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籍」到「域外漢籍」
以漢唐為標誌的中國文化曾經惠及四鄰、澤被東亞，由民族文化發展為區域文化乃至國際文化。時逢中華民族崛起之盛世，際會傳統文化復興之佳季，追尋漢風唐韻之海外流緒，大致可分三個層次：(1)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傳播；(2)中國文化對域外文化的影響；(3)中國文化激發域外文化的創新。中國文化對域外的影響由衣裳而化為肌膚，再溶為骨骼與血肉，是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歷程。因之，我們的研究不能淺嘗輒止，停留在第一層次，或躊躇於第二層次，應該深入至第三層次，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國文化的國際化意蘊。本文從「漢籍」的辭彙考源人手，考察中國典籍流播東亞並激發周邊地區模仿與創新的機制，從而催生「域外漢籍」誕生這—文化交流現象。
一、書籍之路
大而言之，中國文化包含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以絲綢為典型標誌，在東西方之間架構起「絲綢之路」；後者以書籍為主要載體，在東亞地區開闢出「書籍之路」。尤其在中日之間，由於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暫，近代以前人員往來極度稀少，書籍遂成為日本汲取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
以書籍為主線追蹤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國內外學術界已經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比如，北京大學嚴紹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搜括日本所存的中國古籍萬餘種，屬於第一層次經典；再如，王勇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考索中國典籍對日本的多維影響，歸為第二層次作品。至於第三層次，雖然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歷代學人用漢文撰寫了大量書籍，其總量或以萬計，卻尚未見規範整理和系統研究。
中外學者的大量研究成果顯示，書籍之路並非中國文化一味輸出的單行道。五代開始的「佚書迴流」證明這是一條互有往來的雙通道，倘若以東亞視域來考察，或許稱之為「環流」更為貼切。亦即在東亞區域內，書籍交流呈現循環往複、縱橫交錯的多層次立體樣態。進而言之，文化交流的真諦不僅在於傳播的廣度，更體現在影響的深度。以書籍為例，域外人士通過閱讀中國典籍而受其熏陶或獲得靈感，遂激發模仿與創新的慾念，取范漢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聲，營造出嶄新的文明景觀。這既是書籍之路在空間的拓伸，也是中國文化國際化意蘊的展現。近年「域外漢籍」研究的勃興，說明學界開始關注這一領域。
二、域外漢籍
「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至今不過30年。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台灣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多次舉辦「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此開風氣之先，「以往漢學家們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領域，逐漸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這一時期台灣學者開拓甚勤，造勢最力。如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說全集》，陳慶浩、王三慶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加上其後王三慶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為「域外漢文小說」研究奠定了基礎。
大陸方面雖起步稍晚，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迎頭追趕，推出一系列原創成果，此為第一期；進入21世紀呈後來居上之勢，無論研究思路抑或涉獵範圍以及成果數量和質量，逐漸佔據中心並引領學界潮流，是為第二期。下面依次簡述之。
先看第一期。1989年杭州大學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重點定位於「以書籍為紐帶的中日文化交流」。1990年出版的陸堅、王勇主編的《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提出了漢籍研究三要素，即海外佚書、中國典籍的影響、域外典籍。1992年出版的王勇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倡導「漢籍宏觀研究」，設「漢籍宏觀研究鳥瞰」專章探討日本的漢文典籍；1997年王寶平出版《中國館藏日人漢文書目》，收錄總數達2671種，基本網羅了留存中國的日本漢籍；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項目「中國翻刻的日本漢籍」，成果彙編成《中國館藏華刻本目錄》，收錄376種。在此基礎上，王勇提出「書籍之路」構想，力圖構建東亞文化交流新模式。
