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王維生卒年考實
在唐代詩人的生平研究中，王維的生卒年研究，由於是最為棘手的一道難題，以致出現了「兄生弟後」、「兄弟雙胞胎」等多種說法，對此，拙著《王維新考論》第一章第二節、四節已有極翔實之辨析，此不具述。綜觀現所存見的王維資料（如中華書局版《王維資料彙編》）可知，若要較為準確地弄清楚王維的生卒年，有三個關鍵點是必須要把握的。即：（1）在沒有確切材料證實兩《唐書·王縉傳》所載王縉生年為誤時，王維的生年只能在其弟王縉之前，也即武則天聖歷三年（公元700年）前 ，否則，便會使「兄生弟後」說再次出現。（2）王維的卒年只能在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之前，因為王縉奉命「編竣」《王維集》與「隨表奉進」的時間，王縉《進王維集表》明確寫為「寶應二年正月七日」[1]。（3）王維的享年將近七十歲，其集中的「懸車」、「鳩杖」等典故之用，已將此交待得相當清楚。有鑒於此，本文特著眼於有關新的材料與新的角度，對王維生卒年予以重新考察，以旨在還原其歷史的真面目。
一、趙殿成《右丞年譜》的錯誤
現存最早記載王維卒年的材料，是兩《唐書·王維傳》。如《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維傳》云：「乾元二年七月卒。」《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則謂：「上元初卒，年六十一。」因之，有論者即將後者的「上元初卒」，據前者改為「上元二年七月卒」，並以之與「年六十一」相推，認為王維生於武則天長安元年（公元701年），卒於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亨年六十一歲。如清人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以下簡稱「《趙注》」）所附之《右丞年譜》，所持即為此說。《趙注》於所附《右丞年譜》（以下簡稱「《趙譜》」）中，乃如是寫道：
舊史稱右丞全歸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則雲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其系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詩，而邢濟為桂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則新史之說為優也。自上元二年起，逆數而前，至中宗長安元年，得六十一歲，故斷自是年始[2]（548）。
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各種文學史，所載王維之生年、卒年與享年，幾乎皆從《趙譜》之此說。其實，《趙譜》的這種認識是大有問題的。這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趙譜》未能舉出《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所載之王維卒年與享年的材料依據，難以令人相信；二是王維集中的《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以下簡稱「《狀》」）一文，不能作證王維的生卒年。
《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載王維「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雖然比《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維傳》之「乾元二年七月卒」較為具體（主要是增加了「年六十一」的享年記載），但卻無隻字材料交待，而《趙譜》將「上元初」具體為「上元二年」者，則明顯為錯誤。這是因為，以王維上元二年「年六十一」相推，為武則天（《趙譜》作「中宗」者誤）長安元年（公元701年），但據兩《唐書·王縉傳》可知，王縉生於武則天久視元年（公元700年），如此，作為兄長的王維就要比其大弟王縉早生一年，所謂「兄生弟後」者，即因此而始。這是王維生年不在上元二年的最有力證據。所以，《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載王維「上元初卒，年六十一」之不可相信，乃可肯定。
王維的《狀》文不能作證王維之生卒年者，是因為其中存在著兩個問題：一即文末的落款；一為王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的系尾時間。《狀》文的落款為「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臣王維狀進」，與唐制嚴重不符。據《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一》所載，可知問世於初唐時期的《貞觀令》，乃明文規定「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3]（1785），且這一規定還曾為李林甫等人所撰《唐六典》全盤接受。其云：「凡同事聯事及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親。凡皇親及諸軍功，兼注員外官。凡注官階卑而似高則曰『守』，階高而似卑則曰『行』。」[4]（28）此則表明，《狀》文落款中的「通議大夫」（散官）與「尚書右丞」（職事官，二者皆為「正第四品下階」），是不能用「守」字關聯的[5](460—475)。時為尚書右丞的王維對《貞觀令》與《唐六典》這兩部大唐法典，以常理揆之，本應是相當熟悉的，斷不至於在上書朝廷的《狀》文中出現如此錯誤[6](295—307)。這是此文的第一個矛盾。此文的第二個矛盾，是關於系尾的時間問題。雖然，《狀》文系尾有「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這一具體時間，但其中所述之內容，卻與有關事實明顯不符，因之，其是否出自王維手筆，實屬可疑[7](295—307)。此外，《狀》中也無隻字涉及王維當時乃在病中，或者是行將垂危，所以，這一系尾的一具體時間，只能表明《狀》文寫於是年，而不能用以作證王維卒於上元二年五月之後（此時間其實為誤，具體詳下）。換言之，若要證實王維的卒年確為上元二年，就必須以新的材料對其進行考察，而不是藉《狀》文之系尾時間以為。更何況，吳縝《新唐書糾繆》著眼於「糾謬」的角度，對王縉的「遷散騎常侍」這一任職，乃進行了徹底否定（詳下）。王縉既不曾任職散騎常侍，則《狀》文之「新授左散騎常侍」云云，也就成為了一座空中樓閣。
