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海風濤曲的怨斷聲——宋詞的悲劇之美
撰文 劉小明
詞一體發軔於唐，繁茂於五代，極盛於兩宋，衰微於元明而中興於清，至今已逾千年。歷代詞評家輩出，對詞之大家各有論斷，評詞之高下自成體系。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稱作詞「首貴沉鬱，沉則不浮，郁則不薄」；而周濟看中詞中寄託之意，說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張惠言則從詞的本意出發，以「以內言外」作為尺度。本文無意於眾家評詞標準中分出優劣，僅試圖從悲劇的角度解析古今各家所推崇的詞作的共通之美感。
所謂悲劇（Tragedy）一詞，起源於希臘，其原意為「山羊之歌」，是古希臘人祭祀酒神狄奧涅索斯，由五十個人組成的歌隊身著羊皮，頭戴羊角，裝扮成酒神侍從薩提爾的樣子，歌頌酒神的活動。悲劇與喜劇（Comedy）相對，喜劇的願意為「狂歡遊行之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認為喜劇起源於下等表演的序曲而悲劇起源於酒神讚美歌的序曲，故而悲劇描寫的是比普通人更崇高的人。魯迅亦認為，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然而要從悲劇的角度對詞的美感進行分析，我們需要對悲劇進行更現代更準確的理解。
悲劇不是慘劇，它不是把人們難以想像的慘狀具體呈現，甚至不一定是我們平常理解的不幸或者死亡。所謂悲劇，應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相對弱小的美善事物在與強大丑惡勢力不可調和的矛盾中遭受摧殘或毀滅。如黑格爾所說，悲劇是不同的精神力量，倫理力量的矛盾衝突引起的。故而現實中的「悲劇」並不是人們審美的對象，它只能引起人們的同情，憐憫和悲傷，但這些情緒與審美有本質的差別。藝術形式的悲劇以美善事物被否定和打擊的形式來揭露和斥責醜惡。
從悲劇的角度去解析詞作，需要貼合中國古代特有的人文和政治環境。以宋朝為例，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士大夫階級擁有很強的話語權，並在政治和學術上有極強的使命感。例如宋代許多大家都對「文」與「道」的關係進行激烈爭論，神宗朝王安石變法亦有諸多異見相互駁斥甚至引起了政局動蕩。這些爭論引發的政治浪潮往往將同時擁有詩人身份的士大夫們推至命運不同的位置，而表現在筆下便往往含有悲劇的內核。南渡之後，士大夫們除去自身的憂患外更經歷了戰爭帶來的山河殘破，國家恥辱和民生悲苦。這些強烈的衝擊在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胸中激蕩，最終流於筆端的是更為沉鬱濃重的悲劇情感。
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一紙詔書擁有無可辯駁的權威，朝升夕貶乃是常事，故而宋詞的一個悲劇剖面是宦海沉浮身不由己的無奈。蘇軾曾感慨「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文人一旦離家受命於朝廷，常常故鄉便成了夢鄉。蘇軾垂老時飽受飄零之苦，歷經宦海風波，游金山寺看見自己的畫像，發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感慨，可謂萬分悲涼。宋人詞作里亦常有如此情感，試看周邦彥一首《蘭陵王》：
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閑尋舊蹤跡，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凄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周邦彥用迴環往複的方式呈現送別的畫面，回憶的場景與眼下的送別相互穿插嵌合，從技巧上來講可謂開了夢窗跳脫幻彩的「七寶樓台」之先聲。然而從周邦彥的身世經歷來看這首詞，則能看出背後更深層次的情感。根據王國維先生《清真先生遺事》所述，周邦彥元豐二年入太學，四年後獻《汴都賦》歌頌新法得到神宗皇帝青睞，不久後升任太學正。後神宗皇帝崩，晢宗繼位高太皇太后用事，廢新法起用舊黨。周邦彥因此被貶逐而離京，輾轉廬州荊州溧水等地。後高太后崩，晢宗臨朝起用新黨，周邦彥又因此被召回汴京，這首《蘭陵王》便是他回京之後所寫。