再看第二期。2000年南京大學成立域外漢籍研究所，自2005年張伯偉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陸續問世，把域外漢籍研究推向一個高潮。會議方面，2006年浙江工商大學與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日本漢文學研究」國家基地聯袂舉辦「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比利時、泰國、越南的國外學者達41名，「域外漢籍」是會議熱點之一；2007年南京大學召開「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外八十餘名學者匯聚一堂，探討涉及「域外漢籍」方方面面的問題。項目方面，2002年上海師範大學孫遜領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域外漢文小說整理與研究」，2006年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主持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工程。文獻整理方面.2008年人民出版社與西南師大出版社聯手打造《域外漢籍珍本文庫》，2010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2011年《域外漢文小說大系》、《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分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研究著作方面，王曉平著《亞洲漢文學》、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呂浩著《篆隸萬象名義研究》、金成宇著《域外漢籍叢考》、張伯偉著《東亞漢籍研究論集》、王勇編《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等先後問世。
由此可知，域外漢籍研究發軔於中國台灣而盛行於大陸，由小說為主而擴展至經史子集，從學術興趣而提升至國家行為，從而催生出一門嶄新的學科。
三、仁智各見
「域外漢籍」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雖然誕生伊始，但已呈顯學之勢。各路精英學術背景既不同，概念定義自相異。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屆會議論文集中開宗明義地歸納會議的三個主題為：「(一)有關中國域外漢籍的流傳、出版與版本等問題的；(二)有關中國域外漢籍現存情形與研究概況等問題的；(三)有關中國域外漢籍史料價值以及中國與亞洲各國當年關係等問題的。」王勇於1990年撰寫的《漢籍與漢字文化圈》一文對「域外漢籍」詮釋如下：「漢字文化圈諸國在攝取和消化中國文化的同時，歷代留下大量漢文典籍，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漢籍，不斷豐富著漢字文化的內涵。域外漢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發掘的寶庫，其中蘊藏著令人驚嘆的漢文化遺產……域外漢籍既與中國文化一脈相承，又與本土文化血肉相連，這無疑是漢籍研究的一個全新的領域。」
進入2l世紀後，域外漢籍研究漸成氣候，吸引各專業學者參與其中，尤其是文獻學、歷史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各自依託自身擅長的專業對「域外漢籍」作了獨到的釋義。如南京大學中文系張伯偉教授把域外漢籍概括為三類：「1.歷史上域外人士用漢文書寫的典籍，這些人包括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馬來半島等地的知識人，以及十七世紀以來歐美的傳教士；2.中國漢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現存的中國古籍的和刻本、朝鮮本、越南本等，以及許多域外人士對中國古籍的選本、注本和評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國漢文古籍。」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持編撰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其《編纂凡例》也框定了三部分內容：(1)中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述；(2)域外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3)原採用漢字的國家和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
兩相比較，雖然排列次序有所不同，「域外所存的中國典籍」、「域外刊刻抄寫的中國典籍」屬於基本相同義項，而「域外人士撰寫的漢文著作」則稍有不同，即《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收錄僅限於「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若從「域外漢籍」作為獨立的學科、新辟的領域來考量，上述定義尚有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域外所存的中國典籍」。中國典籍至遲在兩漢已然形成專學，從漢儒到宋學再到樸學，數千年來師承有序；由校讎及訓詁至考據，學風蔚然成型。這裡所指的「域外」僅僅是個空間概念，以此類推的話，既然同一本書籍按收藏國而別為「日本漢籍」、「韓國漢籍」、「越南漢籍」等，那麼是否也可按存放地區而分成「北京漢籍」、「浙江漢籍」、「福建漢籍」等等?竊以為同一種書因分置不同地域，不足於將其另立門戶。而且我們知道，有些域外漢籍如靜嘉堂的「皕宋樓」舊藏之類是近代甚至現代才作為商品流出海外的，作為「中國漢籍」研究才順理成章。
其二，「域外刊刻抄寫的中國典籍」。張伯偉提到包括「域外人士對中國古籍的選本、注本和評本」，《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還增加了「注釋」本，即所謂的和刻本、朝鮮本、越南本之類。據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中國典籍在日本刊刻分「和刻本」與「翻刻本」兩種，原書的白文再刻本屬翻刻本，再刻時添加訓點、假名則為和刻本；再刻時添加的音符、旁批、頭注等超過—定限度，或書名冠以「改訂」、「增補，』、「景印」之類，一概算作「日本漢籍」。和刻本大抵居於中國漢籍與日本漢籍之間，據筆者經眼，有些冠以「景印」而歸為「日本漢籍」者，本文一如原書；有些書名照舊而劃入「和刻本」者，不僅增加序跋，甚至增刪作品或添加圖版。因此辨別困難，不妨單獨立項為宜。