所以，《趙譜》認為王維生於「中宗長安元年」、卒於「上元二年」的認識為錯誤，也就自不待言。而由此誤又可知，兩《唐書·王維傳》關於王維卒年或享年的記載之不可靠，也就甚為清楚。
二、對王維享年的重新考察
趙譜對王維生卒年的認識既為錯誤，則其依之以推出的「得六十一歲」之結論，也就自然是不可相信的。其實，王維享年不為「六十一歲」，在一部王維集中，是有許多內證可以證實的，如《責躬薦弟表》即為其例。是文有云：
臣謬官華省，而弟遠守方州，外愧妨賢，內慚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為年。臣又逼近懸車，朝墓入地。」[8](126)
其中的「懸車」，典出班固《白虎通》之「臣七十懸車致仕者」，王維在《責躬薦弟表》中說「逼近懸車」者，是指自己行將致仕，也即快到七十歲了。唐代官員七十歲致仕，杜佑《通典》卷三十三、卷三十五，均有明確記載，如卷三十五有云：「大唐令，諸職事官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9](968)。這裡所說的「大唐令」，指的應是李林甫等人在開元十年奉旨撰著之《唐六典》，因為其於「吏部尚書」卷二乃有如是之載：「凡職事官……年七十以上應致仕，若齒力未衰，亦聽厘務。」[10](34)。正是因為唐廷對官員致仕的年齡有明文規定，故年歲稍長於王維的李邕，在《辭官歸滑州表》中乃說：
臣今茲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欹危。就木之時，不知幾日，懸車之歲，只有三年。」[11](18)
考陳思《寶刻叢編》卷五引《集古錄目》所收《唐淄川令裴大智碑》一文，結銜為「唐滑州刺史李邕撰」，並云：「碑以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立。」據此，知此文為李邕寫於開元二十九年的滑州任上。又據《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知滑州為「望」州，屬於「上」州（《通典》卷三十三《職官十五》），州刺史為「正四品下」（《新唐書》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即李邕所任滑州刺史為正四品下階，完全符合唐廷之職事官「五品以上（七十歲）致仕」的規定，故其乃上《辭官歸滑州表》於朝廷，向有司請求辭去滑州刺史一職[12](281—294)。而《表》文中的「臣今茲六十有七」、「懸車之歲，只有三年」云云，表明唐代官員「七十致仕」確屬是據「大唐令」以為，則「懸車」指七十歲者，自是無可懷疑。
又，白居易集中有《刑部尚書致仕》一詩，云：「十五年來洛下居，道緣俗累兩何如。迷路心回因象佛，宦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事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唯有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白居易集》卷三十七）詩題中之「致仕」與詩中之「懸車」，所表示的亦正是「七十致仕」之意。此詩開首「十五年來洛下居」之「十五年」，為白居易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河南尹（洛陽）及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間的總稱。據王拾遺《白居易生活系年》所考，白居易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事在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以此上推「十五年」，為會昌三年，亦即公元843年。是年，白居易七十二歲。白居易之所以在七十二歲時寫《刑部尚書致仕》一詩，是因為其雖然按照「大唐令」的規定（七十歲）致仕，但朝廷批准其致仕的詔書則是在後此（七十二歲）送達，即拖延了近兩年的時間，對此，《戲問牛司徒》一詩乃有專載：「抖擻塵纓捋白須，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醉舞狂歌有例無？」（《白居易集》卷三十七）其中的「不知詔下懸車後」七字，已將問題的始末說得相當明白。
李邕與白居易，一在王維之前，一在王維之後，二人均七十歲致仕的事實，表明《責躬薦弟表》中的「逼近懸車」之「懸車」，所指確為七十歲者，乃是可以肯定的[13](44—56),而其既為「逼近」，則王維寫是文之時為六十八歲，或者六十九歲，也就不言而喻。
