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閱讀

佛學 01-13

關於八十年代的全民文學熱潮，似乎已經距離我們非常久遠了。不久前在「理想國」舉辦的一場文學沙龍上，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和來自台灣和大陸的作家（朱天心、唐諾、阿城、李銳、蔣韻）在台上一起暢聊屬於他們的八十年代的文學回憶。在觀眾互動環節，一位提問的年輕女孩對這些文學前輩們說，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沒能趕上那個文學的黃金年代，她感到「非常生氣」。

是的，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出生於市場經濟大潮之中，文學的境地日益尷尬，作家也許還受人尊敬，而「詩人」則漸漸成為了「滑稽」、「窮酸」、「不得志」的代名詞。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我們需要文學嗎」這個問題，因為文學也成為了一種可以隨意挑選的商品。文學的門檻越來越低，年輕人的閱讀選擇越來越多，嚴肅文學的受眾群體日益縮小。不單是純文學，紙質書籍的閱讀者，也越來越少。

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的選擇更多了，網路視頻，社交網路自媒體，綜藝節目，真人秀，直播，美劇英劇日劇韓劇國產劇，動輒幾十億票房的電影……正如我們無法想像八十年代的閱讀氛圍，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人，也無法想像到如今的娛樂氛圍。

雖然不斷出現各種關於「書籍」和「閱讀」的網路營銷活動，但我們無法否認，書和閱讀在當下的大環境中更接近於社交網路生活的裝飾品，一種用於拍照上傳的表演道具。閱讀的意義，變得愈加曖昧。

從八十年代開始活躍的成都詩人、作家何小竹先生寫的這篇《八十年代的閱讀》，也許可以讓我們感受到，那個從來沒有屬於過我們的年代，那群年輕人的閱讀狀態。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八十年代的回憶，或者關於閱讀的回憶，也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的80年代

黑暗之光

雷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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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閱讀

何小竹

《成都晚報》讀書版編輯陳潔約我為其做八篇專欄文章，讓我自己選題目。我選了寫與書有關的故事，一共八本書，八個故事，都在八十年代，總題名為《八十年代的閱讀》。寫完後自己也驚訝了半天，我是閱讀的懷舊者嗎？我想我這樣寫，不至於給人這樣的印象，九十年代就沒什麼書和關於閱讀的故事了。其實，我今天能夠坐下來寫這八個故事，本身不已經就是一個故事了嗎？關於書，關於閱讀，關於人和事，故事永遠是一個連著一個的，無論十年，二十年，一萬年。

1、城堡

我的八十年代的閱讀，從卡夫卡的《城堡》的開始。

1982年，我不滿20歲，一個叫朱亞寧的人走進了我的生活。他當過「知青」，上過大學，已經在雜誌上發表過小說。他面容剛毅，目光憂鬱。我那時候正崇拜著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書櫃里放了好多這時期作家的書。朱亞寧去我住處看了一眼那些書籍，表情嚴肅的說，這些垃圾，該拿出去扔了。接著，他又看見我床頭放的幾本文學期刊，你還讀這些？他問我。我就問他，覺得（我列舉了當時正紅火的一些當代中國作家的名字）他們怎麼樣？╳，該殺！他這種武斷的回答，既讓我震驚，又十分的過癮。

就這樣，我知道了卡夫卡的名字，讀了他的《城堡》，第一次與現代主義作品有了接觸。隨後，又讀了卡夫卡的《變形記》等十多個短篇。那時候，卡夫卡還不是中國閱讀界的主流作家，雖然所讀的《城堡》和《卡夫卡短篇小說選》都是國家正式出版物（上海譯文版），但我總有種秘密閱讀的感覺。事實上也是這樣，卡夫卡成了我在八十年代初結交朋友和同道的「接頭語」，讀卡夫卡嗎？讀。那我們可以成為朋友。有點像列寧說的，唱著《國際歌》就能找到同志的那種感覺。

我必須承認，《城堡》以及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後來也讀到了《審判》）不僅對我的文學觀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對我世界觀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嚴重的。我開始用卡夫卡似的目光看待周圍的世界。事實是，那以後我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才從卡夫卡的那個「城堡」中走出來，在1988年的陽光中透了一口新鮮的空氣。

