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的白色革命
郭建龍，獨立作家、前財經記者、IT工程師
德黑蘭和大城市雖然都已世俗化，但是中小城市和鄉村之中，宗教氣氛還相當濃厚。如果世俗化能夠再維持幾十年，等這些宗教老保守都死絕了，那時伊朗就不會再走回頭路了。
事後，這些反對者回過頭來，才發現原來自己反對的東西也有著無數的成就，當年他們過於關注陰暗面，卻忽視了那些本該是光明的地方。
在伊朗，人們一直說「伊斯法罕半天下」。意思是，來到了伊斯法罕，就可以找到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商品。這裡曾經是中古時期塞爾柱帝國的首都，但對伊斯法罕影響最大的，則是近代的薩菲王朝。作為薩菲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擁有著全伊朗最大的廣場——伊瑪姆廣場（Imam Square），雖然個頭比不上中國的天安門廣場，卻比天安門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特色。
在這裡，你看不見任何的安檢儀和防爆器，也不會有排著長隊的身份證檢查和四處逡巡的便衣，這裡只有絡繹不絕的遊客和當地人。
伊斯法罕伊瑪姆廣場上的馬車。 郭建龍
這裡雖然是旅遊勝地，可一直沒有變成隔離的盛景，而是與當地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伊朗人是一個愛旅遊的民族，一到周末，往往一家人甚至幾家人約在一起，驅車數百公里找一個地方野餐，伊斯法罕的伊瑪姆廣場就是家庭聚餐的目的地之一。
每到夜晚，伊朗人會把廣場填得水泄不通，孩子們在噴泉里玩水，大人們鋪上一塊地毯開始晚餐，周圍的冰激凌小店生意興隆、薄利多銷。在廣場周邊是幾座歷史性的清真寺，以及一圈巨大的迴廊。迴廊兩側的店鋪里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用品和特殊的手工藝品。全伊朗最好的手工藝人在這裡都擁有著鋪面，他們在鋪子里創造和展示，藝術品還保持著全手工的傳統，即便已經成為旅遊中心，但價格依然合理，比起中國同類型但劣質的物品要低廉很多。
這裡最常見的工藝品是玻璃製品、駱駝骨製品、伊斯蘭特有的細密畫、在鐵質胎器上的星辰畫、銅雕、地毯和棉布。許多工匠都參加過國際大賽並獲了獎，如果是在中國，他們早已脫離了工藝的第一線，變成了各種各樣的導師和掮客，但在伊朗，他們仍然在默默地從事著終身職業。
在一家手工棉布店裡，我被店老闆拉進去。
店鋪里除了展示布匹之外，還有一架印染的機器，以及若干木頭的雕模。匠人們總是樂於設計新的圖案，他們把圖案先刻在雕模上，再通過傳統工藝上色，將圖案印在布匹上。
店老闆是位五十多歲的男人，他家已經好幾代人都從事這個職業，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他的父親。按照他介紹，當年在慶祝波斯帝國2500周年時，從國外蜂擁而來的各種王子王孫都來買他的布料。
說到這兒，他指了指了牆上的照片，在一塊長方形的區域內，懸掛著獲獎證書、媒體報道，還有家族的工作照。在照片中，我突然間看到了一個著裝時髦的女郎，驕傲著仰著頭。女郎留著長發，露著雙肩，穿著一條華麗的裙子，站在自由塔之下，與西方的現代女郎無異。
主人彷彿看到了我的目光方向，連忙解釋：這是巴列維國王時代伊朗女人的著裝，那是在革命之前，女人不用戴頭巾。他之所以掛這幅照片，是因為這位女郎所穿著的布料，就來自他家族的設計。
那時的女人就可以這樣穿著嗎？我問道。
那當然。他驕傲回答。伊朗的姑娘一直那麼漂亮，她們的容貌和穿著讓美國人看起來都跟猴子一樣。主人說著說著，就跑了調，開始回憶起革命之前的開放時刻，但隨後，又把失落的眼神拉了回來。
伊瑪目廣場巴扎內景。兩邊都是手工業店鋪。伊朗的手工業一直非常發達，即便革命和公有化也沒有摧毀它的基礎。與阿拉伯國家婦女待在家裡不同，伊朗的婦女雖然被逼迫戴上了頭巾，卻很喜歡拋頭露面逛街。 郭建龍
實際上，許多年紀大一點的伊朗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回憶起國王時期的某一個側面，他們在革命的潛意識裡已經認為不應該懷念那個時代，可是又總是忍不住想念一會兒，再回到現實之中。