又，王維集中有《春日上方即事》一詩，云：「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床。枊色春山映，花明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閑坐但焚香。」[14](303)其中的「鳩形將刻杖」，所指為「王杖」，典出《後漢書》卷九十《禮儀志中》，也是「七十」之謂。其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15](1389)此即官員「七十授王杖」之始。據朱紅林《漢代「七十賜杖」制度及相關問題考辨—張家山漢簡<傅律>初探》一文所考，漢代的這種「七十賜杖」制度，乃是承秦制而為，且在漢代又略有變化：漢初為七十賜杖，文、景、宣三帝為八十以上，至成帝時又恢復為「七十賜杖」。[16](61—65)待到李唐之際，這種「七十賜杖」制度又有所改易，對此，唐玄宗《老人賜几杖鳩杖敕》一文已有記載，云：「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已上，宜賜鳩杖，所司準式。天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遂穩便設酒食，一準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於其家。」[17](460)。將「賜鳩杖」的年歲，提高到與漢文帝、漢景帝、漢宣帝三朝相當。雖然如此，但王維《春日上方即事》中的「鳩形將刻杖」，所指應為「年七十賜杖」的漢制，若為唐玄宗《敕》文之所言，則「鳩形將刻杖」就表明王維當時已年近八十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即是說，王維此詩中的「鳩形將刻杖」，與《責躬薦弟表》中的「逼近懸車」一樣，所反映的都是王維寫此詩時已年近七十歲了。
以上的考察表明，王維享年是絕非如《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所載之「年六十一」的，而是在「逼近懸車」與「將刻杖」之際，也就是年近七十歲。如具體以言，其若非為六十八歲，就必為六十九歲。
三、從代宗《答詔》考王維卒年
公元七六二年四月，太子李豫在長安即皇帝位，是為唐代宗，並改元廣德。據有關資料記載，李豫即皇帝位未久，即做了兩件與當時詩人頗具關聯之事，其一是詔令李白為左拾遺，其二是下詔命王縉編輯乃兄王維的詩文集。對於前者，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李白傳》等，均有記載，可參看，此不具引。對於後者，上引《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維傳》則有所載，其云：
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18](5053)。
《舊唐書》的這一記載，雖然主要是據王縉《進王摩詰文集表》、唐代宗《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王縉表上答詔》二文而為，但卻多有錯誤，如認為「代宗時，縉為宰相」即為其一。
按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首所附王縉《進王摩詰文集表》一文有云：「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止，令臣進亡兄故尚右丞維文章，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為文未嘗廢業，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奉進，曲承天鑒。……頓首謹言。」是文又為《全唐文》卷三七○著錄，但題作《進王維集表》，且於「頓首謹言」後，較《進王摩詰文集表》多出了「寶應二年正月七日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縉表上」二十九字[19](3757)。這二十九字的存在表明，王縉「編綴」王維集的時間，乃在寶應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初七之前，也即「編竣」於寶應元年十二月底或其前，待至第二年「正月七日」，王縉即將所編「隨表奉進」。如此，《表》中的「中使王承華奉宣」、王縉「退而編錄」者，即可知皆在寶應元年（公元762年）。而據《新唐書》卷六十二《宰相表中》所載，王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在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如此，則《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維傳》所載之「代宗時，縉為宰相」云云，乃屬錯誤。即是說，王縉寶應二年正月之前奉命「編錄」王維集，以及在是年「正月初七日」將所編王維集「隨表奉進」時所任之官職，乃為「尚書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而非是「縉為宰相」。
王縉奉唐代宗之命「退而編錄」王維集的時間，既可準確獲知在寶應元年，則王維之卒於是年或是年之前者，便可肯定。據兩《唐書·代宗本紀》所載 ，李豫即皇帝位在寶應元年四月，而王縉「編竣」王維集的時間又在寶應元年十二月底，代宗詔令王縉編王維集在是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間，當乃無疑。而寶應元年之前，依序為唐肅宗上元二年、上元元年，《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載王維「上元初卒」者，所指即為此兩年。按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既然只有兩年，則「上元初」顯然就只能是指上元元年，而非為上元二年，但作如此認識，卻又與上引《責躬薦弟表》之末所署「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這一具體時間相衝突。