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案主審官員談審訊內幕
原標題：四人幫案主審官員談審訊內幕
來源｜006年刊於《南方人物周刊》第03期
本刊記者 彭蘇
原題《教師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判江青》
▲汪文風(資料圖)
「想當年，我審江青的時候，她大罵我是笑面虎，還說我是鄧小平最兇狠的劊子手。你今天來採訪我，也是在採訪鄧小平最兇狠的劊子手。你看我像笑面虎么？我凶不凶？呵呵，其實我很溫和吧。」
白髮銀絲的汪文風愜意地靠在褚紅色沙發上打起了哈哈。
從「童懷周」到審江青，時間已過30年。「我怕你們這群小娃娃搞不懂，『童懷周』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小組，一共16個人，我是其中一員。」
然而，將眼前這個帶有濃郁川音，身體羸弱，言談舉止中透著一股子倔勁的七旬老者，與上世紀70年代後期，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紅極一時的「童懷周」，主審過「四人幫」集團的人物聯繫一起，似乎有點失真。
四周老式的裝修，淺啡色的木質地板，深黃色的過時傢具，五斗柜上微笑著的毛澤東塑像，壁畫里沉思的周恩來，都在無意地營造著一種懷舊。往事，則像汪文風的玄色唐裝上的盤扣，一環套著一環。
紀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
「為什麼要給小組起名『童懷周』？」
「我們要共同懷念周恩來。本來要叫『佟懷周』，我老覺得這個『佟』字不通俗，後來就改為『童懷周』。再說，無論我們年紀多大，在周總理眼裡始終是個兒童。」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汪文風，從收音機里聽到了周恩來逝世的噩耗。雖然在此之前，他和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一樣，早就從報紙中獲悉了總理的病情，對這一天的來臨也有預知，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他還是痛苦不已，「我是痛哭不已啊。」
他跑回了教研室，想告訴每個同事總理去世的消息。他推開門，陡然發現其他人眼圈也是紅的……
1月11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被送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數十里長街兩側，百萬群眾自發聚集在這裡，在嚴寒中肅立致敬，作最後的告別。靈車所到處，哭聲四起，連綿不絕。
汪文風曾在他的著作《從童懷周到審江青》中詳盡描述過北京二外院「文革」伊始的緊張氣氛：
1966年新學期一開始，雖然還在上課，但領導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領導發動學生批判《二月提綱》；學習「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動路線」；看「有問題的電影」，批判「反動電影」。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由於「政治問題」，汪文風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調到二外院擔任政治部辦公室負責人，不滿一年，又由於「歷史問題」加「政治問題」，被改派到漢語教研室當主任。1966年8月，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出，革命呼聲迅即響遍全國大專院校。二外院里，幾個通宵達旦的批判大會下來後，從反右傾開始，就是挨整專業戶的汪文風，也由「保皇派」到「保皇狗」，「保皇黨總書記」再到「小爬蟲」、「變色龍」。
「『小爬蟲』是指我在群眾運動中發表不同意『文革』的言論。另外，我在解放前參加地下工作時，暴露了身份，蹲過國民黨的大牢。你想想，一個坐過國民黨的牢而沒死，還出來的人。我又被組織派去對國民黨特務進行過調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來後，一抓『特務』，看到我有那麼多關係，不是特務也成了『特務』，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是連連升級的。」
於是，很自然的，周恩來逝世後，這隻「小爬蟲」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學院「文革」當權派的暗中監視。
「他們沒明著阻止我對總理的愛，在這點上，就算是江青也不敢明著反對的。」
汪文風拿到了一張票，那是一張1月12日到14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弔唁周恩來儀式的入場券。對於那晚的弔唁，汪文風只說了句「人山人海」。