但我也還是不敢肯定的說，這十多年來，我就沒有在夢中重新迷失在卡夫卡的「城堡」？也不敢說，我的身上，就完全沒有了那個叫K的土地測量員的影子？我的對未來悲觀和對眼前執著的人生態度，敢說不是在「城堡」中感染的？還有我的《夢見蘋果和魚的安》時期的那些詩歌，雖沒有人那樣索引，但我自己也懷疑，那其中多少是受了一點卡夫卡影響的。

1999年，世紀末的一個晚上，我因失眠而心血來潮，從書櫃里取出那本已經發黃並有了霉點的《城堡》，試圖再次閱讀。意想不到的是，僅僅讀了兩頁半，睡意便濃重的覆蓋了我的眼皮。

2、橡皮

關於我怎麼在八十年代讀《橡皮》，我在1994年的一首題為《在一艘貨輪上閱讀羅布－格里耶的》的詩中記敘得很完整了——

那是一艘貴州貨輪

在烏江上航行的那種貨輪

船長為我在駕駛窗的旁邊

安排了一間客房

我帶了一部海鷗牌相機

準備拍攝沿岸的風光

另外就是

一本羅布－格里耶的小說

那是1983年的冬天

我記得從彭水的港口上船

一直往上游航行了三天

在思南縣靠岸

但是我沒有上岸

而是在港口

的水上旅館住了一晚

就是那天晚上

我讀完了《橡皮》的最後一章

第二天搭乘另一艘貨輪

返回下游

在船上

我又重讀《橡皮》

這一次的閱讀

只用了一天的時間

為什麼引出這首詩？因為我想以此方式向以羅布-格里耶為代表的法國「新小說」派的作家們致敬。格里耶們早就將小說寫得不像「小說」了，我於八十年代初接受到這樣的詩學衝擊，直至十年後才敢於將詩寫得不像「詩」。

以後當我讀到《窺視者》、《嫉妒》等新的長篇，以及《海灘上》等短篇時，我知道，《橡皮》並不是格里耶最好的作品。但它又的確是我認識格里耶並對之發生興趣的十分關鍵的作品。假如我是先讀《窺視者》，按我當時的資質，我不敢保證，我會給予這位天才性的作家應有的理解。因為，一個還迷失在卡夫卡「城堡」里的閱讀者，是「窺視」不到格里耶的光芒的。由此也必須承認，作為早期作品的《橡皮》，與《城堡》是有那麼點血緣關係的。也即是說，《橡皮》吸引我的還不是那個貌似偵探小說的花招，而是其中所呈現出的那種「卡夫卡似」的荒誕。

每說到羅布-格里耶，就會讓我想到我的朋友楊黎。1986年楊黎在《非非》創刊號上首發的，繼而在詩壇引起廣泛關注的《冷風景》，有一個作者題詞：獻給阿蘭.羅布-格里耶。無知的批評家們由此找到了攻擊《冷風景》的把柄。我曾經在《我與非非》一文中寫道：「……………詩絕不是到語言就完結了。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對《冷風景》和『新小說』之間存在的關係的言說，就不會停留在膚淺的所謂『借鑒』和『仿效』的層面上，《冷風景》不是因為『新小說』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從『自身的語言』開始，而語言材料來自何處並不重要。也即是說，不管你所用的語言材料是來自書本還是所謂的『生活』，這要看它們到了你的手中能否重新『起步』，能否在那個新的空間中無限的延伸。」

也可以這樣說，當1987年我與楊黎見面並能夠成為朋友，與我們談起格里耶是大有關係的。只是，楊黎對格里耶的理解遠比我獨到和深入，他是先讀了《窺視者》而馬上就被其光芒所擊中的。那是1981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楊黎事隔20年後說：讀到它我就放不下了。

3、挪威的森林

先是陳川買了一本《挪威的森林》，然後我也買了一本，那大約是1988年。陳川已經發表了許多小說，我只是個小說的讀者。陳川說，寫得真好。我一口氣讀完，也覺得好。那時候，在文學圈內，認為村上春樹是值得閱讀的作家不多，《挪威的森林》僅僅被看成是通俗文學。1988年，大家談論得最多的當然是米蘭.昆德拉。