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則是，《責躬薦弟表》所存在的疑點甚多，如「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竭力守城，臣即陷賊中，苟且延命」一段文字，即為其例。此段文字表明，王縉在任蜀州刺史前，曾牧守太原五年，但實際的情況幾乎與此完全相悖。首先是王縉牧守太原的時間。《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於大曆三年八月云：「庚午，河東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京雲卒。……齊國公王縉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軍節度。」又於大曆五年四月云：「庚申，宰臣太原尹王縉入朝。」又於大曆五年七月云：「以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大夫薛兼訓為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20](290—297)。合勘此三者，知王縉代辛京云為太原尹於大曆三年八月，薛謙訓又代王縉為太原尹於大曆五年四月，即王縉牧守太原的時間實際上不足兩年，與《責躬薦弟表》中所言之「太原五年」，乃有三年多之隔。
再看王縉為蜀州刺史的問題。杜甫在成都期間，曾寫過一首《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郞》詩，其題下有注云：「王時為蜀牧。」這位牧蜀的「王侍郞」，注家蔡夢弼認為「乃王維之弟縉也」（《千家注杜詩》卷八）。但錢謙益《錢注杜詩》卷十一、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九、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卷七等，均認為王縉「未嘗牧蜀」，特別是潘檉章《杜詩博議》引吳縝《新唐書糾繆》之所辨，不僅認為王縉「未嘗歷蜀州」，而且也不曾「遷散騎常侍」（此針對王維《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一文而發），從而將蔡夢弼的「乃王維之弟縉」說予以徹底推翻[21](281—294)。
雖然如此，但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八皇甫澈《四相詩序》卻又如是寫道：「蜀州刺史廳壁記，居相位者前後四公，謨明弼諧，遷轉歷此，顧已無取，忝跡於斯，景行遺烈，嗟嘆之不足也。謹述其行事，詠其體美，庶將來君子，知朝之德云爾。」[22](735—736)。其中的「四公」或「四相」，依次為：張柬之、鍾紹京、李峴、王縉。據兩《唐書·肅宗紀》、《資治通鑒·唐紀》、《冊府元龜》卷三一七所載可知，李峴為蜀州刺史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而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郞》詩則表明王縉牧蜀（此承蔡夢弼說）在上元元年，即王縉乃繼李峴而為蜀州刺史。但作如此認識，卻又與高適任蜀州刺史的時間大相衝突，因為據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周勛初《高適年譜》可知，高適為蜀州刺史在上元元年至二年。正因此，郁賢皓《唐刺史考》乃將王縉刺蜀的時間前移，即其在無任何材料支撐的情況下，乃將王縉刺蜀的時間定為「約乾元中」，但郁《考》殊不知如此一來，不僅與皇甫澈《四相詩序》所言「四相」之次序相違背（王縉本在李峴之後，郁《考》則使之在李峴之前，且無任何依據），而且也與王維《責躬薦弟表》中的「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一段文字嚴重不符。此為其一。其二，皇甫澈《四相詩序》之王縉詩，《唐詩紀事》卷十六、《全唐詩》卷一二九《王縉集》均無載。其三、據《唐刺史考·蜀州》可知，在王縉與皇甫澈之間的蜀州刺史凡七人，即：李峴、高適、李勇、章仇某、李嶧、李漸、韓洄。據考，此七人有詩存《全唐詩》者，僅為李峴（卷二一五）與高適（卷二一一至卷二一四），但二人詩中均無隻字與「四相詩」相涉。其四，「四相」之李峴、王縉外，另二相即張柬之、鍾紹京，《全唐詩》無鍾紹京詩，卷九十九雖然著錄張柬之詩6首，但卻無與蜀州刺史廳相涉者。綜此四者，皇甫澈《四相詩》實屬可疑，則其不能作證王縉曾為蜀州刺史者，即可肯定。
綜合以上兩方面的考察，可知王縉是不曾為蜀州刺史的，或者其所任「蜀州」乃為它州之誤。如此，《責躬薦弟表》落款之「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這一具體時間，不能作為王維卒於上元二年五月或其後的證據，也就明若觀火。所以，關於王維的卒年，只能依據唐代宗的詔令，將其定在王縉編王維集的寶應元年之前。按，王維集中有《送邢桂州》一詩，云：
鐃吹宣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心[23](295)。