我曾經問過伊朗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王領導的白色革命，和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都有什麼區別？我之所以這樣問，是想看伊朗人敢不敢說幾句白色革命的好話，或者對伊斯蘭革命進行一點反思。
但大部分伊朗人都會把話題岔開。在現在政權下，他們一個個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的高手。只有一位退休教師明確地告訴我：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你是想讓我否定伊斯蘭革命，誇獎白色革命。
面對我不置可否，他繼續說：這就是伊朗視角和外國視角的不同，你們看到了白色革命的好處，但我們卻知道它也有不少壞處。你們認為我們應該保留白色革命的成果，這一點我們同意，可我們希望在保留白色革命成果的同時，把壞處也克服掉。只是，到後來事情失控了，我們並沒有想到，為了克服壞處，反而把所有的成果（無論好的壞的）都一併丟棄了。
要想理解伊朗為什麼會從世俗化改革突然轉向極端保守，必須理解兩個事件，第一是伊朗的什葉派保守傳統，正是這些保守派作為主將，將國王和改革一起拋棄；第二個，則是伊朗國王發動的白色革命，這場革命意在發展伊朗，卻斷送了王朝本身。
於是，我把目光轉向了發生了四十多年前的第一場革命，它曾經那麼充滿希望，取得了不少成就，卻在革命情緒的裹挾下歸於失敗……
阿里卡普宮（Ali Qapu），位於伊瑪目廣場西側，由薩菲王朝的阿巴斯一世建於十七世紀初。正是在這裡，君主招待貴客，和外國使節。阿巴斯在這裡第一次慶祝納吾肉孜節（伊朗新年）。 郭建龍
▌王權之下的革命
公元1960年，在美國，年輕的肯尼迪當選總統，由此開始了美國的民權時代，人們把這當做偉大公民社會的新起點。
在肯尼迪的鼓勵下，伊朗的巴列維國王也發動了他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如果要按照暴力色彩來劃分一場運動到底是革命還是改革，那麼所謂白色革命，並不是一場真正的暴力革命事件，而只是一場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國王希望通過和平的手段實現社會的發展，徹底改變伊朗的舊面貌。
隨著石油問題的解決，政府財政收入有了保障，在石油美元的推動下，伊朗進入了一個快速變革時期。國王不失時機地發動這場自上而下的運動，要解決的問題有三個：世俗化、平權化和普遍繁榮。
具體改革中包括了幾項重要內容。最重要的一項是平權，特別是婦女權益。在國王的主持下，伊朗的女人第一次有了投票權，這是繼土耳其之後，中西亞穆斯林國家中第二個取得如此成就的政權。公元1967年，國王又推出了《家庭保護法》，更是限制男人的一夫多妻制和隨意離婚，給了婦女進一步保障。
要想平權的成果穩固，必須配合著進行另一項改革：文化運動。文化運動也是世俗化的關鍵所在。只有用現代科學取代了宗教精神，讓人們思考問題不是從宗教出發，而是回歸科學，才能防止整個社會重歸保守。
亞茲德廣場夜景。 郭建龍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在軍人中組成掃盲隊，到農村地區進行識字教育。在伊斯蘭國家中，伊朗至今仍然保持著非常高的識字率，大學生人數也位居前列。這一點也是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就。
為了鞏固社會改革，必須有經濟改革做後盾。如果一個人沒有足夠的經濟保障，他也不會想著去學文化和提高修養。
國王的經濟改革思路是：農業上要讓人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這就是平均地權。工商業保留了一部分國企，但更鼓勵私人發展。