而我覺得，村上春樹像一股春風，吹進了八十年代已經十分沉悶的閱讀空間，也吹散了我自1979年以來緊鎖的眉頭。那一年我25歲，但從照片上比較，比我在20歲時還顯年輕。1988年，我把家留在涪陵，去烏江深處「建設」一個新地區，並與大多數去「創業」的人一樣，過著一種單身漢自由而放任的生活。如果記憶沒錯，《挪威的森林》我應該是讀了兩遍。那些日子，雖然沒有村上小說中的爵士樂和威士忌伴隨，但也有不錯的齊秦和蘇芮，以及長城白葡萄酒。沒有豪華的音響，只是一隻老「三洋」；沒有葡萄酒開瓶器，只有一把笨拙的改刀。我寫了一些與《夢見蘋果和魚的安》那個晦暗時期迥然不同的詩，其中有一首《雪中的電報》——

才是今年的初雪

那些飄落我圍巾的雪花

被指尖的觸動

像消失一聲呼吸

我還是第一次

如此仔細的看見

雪花的形狀，空氣的雕刻

它們勝過人間任何

一種花卉

它們如此新奇

使我年輕，使我

感覺想哭的輕盈

下午，雪越下越大

我聽見雪的聲音

鑽進了鎖閉的房屋

那聲音送來了

雪中的電報

天已漸黑

電報說：「安病重速回」

我知道今晚的雪還會下大

街道和通往住宅的小路

一夜間

都要變白

樹要變白它們的羽毛

我知道明天汽車不能啟程

我打了長話，我要在

電話上

對安說：「這裡正在下雪……」

十餘年過去了，那本《挪威的森林》經過多次搬家，現在已無法在我成都的書櫃里見到，我也不知道它是在何處丟失的，或者，是誰借去了沒還？1997和1998年，我又買了村上的許多部長篇和短篇集，如《尋羊冒險記》、《奇鳥形狀錄》、《象的故事》等，但惟獨那本《挪威的森林》，我多次在書店的書架上取下來又放回去，終沒有下決心買回，這或許是我不能容忍讓新版本的書封去沖淡我對那一本書以及那一段經歷的特殊記憶吧。

4、感傷的阿赫瑪托娃

感傷的阿赫瑪托娃，感傷的我。

1985年，我在巡迴演出的途中，湖北咸豐縣破舊的新華書店，購得四川文藝版的《阿赫瑪托娃詩選》，787╳1092MM1/32開本，封面是灰底襯著一片雪地，三棵孤獨的樹，一個孤獨的女人的背影。緊靠版權頁的扉頁是阿赫瑪托娃的黑白頭像，撫住額頭的左手無名指上戴著一顆鑽戒，面容感傷，手指蒼老。翻過來，分別是蘇聯畫家克洛特脫為其作的版畫和義大利畫家莫迪利阿尼作的素描。然後，從第一頁到第7頁，是「我的小傳」：「我於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一日生於敖德薩近郊（大噴泉）。」阿赫瑪托娃如是說。

巡迴演出的季節是在最陰鬱的十一月，感覺上少有晴天，一路上都是淫雨和泥濘。每到一個縣城或小鎮，上演的都是同一台節目。我當時是劇團的一名大提琴手，對於演出我已經十分不耐煩。幸好劇團在白天總是無所事事，我可以大半天倦縮在旅館的被窩裡，讀這本《阿赫瑪托娃詩選》。那時候，我自己也已經發表了一些詩歌。

「太陽的形象在我心底凋零，

比衰草更萎謝。

悠邈的悲風在空中踽踽獨行，

攜來點點早雪。……」

像阿赫瑪托娃這種抒情、感傷的詩句我以前不會寫，也永遠不可能寫。但這並不妨礙我在1985年那個陰鬱的十一月，被這樣的詩句深深的打動和感染，它們將我一次次從低落的情緒中挽救出來，並給以撫慰。所以，作為一個詩人我也許沒有受到這位祖母級的俄羅斯詩人的影響，但作為一個免不了會多愁善感的青年讀者，可以說，她給了我最為溫暖的記憶。我甚至這樣想過，如果在那個時候，我沒有讀到阿赫瑪托娃，沒有經受她那感傷的音韻穿過我的心扉，很難說在那一個個晦暗而又沮喪的日子裡，我自己就不會因生理的需要而寫出一大堆感傷的句子，墜入到「抒情」的泥沼中去。

那一次巡迴演出一直持續到十二月中旬。我們走過了數十個縣城和小鎮。有關那一次經歷我自己一首詩都沒寫過，因為所有的情景，縣城、小鎮、鄉村公路、荒蕪的田野、帶白樺樹和炊煙的黃昏，以及我的心境，無不在對應著阿赫瑪托娃那些感傷的詩篇，我只閱讀就已經足夠，我還用寫什麼？以至於過了很多年，當我回想起那次巡迴演出所走過的地方，每一處皆被塗抹上了一層淡淡的俄羅斯風景的調子。

