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一生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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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的一生經歷，堪稱波瀾起伏。尤其是與孫中山之子孫科及弟弟蔣緯國等政治二代相比，他更顯得際遇非常。也許恰恰是這種「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練，讓他這樣一個並無超凡秉賦的人，最終得以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留學蘇俄淪為人質，在鄉村廠礦間輾轉求生，讓他終生眼睛向下，敏感於底層疾苦。上海整頓金融失敗，讓他明白自己之短，更明白什麼叫大勢不可違。而刺殺江南案造成的巨大風波，則徹底堵死了他暗中設計的蔣家三代接班進路，台灣政治因此才有機會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局。
三道坎三大變，均勻分布於蔣經國的一生，構成了他的基本生命節奏，並限定了他的大致社會成就。
第一變：蘇俄歸來被「洗腦」
蔣經國十五歲留學蘇聯，畢業即淪為人質。等到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他才獲准於1937年回國，滯留蘇聯時間長達十二年。
回國前夕，他曾神秘夜訪駐蘇大使蔣廷黻，探聽父親是否真的歡迎自己回國。他最擔心的是，1936年1月他曾在蘇聯《真理報》上公開發表《獻給母親的信》，可能會對父親造成傷害。
的確，對蔣介石而言，被兒子斥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和帝國主義的「走狗」也就罷了，還被兒子揭露家暴，說他曾抓著妻子毛福梅的頭髮把她從二樓拖到一樓，而且，還說他毆打自己的母親王采玉！這種指控，實在太有失體面了。蔣介石應該看得出來，在公開信中，論及政治分歧，蔣經國說得再狠，也不過是應景之語，但涉及家庭隱私，蔣經國是動了真情罵了真話的。
蔣介石（右）、毛福梅（左）、王采玉（中）與蔣經國（中前）
但對於蔣介石，蔣經國顯然多慮了。自己的親兒子，流落外邦十餘年，一度生死不知，如今一朝回歸，欣喜若狂還來不及呢。當然，為了維持表面尊嚴，蔣介石還是要冷落他半個月的，這也不算太過分。
在蘇密會蔣廷黻大使時，蔣經國曾表達過對中國未來的抱負，蔣大使當即不客氣地警告他說：回國後，一年之內，不要提這些話！果然，蔣介石對蔣經國的宏偉理想毫無興趣，直接安排他回奉化溪口老家省親，並要求他像軟禁一樣閉門讀書，一年之內，不得與聞任何政治、經濟、軍事事務。
當時還沒有「洗腦」這種概念，蔣介石希望蔣經國「洗心革面，清除餘毒」。具體辦法，就是大量讀書。蔣介石所開書目，主要是朱熹、王陽明和曾國藩的著作，外加孫中山文集若干種。蔣介石特別提示，要讀中山先生的中文原版，因為俄文翻譯版已把涉及馬列主義的議論刪除得乾乾淨淨。
說起來蔣介石也很有意思，想改造兒子，卻不把兒子帶到身邊耳提面命，只遠程督促他讀書。作為軍人，一直在戰場上拼拼殺殺的蔣介石，居然對書的功效如此迷信，以為朱熹加王陽明再加曾國藩，就足以重塑一個新兒子了。所以，要說蔣介石只是一介武夫，還真就得慎重了。
但對於蔣經國，蔣介石也顯然多慮了。在蘇十二年，蔣經國親眼目睹並經歷過基層鄉村與工礦企業普通人的困苦，他可以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痛斥蔣介石，同時熱情宣告自己的祖國就是蘇聯，同一時段，他的日記卻是這樣寫的：「這六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妻子的收入維生。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了我。」
因此，蔣經國的內心，實際上比蔣介石更有溝壑。論及對蘇俄的認知，他恐怕比孫中山書中所寫的，還要真切深刻。但蔣介石想讓他看的東西，他就認真看；蔣介石想從他嘴裡聽到的心得，他就認真說。如果蔣介石真的得意於自己對兒子洗腦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也是兒子想表現得讓他覺得自己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4年，蔣經國（左）與蔣介石（右）合影
在蘇十二年，這一套本領，蔣經國早已錘鍊得爐火純青。
蘇俄生活還讓蔣經國形成了兩大習慣，一是不懼與基層百姓在一起，二是嚴格的紀律性和強悍的執行力。後來無論是在贛南搞特區，還是在北京打老虎，他都表現出快刀斬亂麻的行事風格；尤其是在上海用鐵與血的手段整頓金融秩序，更體現出了戰鬥民族對他性情與作風的強大影響。
第二變：上海「打虎」走麥城
1948年8月，蔣經國受命赴上海整頓金融秩序，工作目標是限定物價，以保證新貨幣金圓券的順利發行。
蔣經國赴上海「打老虎」，電影《建國大業》
為什麼要發行新貨幣呢？因為舊有的法幣無限貶值，已經形同廢紙。以上海為例，1948年的物價，相當於1937年物價的一千一百萬倍。印刷廠印一張法幣的成本，已經高於這張法幣的票麵價值。
要限價，就必須打擊投機行為，為此，蔣經國動用警察等部門，組建了龐大的執法隊伍。為了迅速立威，他還設立特別刑事法庭，槍斃了財政部秘書陶啟明、警備部稽查大隊長戚再玉等，逼得戴立庵等民營銀行家不敢回家睡覺，生怕隨時被抓進黑監獄，最終，惹得上海市長吳國楨直接向蔣介石遞交辭呈。
一般認為，蔣經國通過一系列鐵腕手段，打擊了奸商，穩定了物價。而意外事件是，他毫不客氣地把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判了六個月徒刑，惹惱了這位海上大佬，憤然舉報揚子公司囤積大量物資。
