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幫不扶，不屑善良——我們不壞，我們只是太懂事了
文丨Jun.君君
昨天聽一個朋友哭訴，她在入職的第八天，就被公司炒了魷魚。老闆發給她一條簡潔有力的微信：你不合適。
但有意思的是，在她工作第六天的時候，也曾收到過來自老闆的微信。那時老闆說她底子不錯，只是需要摸准公司的節奏，讓她「剛來別著急，慢慢適應」。
從備受關懷到被棄之如敝履不過短短兩三天，朋友說，這社會真是讓人談起就想哈口氣，冷漠疏離，人和事都變幻無常。
電影《無問西東》里就有這麼一個時空。在爾虞我詐的職場，人們為了達到各自晉陞的目的，完全可以不擇手段。人們把各自的心都緊緊關閉起來，傳統的人情往來被認為是最無必要：送出去的噓寒問暖被認為是另有所圖，傳達的善意被認為是惡意。
生活在這個時代里的人，受環境泡染，身上也帶著同樣冷漠的色調。
01
幾年前有幾個愛「搞事情」的中國人在紐約做了一次實驗——測試在國外街頭摔倒後到底有沒有人扶。三個人分別在紐約華人區法拉盛、唐人街、華爾街、時代廣場和紐約中央車站摔了一整天，摔出了些許端倪。
實驗從華人區法拉盛開始，這地方據說英語都已經被擠壓成了少數語種，連普通話說不溜的都能在這順順暢暢過一輩子。三個實驗者：中年大叔、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姑娘以及時尚的氣質美女，他們依次上場假裝摔倒。
實驗中行人陸陸續續從他們身邊走過十好幾位，卻大多都是伸頭瞅一眼就離開了。
那位年輕姑娘等了許久，後來被一位滿臉滄桑，透著工人階級氣息的美國老先生伸手拉了一把；
至於中年大叔，從頭到尾沒人搭理，只能自己灰溜溜站起來；
紅衣美女在不同的街道「不小心」摔倒了兩次。頭一次待遇比中年大叔還「好」，摔倒後迅速引起了圍觀，旁邊還有大媽專門給圍觀群眾打招呼：別扶都別扶！
紅衣美女第二次摔倒後也是坐在地上等了許久，最終扶起她的是講英文的華裔女孩和她的美國男友。
測試後來又去了華爾街、時代廣場以及紐約中央車站。讓實驗者感到欣慰又失落的是，在這些地方，每個人摔倒後幾乎不過5秒鐘，身邊就有人圍上來一圈將他們扶起，問寒問暖，有人會扶著他們去旁邊坐，還有老太太從自己包里拿出餅乾給摔倒的人吃。
測試者們親身體驗到這種落差都覺得心裡不服氣，又去了中國城想再找一些不一樣的證據。結果比法拉盛稍好一些，兩個女孩經過數個路人後終於有人扶，中年大叔卻仍舊無人搭理。
在這整個過程中，除了發現華人區對待摔倒者整體相對冷漠之外，測試者還發現了一些規律，以中年男性為代表的群體，摔倒後一般沒人管；路上的中年男性也不會多管摔倒者的死活。在很多地點尤其是華人區，扶起女孩的行人中，連一個中年男性都沒有。
從摔倒者身邊走過的中年男人，面色大多冷漠、陰沉，看到摔倒的人不但不扶，反而還會皺起眉頭，迅速離開。
02
在這個時代里，我們賦予中年男人的形象多是家庭、事業雙收的「強者」。這個年紀的男性，大多體驗過世間各種冷暖，看清了世事。他們飽受壓力，卻也理智冷靜。我們普遍認為，這樣的「強者」通常不會跌倒，也不會失敗。摔倒後爬不起來的，不是軟弱的雞肋，就是碰瓷的騙子。
我們不能幫扶騙子，也不該同情雞肋。
因為這本就是一個精英崇拜的時代。那道強者和弱者的分界線，不是命運划下的，是靠個人奮鬥劃開的。
小時候常從老師和家長那裡聽來的是：「這世上沒有誰比誰聰明，只有誰比誰努力」，「未來你過怎麼樣的生活，就取決於你現在在學習上操了多少心」。
長大以後步入職場，我們單打獨鬥，常從老闆和同事那裡聽來的是：「年薪百萬都是汗水拼出來的，加班加出來的，職場里誰不苦，成功的都是能吃得了苦的人。」
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讓我們越長大越相信：「我的人生活成什麼樣是自己的問題，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與其去指責改變誰還不如學會如何與外部社會磨合相處。」
我們面對自己，喜歡和外界站在同一個陣線上——「你太脆弱了，你還不夠格」，「你還要多練，怪別人怪環境，一點都沒用，最後還不是只能靠自己」。我們不願意給自己留任何軟弱的借口，哪怕就只是在心裡偷偷抱怨一句，好像都是要漏了衝勁兒的。