他主張賣掉一部分國有工業，用這些錢來補償大地主，從大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再分給缺地和少地的農民。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會感到國王的土地改革很熟悉，公元1949年，當蔣介石跑到台灣地區之後，也實行過類似的土地改革，由政府從大地主手中贖買土地，提供給普通農民，這一招也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在鼓勵私人發展的同時，作為從集權國家脫胎而來的伊朗，國王仍然試圖保持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所以，在普通行業放開的同時，對自然資源則加強國有控制，防止私人過度佔有資源。另外，雖然鼓勵私人企業發展，但為了強調平權，要求工商業必須將利潤的20%分給職工。
從改革的條款看，雖然在國家控制上保持了一定的不徹底性，但伊朗的白色革命已經是中東和穆斯林世界最自由化、最尊重市場的改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亞非國家的改革往往採取的是社會主義模式，強調的是政府控制、國有企業，伊朗的改革能夠保持足夠的清醒，採取自由化和資本主義的方式，已經是異類。
這場革命即便到了今天，還有不少人扼腕嘆息。中國國內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如果不發生伊斯蘭革命，保持住白色革命的成果，伊朗的社會發展程度應該和義大利和土耳其不相上下，與西歐的差距小得多。
那麼，為什麼白色革命有這麼多人看好，到最後卻失敗了呢？這還要從革命具體的內容中尋找答案。
▌魔鬼藏在細節中
白色革命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在改革的執行中，卻出現了許多問題。
國王寄予希望最大的改革是平均地權。台灣地區也曾經做過類似的平均地權運動並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土地改革為什麼不如台灣呢？
兩者改革計劃有一點很重要的不同：伊朗是由國王先賣掉國有企業，拿到了現金，再用現金購買地主的土地，最後分給農民。台灣則沒有賣掉國有企業這一個環節，而是把國有企業的股份作價，直接用股票購買地主的土地。地主拿到的不是現金，只是股票。
就因為這一點點區別，讓台灣土改和伊朗土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台灣的做法簡單粗暴，購買一畝土地給多少股票都由政府說了算，地主實際上是吃了虧，但好處是政府在購買土地時不會存在缺錢的情況，易於推進。台灣的土改還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雖然地主沒有拿到現錢，但是拿到股票後逼迫他們變成了股東，為了方便股東買賣股票，台灣的證券市場慢慢地發展了起來。
而伊朗的做法看上去更公平，但操作起來卻過於複雜，國王賣不出去國企，就換不來錢，換不來錢就買不到土地，一環扣一環，任何一環出了差錯，都會影響接下來的步驟。到最後，國王的土改進行不下去了，進入了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農民們不僅不感激國王，反而嘲笑他說話不算數。
在工業方面，國王強迫企業將利潤的20%給職工，這也損害了企業的自主權，他也沒有得到企業主的好感。工商業與國王之間甚至變得越來越敵對。特別企業主普遍是保守派，他們更加讚賞強硬派的領導人，希望政府能夠對抗外國，保護國內企業，他們不喜歡國王投靠外國的做法。
即便是受到國王恩惠的婦女們也並沒有對他報以感激。在接受了教育之後，女人們早就忘記了當年沒有權利時的模樣，而是迅速看到了伊朗和西方的差距，她們渴望更多的權利。
知識女性的思維是這樣的：我們是被束縛的，而束縛我們的是伊朗的社會制度，伊朗社會制度的代言人就是國王，所以，我們要反對國王。
她們沒有想到，自己現在獲得的權利還沒有鞏固，首先要做的不是獲得新的權利，而是鞏固已獲得的權利。如果過於冒進的話，不僅新權利不來，老權利也會被重新剝奪。
當農民、商人、婦女們一起反對這個以浮誇、奢侈浪費聞名的國王時，白色革命的成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1971年的伊朗德黑蘭的女大學生們，1970年代後期，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 themuslimissue
▌被錯過的機會
事後，這些反對者回過頭來，才發現原來自己反對的東西也有著無數的成就，當年他們過於關注陰暗面，卻忽視了那些本該是光明的地方。