詩題中的「邢桂州」，《趙注》卷八認為即邢濟，可從，但其系此詩作年於上元二年者，則不的。《舊唐書》卷九十五《李范傳》有云：「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融謂金吾將軍邢濟曰……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此即《趙注》之所本，實則為誤。考《資治通鑒》卷二二一《唐紀三十七》於上元元年云：「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又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云：「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之。」[24](1511)。 經考察，可知《資治通鑒》之此載，乃是綜合《新唐書》卷六《肅宗紀》、卷二二二中《南蠻下·西原蠻》之所載而為，可以據信。邢濟上元元年六月既已「破西原蠻二十萬眾」，則其赴任桂州的時間，就可肯定是在此之前。而蕭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一文，則是極有助從中窺知此一信息的。其有云：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唯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署方起，大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眾悅是皋，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之途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仆以渭陽之故，而首序雲[25](3598)。
據此文所載，可獲知如是幾點：（1）邢濟赴任之前，桂州乃是「郡久曠官」；（2）邢濟以御史中丞銜出任桂州刺史，是在「郡久曠官」之時；（3）邢濟此行赴任桂州的時間為「五月維夏」；（4）邢濟此行南下，乃始程於長安，且送行者是「眾悅是皋，而傷此行」。以此四點，勘之上引《資治通鑒》卷二二一之所載，可知邢濟自長安赴任桂州的時間，是必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五月之際的。這是因為，邢濟只有在上元元年的前一年（即乾元二年）夏五月赴任桂州，其才能於第二年（即上元元年）的六月「破西原蠻二十萬眾」，若在當年的夏五月赴任，其顯然是不可能於六月「破西原蠻二十萬眾」的。邢濟在長安始程南下時，王維即寫了《送邢桂州》一詩以送。此則表明，蕭昕《序》所言「眾悅是皋，而傷此行」之「眾」者，是包括王維其人其詩在內的，而王維詩中「風波下洞庭」之所寫，與蕭《序》「涉沅湘風濤之壯」相契合者，又可為之佐證。又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七《嶺南道·桂州》所載 ，桂州「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五里」，以唐律規定「馬日行七十里」計之，邢濟由長安到桂州全程需兩個月左右，其到達桂州時就當在秋八月前後，待於第二年（上元元年）六月，即乃「破西原蠻二十萬眾」。如此，則又可明確獲知如是兩點：（1）王維《送邢桂州》寫於乾元二年五月，作地為長安；（2）此詩首句「鐃吹宣京口」之「京口」，所指非為地處長江之京口，而應作「京郊」或者「京之路口」解。
現既知王維《送邢桂州》的正確作年為乾元二年五月，以此合勘王縉奉唐代宗詔令「編竣」王維集之時間（寶應元年），以及《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王維傳》載王維「上元初卒」，可知王維的卒年，當以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為是。如此，則《狀》文的系尾時間「上元二年五月」，就必為「上元元年五月」之訛，而造成此之訛者，當為抄手或者刻工所致。
四、王維詩文中的生年線索
王維既卒於上元元年，以此勘之其「逼近懸車」的六十八歲（或者六十九歲），則其生年就當在武則天長壽二年（公元693年），或者長壽元年（公元692年）。即以武則天長壽二年言，《責躬薦弟表》就當與《送邢桂州》、《狀》文寫於同一年，即上元元年，也就是王維人生之旅的最後一年。而王維長壽二年的這一生年，又與其集中有關詩文之所寫，甚為扣合，如《與魏居士書》即為其一。是文有云：
仆年俱六十，足力不強，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谷。賑施窮窘，偷祿自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眾，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年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謗於高賢也，略陳起予，唯審圖之[26](65)。
其中的「仆年俱六十」，表明王維寫此文時，已年滿六十了。《詩·小雅·節南山》：「民具爾瞻。」鄭玄注云：「具，俱。」[27](440)《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禮舉儀具。」薛綜注云：「具，足也。」[28](56)。由武則天長壽二年合勘「年俱六十」，為唐玄宗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此即《與魏居士書》一文的作年。是年，王維在長安供職文部郎中，其集中的《敕賜百官櫻桃》詩即寫於是時，此詩題下有注云：「時為文部郎中」。詩云：「芙蓉關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才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園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熟，大官還有蔗漿寒。」[29](141)考《資治通鑒》卷二一六於天寶十一載三月有云：「乙巳，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30]( 1471)據此，知王維之所以於《敕賜百官櫻桃》題下作「時為文部郎中」之注者，是意在表明此詩之作，乃為「改吏部為文部」的天寶十一載的仲夏。是年，王維五十九歲。待至翌年六十歲之時，即寫了《與魏居士書》，故文中乃有「仆年俱六十」之謂。或有據文中之「偷祿自活，誠罪人也」云云，認為王維此文寫於「乾元元年春之後或二年」者，實則不的[31](44—56)。由天寶十二載至上元元年，其間凡七年，而在此七年中，王維之生平行事，皆歷歷可數，清楚而明白。