真正令他記憶深刻的是另外一個悼念場景：大批首都居民、機關幹部、工人、農民、學生和解放軍指戰員自發來到天安門廣場，為周恩來舉行悼念儀式。天安門廣場中央鐫刻有周恩來手書碑文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成了人們追悼、懷念的主要場地。短短几天里，紀念碑周圍放滿花圈，四面松牆上也都綴滿了白花。
「兩個悼念同時進行。在當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弔唁才屬合法，而天安門的悼念儀式是江青他們不滿意的，幸而這兩個場面，我都參加了。」汪文風微笑地說道，「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廣場貼詩了，我都是偷偷去看的。」
4月5日的北京天安門運動被鎮壓後，汪文風成了首當其衝的懷疑對象，他的文字記錄被沒收過，「許多字的一橫一豎一撇一捺，以及各種偏旁字頭，都用鉛筆畫了圈圈，做過筆跡鑒定。」同時，院工宣隊長和革委會主任召開了全院幾百人的黨員大會，以追查天安門廣場活動和「反革命政治謠言」為名，聲色俱厲地對他進行了當眾審查。
事實上，不僅是汪文風，他的孩子、學生、朋友，以及所有漢語教研室的同事，都參與了天安門的寫詩、抄詩和藏詩。詩詞的少部分副件，作為抄錄來的，按清理規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進了蜂窩煤爐的夾層，用塑料紙包好埋進花盆，卷進綿線團，用綿線纏了數十百層，作為線團存放起來。
10月10日，「四人幫」被捕，但兩個「凡是」和「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四五事件依然壓在汪文風們的心頭上，讓他們喘不過氣來。「眼看著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快逼近了，我們只有冒險一搏，不要命了。」他們把隱藏的天安門詩詞挖出來，找一個鋼板字刻得好的同事刻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門革命詩抄》。
《詩抄》有了，還需名正言順。於是，通過自願簽名的方式，汪文風與15個參與收集、編輯《詩抄》的漢語教研室的同事共同組織了「童懷周」小組。
這15人分別是：李先輝、白曉朗、黃林妹、胡連朴、劉蘭英、蔣士珍、黃玉文、羅丹、楊昆明、張潤今、石淑興、賴梅華、劉志寬、趙壽安、朱清頤。
1977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周年紀念，以「童懷周」小組名義油印的115首《天安門革命詩抄》，貼在了天安門廣場，立刻轟動北京，轟動全國，轟動海外，「那時來二外院要《詩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絡繹不絕，搞得整個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柵欄似的。」
就在《天安門革命詩抄》鉛字版出版後，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童懷周」小組成員之一白曉朗突然被捕，罪名是在天安門張貼批判「四人幫」、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大字報，「因為我們的行動激怒了參與鎮壓天安門運動，依然還在台上的當權者，衝擊了『兩個凡是』的圍牆。」汪文風解釋道。
一天傍晚，他背起一袋子《詩抄》，走進公安部，敲響了原公安部宣傳室主任陸石的家門。
「我把書往地上一放，對他說，我是來給你送書的。如果你要抓人，我就在你面前。」陸石被汪文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什麼書？」
「《天安門革命詩抄》！」汪文風直截了當。
陸石一把抱住汪文風說：「我的好同志啊。」
這一幕多麼像1980年代電影中的某個橋段。100天後，白曉朗被放了出來，公安部還將過去收集來的四五事件的「罪證」——另外900多首詩也交給了「童懷周」，於是，就有了後來再版的1000多首的《天安門革命詩抄》。
「誰是『童懷周』真正的發起者？」
「這事有過爭議。社會上公認是我。當年大家就是一門心思地想出《詩抄》，紀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誰會想到那麼多功利的事情？可能……後來看到我的生活起了變化，人心就起了變化……」
汪文風的眼中掠過了一絲困惑。
鄧小平「最兇惡的劊子手」
所謂生活起變化，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汪文風當選由100人重組而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央大報刊登的中紀委成員名單上，出現了我的名字，所有認識我的人都跑來問我。我不敢確實，一律推說不知道，萬一重名怎麼辦？」
直到1979年1月4日，汪文風收到參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請柬，才敢確認報上登的汪文風真是自己。