我們看似懂得了獨立生存的意義，以為看透人生就是各自奮鬥，相信每個生命都有各自的路要走好，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競爭和拼搏的場子里情緒屬於多餘，不會被允許，不論是生活還是工作，人家看的都是結果，沒有人在乎過程。
我們可能一邊痛恨「強者」們心狠：「年輕人，喝兩杯沒事兒」，「幾杯酒都喝不了，你怎麼可能幹得成」？
「我不在乎你過程中經歷了些什麼，我要的是結果。你能對我產生效益我就用你，做不了就走人。競爭很大，這位子我可以隨時可以找人頂替。」
一邊無奈著默默贊同著他們的話——這的確本就是個人才濟濟的時代，沒了我確實還有無數個比我更強的人。
我們覺得殘酷，覺得無法承受。我們一邊痛苦又不平，一邊又不停腳地繼續奮鬥。然後不用幾年，我們開始越來越深地懂得時代運行的」潛規則「，直到有一天，連抱怨都沒有了，我們適應了環境，長成了新的「強者」，我們成功升級成「強者」的思維模式，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下一批新人，以此傳承。
於是這個時代，就出現了這麼一幕奇異的景象：人和人往往互相指著說——你真自私，讓人心寒。
但其實，我們待人冷漠，不再屑於展現善良，並不是因為壞，是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太懂事兒了。
有些人覺得環境就這樣了，這個時代的主色調就是冷的，變不暖了。善良在這個時代屬於異類，善良柔軟的人結局恐怕都是像《芳華》里的劉峰和何小萍，人性的光輝最後帶給他們的只有災難，沒有運氣。
04
這個論調在《無問西東》這部電影里顯然沒被贊同。看起來遊刃有餘、在職場上如魚得水的張果果，卻禁不住在午夜夢回時，惡夢連連。張震很好地演出了這個人物身上的多個層次：外表冷漠，內心熱情。冰山一樣的臉，只是對抗這個他所厭惡的世界的一層外衣；他掩飾不住內心的熱情，急著想對外界伸出友好之手，卻同樣也脆弱地擔心著，自己受到來自外界的敵意和傷害。
前程往事的感召，使這個猶豫的角色邁向堅定。最終，他也拒絕了互相撕逼的醜惡競爭，說：對不起，我不是那樣的人，我要做自己。
德波頓之前在他的《愛情筆記》里寫過一段關於「靈與肉」的體悟，我認為那裡頭獨特的思考方式我們可以借來一用，試著講清楚這個問題。
德波頓說「人類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本領：自身離析為二，能夠一邊行動，一邊做自己行動的觀者——從這個分裂中，反省出現了。「
什麼叫自己行動的觀者？
德波頓在書里寫自己和心怡的女士在高級餐廳吃晚餐，因為想給對方留下好印象，他「不得不偽裝成另外一個人」。他的肉體不斷地說著他所能預測到的對方想聽的話，對她喜歡的食物和電影違心地表達著讚美，儘管實際上他對它們厭惡至極。而他的靈，此時就像另外一個從他身體里分裂出去的旁觀者，也坐在桌子上，看著他，好像「看著一個胖男人在努力地把自己身上的肥肉一點點都塞進一套小小的瘦衣服里」，靈看得見聽得到肉虛偽的表情和話語，靈對肉的審判和厭惡讓肉感到懊悔和羞恥。
曾也從一個朋友那裡聽過類似的理論，他真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好人。在生活里，永遠盡他所能對所有人友好，不裝不作，不摻雜其他任何目的。他曾說：「如果非要讓我講原因......我舉個例子，有時如果遇到有人來找我問路，時間條件允許的話我都會帶著他們走一截，因為我時常想到，如果來問路的那個人是我自己，遇到這樣熱心腸地幫忙的人，我一定會很開心感動整整一天。」
05
我們有一部分的冷漠，是被自己的恐懼心理和從眾心理以及超高的自我安慰技巧一同擠壓出來的，為了成功，一點點地用理性取代感性，把自己的原則逐漸下降再下降，越來越麻木。我們過分地崇拜「強者」，過分誇大了「精英論」，我們苛求地對待自己，卻極端毫無理性。
其實只要我們願意多留心思考，靈和肉常常可以一分為二。我們忽略了社會與人之間的聯繫，妖魔化了社會的不可顛覆以及不可改變，但其實，選擇權從來都掌握自我們自己手上，和社會無關，社會是人和人聚起來的社會，人變了，社會自然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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