王維集中又有《哭祖六自虛》一詩，其題下有注云：「時年十八。」若此注不誤，即表明這首詩的作年乃在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此詩雖然長達六十四句，但其內容實則由兩部分所組成，即一為對祖自虛品行、才華等之讚美；一為對作者與祖自虛交往之追憶。其中有云：
本家清渭曲，歸葬舊瑩邊。永去長安道，徒聞京兆阡。旌車出郊甸，鄉國隱雲天。……
念昔同攜手，風期不暫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未省音容間，那堪生死遷。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滿地傳都賦，傾朝看葯船。群公咸屬目，微物敢齊肩。……為善吾無矣，知音子絕焉。琴聲縱不沒，終亦斷悲弦[32](330)。
所引前六句，表明祖自虛乃卒於長安，因家貧而只得「歸葬舊瑩邊」。後十六句之所寫，是謂王維與祖自虛相識長安後，曾一度「南山俱隱逸」，之後「東洛類神仙」，二人之交誼雖然如同伯牙與鍾子期，但卻「終亦斷悲弦」。而此等經歷，正王維開元前之所為。對此，《過始皇墓》一詩又可為之佐證。此詩中之所寫，雖然為王維對始皇墓的憑弔，但所反映的實則為其功名無著時的一種無奈心境。斯時，友人祖自虛已死兩年，而王維在這兩年之長安卻一無所獲，因而乃有始皇墓之謁。此詩題下有小字注，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十作「時年十五」，《文苑英華》卷三○六作「時年二十」，並有注云：「集作十五。」其中之「集」，所指為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從版本學的角度言，《文苑英華》的成書年代，早於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問世約百年左右，且其著錄王維詩文所依之底本，又為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底本的底本（稿本）[33]( 41—46)，則其「時年二十」之注，自然是較「集作十五」更具版本學價值的。如此 ，王維在其「時年二十」之際，寫《過始皇墓》也就甚為清楚。王維「時年二十」，為唐睿宗太極元年（公元712年），翌年，因「玄武門之變」（又稱「唐隆之變」），李隆基即皇帝位，並改元開元。自開元初年始，青年時期的王維在長安的困境，才逐漸有所改變。
又，王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有云：「沙帽烏皮幾，閑居懶賦詩。門看五柳識，年算六身如。靈壽君王持，雕胡弟子吹。空勞酒食饌，持底解人頤。」[34](155)其中的「年算六身如」五字，與王維的生年頗具關聯。「六身」一詞，典出《左傳·襄公三十年》，云：
晉焯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文士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35](119)
師曠、史趙、文士伯三人的回答，雖然說法各一，但所指年歲則大體一致，即與「絳縣人」所說「四百有四十五甲子」（七十四歲）是基本相同的。其中，師曠是明言「七十三年矣」；文士伯的「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若以一年360天計，為七十四歲；而史趙所言「亥有二首六身，下如二身」，雖為王維化用為「年算六身如」，其實也是七十歲或七十餘歲之意。正因為三人所言大體相同，故《左傳·襄公三十年》之此載，即廣為唐人於詩文中所採用，如初唐詩人李嶠《為王及善請致仕表》一文，即為其例。是文有云：「臣及善言……二首六身，甲子催其歲月；百骸九核，寒溫煎其骨髓。」（《全唐文》卷二四五）又其《神龍歷序》有云：「亥有二首，方聞絳者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強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也。」（《全唐文》卷二四七）這兩例中的「二首六身」、「亥有二首」，意皆相同，即所指均為七十歲之謂也。正因為是七十歲，即已到了唐律規定的致仕之齡（詳上），故李嶠乃為王及善代寫了這篇「致仕表」。而此，則為唐代官吏「七十致仕」的又一顯證。王維寫《慕容承攜素饌見過》時既已年近七十，以其卒年為上元元年推之，其生年為長壽二年，已殆無疑義。
所以，本文對於王維生、卒、享年的結論為：王維生於生於武則天長壽二年（公元693年），卒於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享年六十八歲。
注釋：
[1]關於王縉在王維卒後奉命編輯王維集之史況，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首附王縉《進王摩詰文集表》、唐代宗《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王縉表上答詔》二文乃有載，可參看。又，《全唐文》卷三七○著錄王縉《進王維集表》，於「頓首謹言」後，有「寶應二年正月七日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縉表上」云云，表明王縉將編竣之王維集「隨表奉進」朝廷者，乃在「寶應二年正月七日」，如此，則王維卒年是絕不可超出這一具體時間的。
[2]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附錄四《右丞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
[3]劉昫等《舊唐書》四十二《地理志一》，中華書局1975年版。
[4]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尚書吏部」卷二，中華書局1992年版。
