時候我們得出的結論並未還原事實原貌，只是滿足了我們美好的願望而已。重新審視索萊茨基的錯誤時，後世的科學家得出一個結論：他犯下錯誤也許不是偶然，因為當時整個世界正籠罩在高昂的反戰情緒之下（上世紀六十年代，反戰遊行人群將鮮花放在士兵的槍管內。這一幕被攝影師拍下，成了反戰和反文化運動象徵與標誌——譯註）。
如今，大部分科學家都認同尼安德特人的確會埋葬逝者——至少，有一些證據表明部分尼安德特人存在葬禮行為。於是，更令人難以解答的問題出現了：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尼安德特人對死亡的認識是否與現代人類相似？他們是否也會思考來世這樣的抽象概念？或者說將會漸漸腐爛的屍體放在生活區域會影響日常生活，因此葬禮只是一種處理屍體的實用性解決方案？
人類學家一致認為，即便以最樂觀的方式看待問題，目前的證據也很難將尼安德特人的葬禮與象徵性思維聯繫起來。尼安德特人的墓穴中少有隨葬品和其他特徵明顯的葬禮標誌性物品。實際上，早期智人才開始慢慢形成使用隨葬品和葬禮標誌性物品的習慣。在沒有鮮花和隨葬品等明顯符號性物品的情況下，我們很難真正了解尼安德特人的思維模式。
不過，認為尼安德特人因為具備象徵性思維而埋葬逝者也不是太過激進的觀點。他們的腦容量相當大，幾乎可以和現代人類相媲美；主張他們在認知層面和行為層面具備和人類一樣的複雜性也合情合理。因此即便科學家打算承認尼安德特人有資格被認定成具備葬禮儀式的物種，我們還是可以堅信一個結論：只有大腦容量達到一定水平的古人類才能具備從事這種象徵性活動的能力。
2015 年，南非副總統拉馬福薩出席有關納勒迪人考古發現的發布儀式。圖片來自GovernmentZA @ flickr
納勒迪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們的大腦容量還不到現代人類的一半。我們不妨從這樣的角度看待問題：納勒迪人使得葬禮與象徵性活動之間的關聯越發模糊。其實，將納勒迪人埋葬逝者看作是出於實用主義原因而非象徵主義原因更為直接合理。可納勒迪人為何要歷經千辛萬苦，穿越黑暗的通道將同胞遺骸放入洞穴深處？現有的證據讓我們至少應該考慮一下其他可能性——原始的納勒迪人實際上能夠從事複雜而具有深刻感情因素的行為。
通過挑戰人們對象徵性活動與遺體安置的既有觀點，納勒迪人迫使科學家重新考慮長久以來內心所堅持的推定假設和對葬禮行為的認知看法。也許葬禮儀式沒有我們此前想像的那麼獨特，也不是人類獨有的行為。
即便將尼安德特人和納勒迪人都納入有葬禮儀式的古人類群體之中，這也不是我們第一次發現：實際上，原以為獨屬於人類的行為在其他物種身上也有體現。上世紀 60 年代之前，我們一直以為製造工具是人類獨有的技能。可是珍·古道爾（Jane Goodall）在觀察中發現，黑猩猩也能改造原材料，進而製造出自己想要的工具。回應這個發現時，古道爾的導師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在電報中寫道：「現在必須重新定義工具和人類的概念，否則我們便要承認黑猩猩也是人類。」
也許葬禮儀式只是再次提醒我們，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不存在鮮明且不可逾越的界限。隨著解剖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界限其實很模糊。最近幾十年中，科學家發現使「人類」具有獨特性的特徵其實是逐步出現，而且出現方式具有不可預知性。比如，直立行走和腦容量擴大這兩種特徵便是一波接一波的逐漸出現變化，有的時候甚至還會「退步」。對我們來說，祖先就好像一幅馬賽克圖案，混雜著現代人類與原始人類的雙重特色。
也許這種馬賽克式的混雜發展過程也適用於人類的行為。我們的文化——包括抽象思維和複雜的象徵性活動——會不會也是一點點逐步形成，而非徹底地一步到位？
這種假設讓我們對人性起源提出新的問題，促使我們在新的領域尋找證據。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認為，我們應該大幅度改變以往對貫穿人類進化過程中各種變遷、創新以及誕生的傳統看法。他們表示，與其將人類進化看作是由大量非凡瞬間和獨特變革組成的過程，不如將其定義成逐漸發展的漸進式轉變。這種思維模式的改變能讓我們以全新視角看待進化歷史：漸進式的演化是一個漫長持續的過程，它比某些瞬間而至的突變時刻更值得關注。
古道爾在坦尚尼亞發現的黑猩猩，她將它命名為灰鬍子大衛（David Greybeard）。圖片來自Wikimedia Commons