但我也還是不敢肯定，在我八十年代後期的詩歌創作中，就完全沒有留下一點點阿赫瑪托娃那種特別的感傷的擦痕？

5、火車和輪船上的博爾赫斯

從86年到89年，是我坐火車和輪船最多的幾年。前幾天看見自己的一些舊照片：牛仔褲，花格襯衫，泡沫拖鞋，外加一隻牛仔包，就是那幾年我坐火車和輪船時的模樣。只是還有一件東西是照片上看不見的：《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它裝在那隻牛仔包里，和那些臟衣服、文件袋混在一起。每當我上了船，或上了火車，躺到卧鋪上去之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從牛仔包里掏出那本小說集。《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成了我的旅行之書。

我為什麼要挑選博爾赫斯的小說作為我旅途中的唯一讀物？答案或許是，沒有第二本書能夠蓋過輪船的馬達聲，以及火車廂里的氣味；也或許是，沒有第二本書，能夠與輪船上的馬達聲，以及火車廂里的氣味形成如此和諧的關係；更或許是，沒有第二本書，能夠讓我產生那種身在旅途，而忘記旅途的感覺。那是一種幻想的感覺。以至於我從不在家裡閱讀博爾赫斯，只有在旅途，我才會打開那些迷幻的頁碼。

一次，我的朋友陳樂陵告訴我，他覺得《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是一本始終讀不完的書。我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因為我也有同感。一般我上了火車或者輪船的卧鋪之後，總是很隨意的翻看其中的一篇小說。從得到這本書一開始，我就沒有按順序去讀過。其結果就是，這本集子中的許多篇小說我可能重複讀過很多遍，而其中的另一些小說，卻始終沒有被我碰上過一次。這情形簡直跟博爾赫斯在他那篇《沙之書》中的描述如出一轍。奇妙的錯失。這並非我的刻意，我真的是多次嘗試從頭讀起，下決心不漏掉其中的任何一篇。但都沒能成功。要麼是因為輪船到岸或者火車到站而中斷了閱讀；要麼就是眼皮沉重，疲乏不堪而合上書頁。當下一次重新閱讀的時候，我又會發現，仍然是從一篇已經讀過的地方開始。直到今天，2000年9月，我又拿出這本書，翻看其中一篇，《愛瑪.聰茨》，標題感覺陌生，讀下去的故事卻依然是熟悉的，印象中何止讀過一次？

八十年代的一個冬天，多霧的重慶朝天門碼頭，一艘小噸位的輪船在隱隱約約的江岸上等候著我。已經是上午九點過了，濃霧中卻感覺天只是微明。輪船上的船員也是剛剛起床的樣子，睡眼朦朧的蹲在甲板上漱口。我背著牛仔背包踏上晃晃悠悠的跳板，穿過後甲板廚房的氣味，在第二層客艙用船票換取了卧具，進了自己的卧鋪艙室。一些昨晚上先上了船的旅客還在酣睡，艙室里悶著一股暖烘烘、稠糊糊的氣息。當我在卧鋪上放平身體，並裹好毛毯的時候，輪機艙的機器已經開始轟鳴了，整艘輪船也因此而開始了我多年來已十分熟悉的顫動。十點三十分，輪船起錨，開始往江心漂移，我也正好翻開《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第276頁，這一篇是《胡安.摩拉涅》，是不是又是一篇已經讀過的故事呢？這次好象不那麼敢確定。我讀到小說的第一句是：「許多年來，我總是反覆地說，我是在帕萊莫長大的。」是啊，許多年我也是反覆地在對別人說，我是在烏江邊長大的，我的父母是教師。

6、複印的弗絡依德

在八十年代初，弗絡依德這名字聽上去有點像個地下工作者，神秘、厲害、面目不清，因為我們在較長時間裡都是只聞其名，不見其書。也因此，有關弗絡依德及其學說，靠的都是他人的口頭轉述。而轉述者中也並非全是見了「真人」的，於是很多時候，就成了轉述的轉述了。弗絡依德讓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體驗了一次先哲時期「口頭傳授」的餘味。