[5]若用「守」字關聯，必須是職事官的品階高於散官，對此，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說明張曲江集附錄誥命的錯誤》一文已言之甚詳，可參看，此不具引。岑文載《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關於王維《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中所存在的問題，另可具體參見拙作《關於王維的三篇散文》一文，載《唐代詩文論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7]具體參見拙著《唐代詩文論集》之《王維的三篇散文》一文，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
[8]王維《責躬薦弟表》，《王摩詰文集》卷三，《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9]杜佑《通典》卷三十五《職官十七》，中華書局1988年版。
[10]李林甫等《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版。
[11]李邕《辭官歸滑州表》，《李北海集》卷二，《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
[12]關於李邕赴任滑州刺史與辭滑州刺史之始末，具體參見拙作《李邕及其散文考論》一文，載《唐代詩文論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13]唐代因特殊原因或提前或退後致仕者，均不在此列，具體參見拙著《王維新考論》第一章第四節，黃山書社2008年版。
[14]王維《春日上方即事》，《王摩詰文集》卷九，《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15]范曄《後漢書》卷九十《禮儀志中》，嶽麓書社1994年版。
[16]朱紅林《漢代「七十賜杖」制度及相關問題考辨——張家山漢簡<傅律>初探》，《東南文化》2006年4期。
[17]唐玄宗《老人賜几杖鳩杖敕》，《唐大詔令集》卷八十《養老》，中華書局1959年版。
[18]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四○下《文苑下·王維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
[19]王縉《進王維集表》，《全唐文》卷三七○，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20]劉昫等《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版。
[21]以上關於錢謙益《錢注杜詩》等諸家之說，具體參見拙著《唐代詩文論集》之《關於杜甫的三篇散文》一文，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2]皇甫澈《四相詩並序》，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23]王維《送邢桂州》，《王摩詰文集》卷九，《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
[24]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二一《唐紀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25]蕭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全唐文》卷三五五，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26]王維《與魏居士書》，《王摩詰文集》卷二，《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第65頁。
[27]鄭玄箋、孔頴達等疏《毛詩正義》卷十二之一，上海古籍出版1997年影印本。
[28]張衡《東京賦》，《文選》卷三，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本。
[29]王維《敕賜百官櫻桃》，《王摩詰文集》卷四，《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0]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唐紀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31]具體參見拙著《王維新考論》第一章第四節，黃山書社2008年版。
[32]王維《哭祖六自虛》，《王摩詰文集》卷十，《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3]具體參見拙作（與人合作）《宋本王維集考述》一文，載《南都學壇》2017年5期。
[34]王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王摩詰文集》卷四，《宋蜀本唐人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5]轉引自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
（本文原載《山西師大學報》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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