其三，「域外人士撰寫的漢文著作」。張伯偉介紹說，日本學者往往將此類典籍稱作「准漢籍」，然而這種說法在日本學術界並非主流。雖然有些熟悉中國文獻學的學者把日本漢籍稱作「准漢籍」以對應正統的中國漢籍；但也有些日本學者著眼於本土文化，將本國人士撰著的漢文書籍從文體上區分為「純漢籍」與「准漢籍」，前者一依漢文規範，後者夾雜日語文法。在日本享譽漢學研究重鎮的二松學舍大學.2004年獲准創建全國唯一的「日本漢文學研究」國家基地，其標誌性成果是構建了「日本漢文文獻目錄」資料庫，按「日本漢文」、「和刻本漢籍」、「准漢籍」分類，對「准漢籍」定義如下：「漢籍本文經日本人加工，從而改變了原本的形態……比之和刻本漢籍，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為明顯，所以更接近日本漢文」。這大概是目前日本學術界最專業、最權威的定義。據此，「漢籍」與「日本漢文」是對應概念，「和刻本漢籍」類乎「漢籍」，「准漢籍」則接近「日本漢文」。至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所稱域外漢籍限於「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從內容的角度看，數以萬計的日本漢文典籍基本多屬中日文化交融的結晶，欲分辨是否「與漢文化有關」幾乎不太可能。
在上述三種「域外漢籍」中，張伯偉認為主體是第一類，即「域外人士用漢文撰寫的各種思想、歷史、文學、宗教、藝術等方面的典籍」，這也是筆者主張應該重點研究的第三層次。如果將留存海外的中國典籍比喻為「衣裳」，和刻本類乎「肌膚」，那麼日本漢籍相當於「骨骼與血肉」——雖屬日本土生土長，但隱藏著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
四、「漢籍」新釋
如前所述，「域外所存的中國典籍」之「域外」是個空間定語，表示「漢籍」的存儲地；「域外人士撰寫的漢文著作」之「域外」是行為主語的一部分，表示「漢籍」創作者的國籍。前者重在「漢籍」，後者要在「域外」，兩者不可等量齊觀而置於同一平台。既然這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我們不妨在時空軸中為之重新詮釋定義。
「域外漢籍」誕生不久，業外人士或許覺得陌生；至於「漢籍」兩字，大概都耳熟能詳。其實「漢籍」的古義失傳已久，而現在使用的概念有可能是近代舶來之物。筆者曾探其由來，先查《現代漢語詞典》、《古漢語詞典》，繼翻《辭海》、《辭源》，再閱《中國古文獻辭典》《康熙字典》，均未見收錄。追蹤至《漢語大詞典》、《中文大辭典》，終於如願以償，但釋義頗令人意外。如《漢語大詞典》有兩個釋項：(1)漢代典籍；(2)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稱中國漢文典籍。也就是說，「漢籍」的原意指漢代的典籍，猶如「唐詩」指唐代之詩、「宋詞」稱宋代之詞，此處的「漢」是朝代名而非國家或民族名。《中文大辭典》在此義項引《宋書·歷志》：「遠考唐典，近征漢籍。」這是祖沖之上表文中的一段，以上古之「唐典」對應近代之「漢籍」。據筆者考索，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漢代揚雄《答劉歆書》：「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夫。」這個義項傳承至唐宋，元明以後日漸式微，迨及近代而遭遺忘。
大略在古漢語「漢籍」逐漸消亡之際，日本辭彙「漢籍」傳人中國。推想開始僅在涉日人員等小範圍流傳，真正進入大眾視野則是比較晚近的事了。如清人姚文棟在《答近出東洋古書問》中提到：日本富藏中國古書，「而明治維新以後，西學興而漢籍替，世祿廢而學士貧，將不能保其所有，其流落歸於澌滅者，翹足可待也」。再如清末大儒章太炎在《文學略論》中責難日本學人讀書偏頗：「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庸》以後之書耳，魏晉盛唐之遺文，已多廢閣。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雖或略觀大意，訓詁文義，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學耳。」考兩人行實，姚文棟1881年曾出使日本，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東渡，他們以「漢籍」指稱中國典籍，顯然帶著些日本學界的色彩。
在日本語境中，「漢籍」大致有以下幾個義項：(1)相對「國書」(日本人撰寫的書籍)而言，指中國人撰寫的漢文典籍，這是狹義的；(2)相對「和書」(用假名撰寫的書籍)而言，包括日本的漢文典籍，這是廣義的；(3)相對「佛書」而言，指佛學以外的漢文書籍，尤其指儒學典籍。舉例來說，日本人讀「漢籍」多用長安一帶的「漢音」，誦「佛經」則多用江南一帶的「吳音」，兩者涇渭分明，絕不混淆。
然而，這個辭彙_旦在中國落地生根，馬上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與日本「漢籍」的原意漸行漸遠。姚文棟所言「漢籍」，相對於「西學」著作；章太炎所言「漢籍」，也與西學相對。時至今日，中日兩國學者聚集一堂談論「漢籍」，往往南轅北轍，甚至產生摩擦。
概言之，中國目前使用的「漢籍」既傳承古漢語基因，又吸納日語詞血液，經揚棄而創製出一個新詞——不僅包括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還涵蓋佛經及章疏、變文之類，甚至有人建議將簡帛、碑刻、尺牘、圖贊之屬，凡傳遞漢字文化信息之載體盡納其中，以構建面向未來的新漢字文化圈。
「漢籍」從中國傳播到東亞，又從域外回饋至中華，再經國內學者呵護，升華擴容為超越時空的新概念。如此環流吐納而生生不息，中國文化的精髓在斯，東亞文化的真諦亦當在此。筆者在此建議，「漢籍」為不分時代、不別國籍、不拘種類、不囿內外之總稱，中國人原創稱「中國漢籍」，日本人原創日「日本漢籍」，以此類推。由此，既可彰顯中國文化普惠四鄰之輝煌，亦可觀摩東亞各國孜孜不倦之創意，庶幾臻於「和而不同」之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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