杜月笙舉報揚子公司才是大老虎，電影《建國大業》
蔣經國要維護自己鐵面無私的形象，必須處理揚子公司。可揚子公司的老闆，是宋美齡的外甥孔令侃。情急之下，宋美齡把在北平前線督戰的蔣介石都調到了上海，以給蔣經國施壓。無奈之下，蔣經國放過了揚子公司，整個「打虎」行動也就不得不半途而廢了。
這樣的邏輯，簡單好懂，易於口口相傳。但實際上，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的原因並不在此。著名記者徐鑄成當時就在報紙評論中反覆指出，經濟有自己的運行規律，靠警察和監獄等武力來建立對一種貨幣的信心，在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成功的先例。
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揚子公司搗亂，蔣經國在上海的整頓工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一個非常簡單的原理是，物價上漲的根本原因在於濫發紙幣，而金圓券的發行量則是蔣經國無權控制的。這邊蔣介石為內戰所需，無限制大量發行金圓券，那邊卻要求蔣經國把刺刀架在上海人脖子上限制物價，這本身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948年11月，南京方面在重重壓力之下宣布，取消限價政策，隨即，金圓券迅速貶值，直追當初法幣的水平。金圓券發行的失敗，也就預示著蔣記政權的總崩潰。
十億金圓券和等值的3400美元，1948年
而蔣經國在上海打虎的七十天里，靠雷霆手段，用金圓券給中央銀行兌回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元369萬元，白銀96萬兩。這些財富的擁有者，多是老老實實的普通百姓，他們聽信了蔣經國的愛國激勵，用金銀換回了金圓券，可結果，蔣經國拍拍屁股離開上海，他們手裡的金圓券，就統統變成了廢紙，多少家庭，一夜破產。
著名文化人曹聚仁這樣寫過：「經國放下經濟特派員職位的前一星期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狂哭狂笑。這顯然是一場騙局，他曾呼籲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經遠遠離開他了。有的人提起經國，就說他是政治騙子；也有人原諒他，說這都是楊貴妃不好，害了他。」
實際上，回頭想，蔣經國可能還應該感謝宋美齡橫插一杠，由此，他就找到了替罪羊，既可以推脫自己的責任，又可以掩飾自己不懂經濟的實情。而且，這也與西周亡了怨褒姒，大明亡了怪陳圓圓，是一樣一樣的習慣思路。
經歷這一次失敗，蔣經國最大的變化，是終於承認了，人力無法阻擋大勢。這種權變的領悟，應該為他後來在台灣啟動政治現代化進程，奠定了一定的心理基礎。
第三變：刺殺江南王朝覆
在台灣，蔣經國曾信誓旦旦地公開承諾：未來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接班。
可明眼人都不免暗自嘀咕：當初蔣介石也沒有直接宣布把大位傳給蔣經國，而是借用嚴家淦為跳板，順利實現了權力過渡。
蔣經國為次子蔣孝武所做的諸種安排，同樣煞費苦心，步驟分明。先讓他掌管文宣，後安排他接手特務系統，尤其是「陽明山訓練班」，完全是為他量身訂製的，由此，他與連戰、吳伯雄、宋楚瑜等少壯派結成了「同學」關係，實際上就是在搭建「太子黨」的基本班底。因此，一旦蔣孝武羽翼豐滿，上位條件水到渠成，那麼蔣氏收回承諾，也不是什麼難事或新鮮事。
但1984年美國舊金山郊區一聲槍響，作家江南死於血泊之中，同時，這也敲響了蔣氏王朝的喪鐘。
《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在舊金山寓所遭人槍殺
作家江南著有《蔣經國傳》，對蔣家內幕多有揭露，據信此即為肇禍根由。美國司法部門一度對此案窮追不捨，由黑社會竹聯幫殺手一路查到台軍方情報機構最高負責人汪希苓。汪希苓背後的主使又是誰？美國人沒有公開宣布過，但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是蔣孝武，還有部分人懷疑，是蔣經國。
可惜世上沒有超級天眼，否則竊聽一下蔣經國與蔣孝武在密室內如何議論江南案，應該比任何懸疑劇都更加驚心動魄。如果蔣經國事前完全不知情，那麼令他最為惱火的一定是：蔣孝武居然預想不到，在美國領土上有組織地謀殺美國公民，在美國人看來，不啻於對美國宣戰！
這一場大風波的結果是，蔣孝武被流放到新加坡，從此再沒有靠近權力中心半步。
1912年，蔣介石刺殺陶成章，蔣氏王朝初現苗頭；七十二年後，蔣孝武刺殺江南，蔣氏王朝正式落幕。用槍來開頭，用槍來結尾，蔣家倒也做到了有始有終。
作家李敖素來痛恨蔣氏父子，因此他的《蔣介石評傳》對蔣家處處攻訐，沒半句好話，平心而論，這難免有失公允。但是，對於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問題上的貢獻，李敖的見解自有高明之處。
李敖認為，台灣「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大凍結、大逆退」，蔣經國是真正的責任人。臨去世，迫於內部與外部的強大壓力，才不得不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這只不過是把一直死死踩著的腳抬起來一下而已，實在不宜把一切功勞都歸到他的頭上，並加以無底線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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