在國王主持的這二十年間，伊朗的確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如今的德黑蘭是一個巨大的都市，它位於厄爾布爾士山的南麓，越向北靠近山，坡度越大，地勢越高。在以前，古老的德黑蘭只佔據了現在德黑蘭的南部，國王的古列斯坦宮（Golestan Palace）、博物館等都在這片區域，在北方則是國王狩獵和郊遊的地方，有著大片的空地。
然而隨著伊朗經濟的發展，當年在巴扎（集市）里做生意的人大都發了大財，他們紛紛跑到德黑蘭北面買塊地皮蓋房子，結果德黑蘭的南區反而變成了窮人們居住的地方，而北區卻成了富人區，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從數字上看，伊朗也處於高速發展之中，伊朗的GDP在二十年里高速發展，超過了南美，甚至超過了土耳其，成了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而國王甚至一直認為伊朗即將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另外，國王建立了伊朗的現代軍隊。在歷史上，波斯的軍隊已經腐敗不堪，在戰爭中屢屢遭受敗績，國王從國外引進了大量的軍事技術，並培養了大批的軍官和軍士，構成了伊朗軍隊的骨幹。到了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正是用國王建設的軍事力量與伊拉克作戰的，並取得了初期巨大的勝利。後期伊朗更是以一國之力對抗整個世界，因為整個世界都在幫助伊拉克，但伊朗仍然堅持下來。這說明國王當初建設的軍隊雖然被嘲笑，卻已經非常強壯。
伊朗西北部的山頂城堡。這裡是伊朗愛國主義的象徵，表明伊朗抵禦俄羅斯和蘇聯人的決心。 郭建龍
但與別人只盯著國王的缺點相反，國王卻只看到了成就，沒有看到自己政策造成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經濟政策失敗。雖然不斷地強調私有經濟，但國王還是禁不住誘惑，搞了幾次七年計劃，大意是藉助政府的力量做一些大工程，但這些工程大都成了擺設。而政府花錢造成了官僚權力擴張，結果，伊朗人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有些人成了巨富，大部分人雖然日子也在變好過，但貧富差距卻在拉大。
當一個社會爆炸式發展時，所有的人都處於休克狀態，他們都有一個本能，想抵制變化，不管這些變化從長期來看是好是壞。伊朗人也走到了這樣的地步。
更何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恰好是一個左派橫行的時代，藉助國王改革的東風，從歐洲傳來的左派思想大肆入侵伊朗的校園，人們紛紛以嘲笑現政權為榮，國王才嘗到了社會變革的代價。
為了鎮壓左派思想，國王加強了社會控制，於是，統治機器的笨拙和粗暴又成了人們繼續嘲笑的對象。男大學生希望成為下一個反集權領袖，卻毫不在意自己的暴力傾向，女大學生認為伊朗女權還不夠發達，教授們則發現表現越左越受到學生們的歡迎，伊朗的學校成了左派的大本營。
就在左派們大肆嘲弄政府，而國王沉浸在白色革命成果中無法看清局勢時，他們都忽視了一支潛在的力量。
本來，在對待宗教保守主義的問題上，國王和左派們並沒有衝突。他們都認為，伊朗已經世俗化到足以抵擋宗教保守勢力的攻擊，都認為伊斯蘭教是中世紀殘餘，信奉伊斯蘭教的，往往是最沒有文化的人。
但是，他們卻忘記了，德黑蘭和大城市雖然都已世俗化，但是中小城市和鄉村之中，宗教氣氛還相當濃厚。如果世俗化能夠再維持幾十年，等這些宗教老保守都死絕了，那時伊朗就不會再走回頭路了。
亞茲德的拜火教神廟。拜火教是伊朗古老的宗教。 郭建龍
但到了公元1970年代，世俗化時間還太短，這些人不僅還沒死，反而因為老了被當成了德高望重。當國王和左派斗得不亦樂乎時，反而給了他們反撲的機會。
於是，伊朗突然之間來了一次大回潮，傳統中深深根植的什葉派思想再次洗劫了人們的頭腦。
*本文為郭建龍「伊朗行紀」第2篇，南都觀察將陸續推送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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