主張轉變思路的人類學家表示，將複雜認知和文化的發展過程劃分成一個個具體的環節能幫我們發現更多細節，從而有機會產生全新的理解——相比於從整體角度分析進化過程而言，細化分析帶來的收益更大。如果我們把複雜的葬禮儀式拆解成諸多細小的實踐和認識過程，或許便能更好地理解它。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人們的葬禮行為與其他原始人（乃至親緣關係更遠的其他物種）的葬禮行為之間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而人類學家轉變之後的思路與這種認知剛好契合。最終，拆解細分的研究思維模式能讓我們完成更為詳細精確的跨屬比較，從而使我們對其他物種和自身有更好的認識。
缺乏證據支撐但卻廣為人們接受的傳統觀點認為，人類文化中的主要發展和進步是瞬間便完成的事情。如此一來，承認人類文化可能是在進步與倒退的交替過程中漸漸形成便對傳統認知形成巨大衝擊。在沒有任何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人們進化過程中幾個重要的轉變是同時出現的——我們彷彿經歷了一個進化過程中的「創世紀」，然後一下子就變成了現代人類。就連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也落入這個陷阱。在他看來，人類的直立行走、腦容量增加、雙手解放以及學會使用工具是同時發生的事情。但隨著越來越多證據的出現，我們發現人類進化過程的圖景變得越來越複雜，難以用簡單明了的故事就將其概述清楚。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和其他古人類的化石的出土讓事情越發明了：直立行走、腦容量增加、雙手解放以及學會使用工具是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不同階段逐漸出現的事情。
如果納勒迪人真的能夠從事象徵性行為，我們將面臨一個更為宏大的問題：科學家應該全盤否認人類具有獨特性嗎？部分學者早在數十年前便提出這個觀點——他們認為，一味探尋人類的獨特性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忽視人類進化過程中細小的變化，也讓我們拒絕承認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差異只是一個程度問題，遠遠還沒到截然不同的份上。這些學者還發出警告稱，定義人類獨有特徵的做法其實內含價值判斷，實際上是讓我們關注究竟什麼人類特徵在當下對我們比較有用。在 1979 年出版的《獸與人》（Beast and Man）一書中，道德哲學家瑪麗·米奇利（Mary Midgley）寫道：「如果人類一定要發起一場誰更像自己的比賽，並給自己帶上冠軍獎牌，我想沒人會站出來表示反對。但這又有什麼意義？繞來繞去，這樣做不過是提出一個價值判斷，告訴我們人類生活中什麼最重要罷了。」
了解認識人類的進化史的確是一件令人生畏之事。這是與人類自身息息相關的事情，而人類學家經常因為只關心人類的發展歷史、忽略其他物種進化歷史而飽受批評。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做法實在不可取。當然，只關心人類自身也不是沒有好處：更容易看清現代人類在進化過程中與其他物種有何不同之處。不過，認識到人類行為的馬賽克式混雜性有助於我們扭轉傳統的思維定式。
一旦拋棄了人類具有獨一無二行為的錯誤思想，我們或許便能認識到一個問題：我們以前太喜歡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物種，進而導致我們與靈長類動物大家庭之間出現了疏遠和嫌隙，無法看清靈長類動物的整體進化歷程。2015 年，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表示，納勒迪人的出現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人類與其他物種和大自然之間業已破碎的關係。他說：「我們為什麼不抓住這個機會戰勝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承認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界限本來就是模糊不清的？」
翻譯：糖醋冰紅茶
題圖為阿法南方古猿「露西」的骨骼化石（左），距今大約 320 萬年；納勒迪人「尼奧」的骨骼化石，距今大約 25 萬年。圖片版權：Wits University/John Ha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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