1983年冬天，從南川縣來了一個叫苟明軍的朋友，他聽我們說起了弗絡依德，並默默的將這個神秘的名字記在了心裡。大約半年後，苟明軍再來時，從掛包里拿出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繁體豎排的《夢的解析》，據說是他從南川縣圖書館「偷」出來的。只見書的扉頁除蓋有藏書單位的圖章外，還加蓋了一顆藍色方形的贈書章，該書竟為軍閥楊森所捐贈。就是這顆贈書章，使得我們眼見的這本書又多了一層神秘與傳奇。當苟明軍證實了這本書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弗絡依德的著作之後，便自告奮勇提出他可以找朋友將其複印。當時在場的三個朋友便一人「預訂」了一本。現在，這本由苟明軍複印，後又由我找報社印刷廠的朋友幫忙裝訂成「書」的《夢的解析》，還靜卧在我書櫃的底層。

說實話，這本複印版的《夢的解析》，從我擁有它那天起，就成了我書櫃中純粹的收藏品，除了剛拿到時曾經「物理性」的用手指去摸過其中的某個頁碼，嚴格意義上的「閱讀」卻是一次也沒有的。我在1984年，就已經很討厭弗絡依德了。這也導致了我今天的書櫃里，除了這件複印品，公開出版的弗絡依德的書是一本也沒有，儘管那以後弗絡依德的各類著作乃至傳記已經成了出版市場的熱銷貨，他本人也從一個「地下工作者」變成了閱讀界的「公眾人物」。

八十年代，在你的周圍不乏弗絡依德專家。這基本上是一群討厭的人物。在他們面前，你說話做事都得小心。你隨便說個什麼，他們都能分析出你的陰暗的潛在意識。更不要把你做過的夢告訴他們，將一個人很平常的夢拆解得花里胡哨，觸目驚心，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聽得多了，你已經搞不清楚自己是誰，好象隨時你都在魔鬼和好人之間跳來跳去似的。往往一個本來沒什麼的念頭，你一和弗絡依德沾邊，就嚇得不得了，簡直是邪惡。我曾經有一位朋友，硬被一個弗絡依德專家分析出有「俄狄甫斯」（即戀母）情結，恍恍惚惚的便開始仇恨起父親來。

由於弗絡依德名氣太大，崇拜者太多，一度時間，我對自己的「厭弗」情緒感到心虛。直到當我看見我十分喜歡的作家辛格，以及部分喜歡的作家納博科夫，都坦率和辛辣地表示過對弗絡依德的厭惡和嘲笑，我對自己的感覺才稍稍塌實了一點。

其實，說到底，這不是弗絡依德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好在我們周圍那些弗絡依德的崇拜者，都是些好趕潮流的人，而今天，弗絡依德顯然已經不是潮流了，他們好象又迷上了福柯。

7、月亮與六便士

在我搜索八十年代的閱讀記憶的時候，差點就漏掉了英國作家毛姆和他的《月亮與六便士》。這本小說在八十年代並不是閱讀界的熱門讀物，毛姆好象也不是特別受文學界推崇的作家。我敢說，在很多人的書目中，遺漏他應該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對於這本小說的記憶，卻是一個例外。原因是，它總能讓我回憶起一個早已失去聯繫的朋友，以及那一段過往的生活。

這位朋友叫歐陽無盡。

那大概是82、83年吧，我通過我們劇團的一位小提琴手，認識了歐陽無盡。他和小提琴手是知青時期的朋友，在年齡上自然也要大我近10歲。他不寫作，但酷愛閱讀，《月亮與六便士》就是他推薦給我的。他那時已經結婚，並有一個上幼兒園的兒子，與妻子的感情看上去不是很融洽。他對文學作品有獨到的眼光，對作家也有自己特別的偏愛。他還有買了書作為禮物送給朋友的嗜好。他送過我三本書，其中毛姆的小說就佔兩部，《月亮與六便士》以及《刀鋒》。他送朋友的書都要題上幾行文字，簽名並蓋上圖章，好象這書是他自己的著作一樣。

讀過《月亮與六便士》的人都知道，這是一部以印象派畫家高更為原形的小說。搞文學的人說起印象派畫家，首先就會提到高更，我想這也許與毛姆的這部小說不無關係。我那時還是一位文學青年，閱讀不僅僅是為了學習寫作，可能更多的還是對人生的間接體驗。通俗的講，每讀一部喜歡的小說，都是一種全身心的融入，與現在不一樣，讀什麼都保持著一種清醒與距離。《月亮與六便士》便是當時我讀得最進去的一部小說。塔希堤，到今天仍然是我意識深處揮之不去的一個美好地名，一個精神上的寄託地，儘管我早已過了對人生作浪漫之想的年齡。