會議前後開了18天，由第一書記陳雲主持會議，第二書記鄧穎超、第三書記胡耀邦分別作了發言。會議做出的重要決定之一，就是對康生、謝富治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
會下，中紀委秘書長魏文伯找到汪文風，開門見山提出讓他進中紀委工作。「那時，我面對幾個選擇：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業部張珍派人到二外院調我；三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陳荒煤要我到文學研究所。按我個人的興趣愛好，我是很想進文學研究所的。」
魏文伯的臉沉了下來，重話輕說，「把你留下來，是黃克誠在中紀委常委會議上提出的，是經過常委決定了的。」
形勢如此嚴重，汪文風立刻表態，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安排。
對人生是否有過遺憾？他搖了一下頭，「有人說我進了中紀委是人生中的轉折點，我不否認這點，但誰又能說我如果進了兵工部或者社科院就不好了呢？」
汪文風被安置在中紀委研究室，但沒有馬上就職，而是接受了一項特殊的工作安排：與中紀委副書記張啟龍、常委曹瑛一起負責審理「四人幫」集團問題。
根據4人的不同特點，汪文風采取了不同策略。針對張春橋，他冥思苦想了好久，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大腦中盤旋。終於，在一次審訊中途，他突然發問：「你們幾個打算把鄧小平、周恩來拱倒後，讓誰來當總理？」
「張春橋回答道：『是我。』以後就一句話也不肯講了。他知道，他把最重要的事交待了。而我要的就是這句話。」汪文風至今都覺得自己幹得漂亮。
「那江青呢？」
「她簡直就是大雜院的一個破女人。」他很不屑地說。
汪文風曾在鳳凰衛視「魯豫有約」中如此談論江青，「自恃她是主席夫人，不講道理，胡攪蠻纏，一張破嘴吵吵鬧鬧。」
她說，我參與的都是黨和國家的最重大的決策，我所知道的都是黨和國家的最嚴重的問題，你們要聽，你們要我說，你們敢聽嗎？你們敢問嗎？你們敢知道嗎？
我說，我們是中央派來審判你，審查你的問題的，你所參與的陰謀我們都要聽，你所參與的事情，你都有責任向我們徹底坦白交代……。
她又說，你們開口閉口最愛毛主席，最崇敬毛主席，你們見過幾次毛主席，你們跟毛主席談過幾次話，你們熟悉毛主席嗎，了解毛主席嗎？我，再不才，也跟毛主席生活了38年，是38年吶。
我回擊她，過去跟了馬克思、恩格斯一起戰鬥過的人，成十上百，恰恰是這些人當中有一批人後來叛變了馬克思，叛變了恩格斯……你還有什麼說法？」
幾個回合下來，她對我有了一個評價，「你別看汪文風笑，別看他和顏悅色，他是笑面虎，是鄧小平最兇惡的劊子手。」
審判「四人幫」已過多年，汪文風對這4人的看法依然不變。
「他們是罪大惡極。在審問過程中，他們倒沒有出現相互推諉、相互揭發的現象，足可以見他們關係之鐵。不過，我們也沒有採用誘供、挑撥的伎倆。
「蒯大富回憶往事時，說過毛澤東評價江青缺少自知之明。他肯定了江青的某些能力、特色，只說她在『德』字上不夠。
「哼，蒯大富，『文革』中的一個學生娃娃，他經歷過解放前的革命鬥爭嗎？他懂得什麼？他真的懂得江青么？江青如果不在高位，只是一個普通人，頂多是一個不好的女人，作風不正派的女演員，就是她的地位害了她，也害了無數人。」
進入中紀委後，汪文風當選過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中紀委委員。「我一直在做紀檢工作，1992年從中紀委離休。」2004年1月，他出版了《從童懷周到審江青》。
對「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有過深入研究的作家徐曉說：「仔細思考1976年四五事件發生的背後，不僅僅是一群中國人表達對周恩來逝世的哀悼之情，還有他們對當時政治環境的強烈不滿。他們不知該怎麼做，無形中，周恩來成為了一個符號，成為他們想表達的，想突破的，但，僅僅以一種意識形態去批評另一種意識形態，似乎是不夠的。」
徐曉所提出的思考，不知汪文風，這個個人命運伴隨中國政治命運起伏跌宕的滄桑老者，是否也深思過？他對自己的這本書滿意嗎？
「我惟一的不滿就是不能盡情地寫。」汪文風沉吟片刻。「這關乎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無法想像，有些戰鬥英雄，浴血奮戰，建功無數，可就是在『文革』中，政治頭腦不夠……現在把這些曝光有什麼意思？在審案時，王鶴壽說，汪文風，你一定要給我守住了，不要擴大。你想想，如果擴大，就會再次形成你揭發我，我揭發你的場面，那豈不又成了天下大亂？所以，不可寫，不可說……」他輕輕地搖著頭。
「也許可以保存副本？」
「如果再有紅衛兵來抄家，怎麼辦？」結束時，他再一次發揮了幽默天性，「開玩笑，開玩笑。我想還是保存在我的腦中最保險。」他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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