我相信，歐陽無盡如此推崇《月亮與六便士》，也是因為那個永遠的塔希堤。這意義對於一個在婚姻中的閱讀者而言，尤其如此。後來，他離婚了。離了婚後的歐陽無盡對於小說的閱讀熱情便有所減退，我感覺是這樣的。儘管我們有時見面也還談起一些新出版的書籍，但從他的眼神中，我再沒有遇見過他在談起《月亮與六便士》以及《刀鋒》時的那種略有點神經質的光亮。再後來，他又結婚了，言談舉止更趨溫和與平常。我不知道他對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是否滿足，但好象周圍的朋友都是有點失望的。

在我印象中，歐陽無盡也萌動過寫小說的念頭，那好象是在他第一次婚姻破裂和第二次婚姻尚未開始的階段。如果說《月亮與六便士》是以高更為原形，那他的小說將以誰為原形呢？他說，如果要寫，就是以自己為原形了。然而，我們終於沒能看見他動筆寫那部他要以自己為原形來寫的小說。接著就是第二次結婚。新的妻子比他小許多，但是並不漂亮，據說，也不溫柔。

8、如願以償

最後，我要寫到艾·巴·辛格了。2000年，我多次在好友中茂面前講起同一個故事：我曾經兩次在圖書館借回《辛格短篇小說集》，兩次起心吞下這本書，但最終還是歸還回去了。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強烈地喜歡著辛格的短篇小說。我已經看過他的長篇《盧布林的魔術師》，之後，我被他的這些短篇所征服。可以這樣說，辛格的短篇是我在八十年代後期走出卡夫卡「城堡」的通道之一,也是我從一開始就對「意識流」小說十分抵觸的重要憑藉。可惜，十多年來，我從未「擁有」過這本讓我傾心的短篇集子，我只是時常回想它。我常對喜歡書的朋友說，真奇怪，很多書都再版了，十多年來，唯有這本《辛格短篇小說集》從未見過再版。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中茂說，他藏有一本，要送我。但我覺得這禮太重，一直拖著不敢接受。

十多年來，關於辛格的短篇，我總是以回想的方式代替手指對書頁的翻動，這真是一種過於秘密的奇妙的閱讀。我不記得我還對哪本書或哪個作家有過這樣的閱讀。回想辛格，其實是在我的心目中累積起了一個短篇小說的高度。十多年來，我也記得我很少與人談論過辛格，那是因為，凡「高度」的東西，可談論的不多，這就像一個人的心事，除了自己去琢磨，沒什麼好談的。在這漫長的回想中，我自己也並沒有開始寫小說。僅僅是因為喜歡，就像回想一個喜歡的朋友一樣。至於我一直想要擁有這本短篇集子，並為這麼多年不見其再版而有所微詞，那又是另一種心情，一種很放鬆的心情，完全沒有要研究什麼的緊張。可能就是懷舊吧。

要說起來，我得知辛格，媒介還是索兒·貝婁，寫《洪堡的禮物》的那個美國猶太作家。他的長篇我讀過不下五部，最喜歡的還是《洪堡的禮物》。然後我就聽說，一個叫辛格的用意第緒語寫作的美國猶太作家，是索兒·貝婁將他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在《紐約客》上發表，才引起世人的關注，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我想，索兒·貝婁都這麼厲害了，他願意花時間去幫另一個作家做這樣的服務性工作，那這個人肯定也是相當的厲害。就這樣，我開始找這個叫辛格的作家的作品。結果是，吃到了桃子，對蘋果就不怎麼有興趣了。後來我幾乎不碰索兒·貝婁的小說，儘管我的書櫃里有他全部的漢譯小說版本（九十年代新譯的除外）。我覺得辛格比貝婁更純粹，更簡約，更有力。我不知道老貝婁得知在中國有這樣一個吃了桃子反倒冷落蘋果的讀者，是否會不高興，或者是太高興？

我最終還是接受了中茂的饋贈。中茂說，既然你這麼喜歡辛格，你就將這本書拿去吧。我知道，我如果再不接受，就是我矯情和虛偽了。由此，也讓我更加地感嘆，中茂，他真是一個八十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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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濱作品

1.《家國光影》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失落的巔峰：

中共六位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