陳廷焯曾評論周邦彥詞「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若不相蒙即是說前後不相干，有支離破碎之感。然而其實清真詞似線串真珠，雖看似凌亂，若抓住了提綱挈領的文眼則不難解。全詞中「曾見幾番」、「年去歲來」、「閑尋舊蹤跡」、「沉思前事」等句所領者，顯然是作者追懷往事之思。只因宦途坎坷，多年間周邦彥不僅作為遠行人被友人送行，更曾作為送人者在汴京城外隋堤上與即將離去的故人道別。在如今「酒趁哀弦，燈照離席」的宴席上追憶以往每次都與此次相似的送別，這種實景與回憶交錯的鋪敘更能引起人對身世漂泊之苦的感受。三疊詞將情緒步步累積，又用現實里此次相聚的場景依次消解，加上全詞用入聲韻，讓這首詞的聲調凄切悲促。人世無常的悲劇內核被這種高妙的手法揉進每字每句，真是哀而不傷，令人不忍卒讀。
類似的詞作還有蘇軾的一首《八聲甘州·寄參寥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坡仙此詞是元佑六年，他由杭州太守被擢為翰林學士承旨，離開杭州回汴京時寫給他在杭州的好友參寥子的。參寥子與蘇軾感情極深，蘇軾欣賞參寥子清絕的詩風，參寥子對蘇軾亦是情重，曾在蘇軾被貶黃州時趕兩千里路至黃州與其游。甚至後來蘇軾南遷嶺海時，參寥子還打算往訪，蘇軾去信力加勸阻方才作罷。寫此詞之時，蘇軾離杭赴京，又要與這位摯友分別，用語自然沉重。
此詞起句便是大手筆，氣勢之大絲毫不下與「大江東去」之語。然而大手筆下藏的卻是柔腸：他借海潮隨風來去無法自主的景象起興，道出自己無法任意去留的苦衷，一筆便把宗旨盪開，絕不似美成般遮掩。後「西興浦口」、「西湖西畔」皆兩人相約遊玩過的美景，分離之時往事自然陣陣湧上心頭。「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用王右軍《蘭亭集序》之感慨，默訴離別之苦，字字含淚。「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意即二人是難得的知音，以詩心相交，處處相得，世間又有幾人能如此。後連用兩個謝安的典故，蘊含兩層含義。一是蘇軾願效仿謝安早日歸隱，造泛海之裝東還與友人重聚；二是悲觀地認為此去禍福無常生死難卜，若此一別即為永別，希望友人莫過悲傷，不要像羊曇那樣經過以前交遊之處便思念故人，淚灑濕衣。
此詞看似用字空靈洒脫，實則沉鬱之至。結句「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粗看極瀟洒，細細讀來又極悲切，因為這句囑託的背後是生離死別陰陽兩隔的浩嘆。蘇軾這首《八聲甘州》已經超越了對宦海沉浮人世無常的感慨，它背負著詞人無比厚重和珍視的友情，讀這首詞我們能發現的不僅是悲劇的美，更有人性的美。
靖康之變後大片國土被金人佔領，趙宋政權被迫南渡遷都臨安，北方士子文人紛紛南下，其筆下詞作亦從綺羅香艷的閨閣吟詠轉向對破國亡家的沉痛呼喊。早年家境優渥生活幸福，曾寫下「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這樣俏麗詞句的李易安，四十八歲時苦思金人統治下的故土，卻只能是「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疏狂高傲，蔑視王侯，「且插梅花醉洛陽」的朱敦儒，在建炎元年金兵鐵蹄踏破洛陽之時也只能倉皇東逃。此後朱敦儒瀟洒俊逸的詞風亦變得凄苦憂憤，發出「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的悲憤之聲。
南宋詞壇並未因為南渡詞人的衰老而日漸悄聲，反而有張孝祥，辛棄疾，陸遊，陳亮，姜夔等憂慮忠志之士前仆後繼，將國讎家恨的悲劇色彩融進鏜鞳鏗鍧橫掃千古的詞作中。故而宋詞中比仕宦之苦更加沉鬱悲壯的，是英雄士子空有北伐恢復的志氣，卻礙於時局無路請纓，垂垂老矣的悲哀。張孝祥有「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的惋惜，陸遊感慨「國讎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空有聲」。陳同甫一句「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讓仁人志士握拳透爪激憤不已。特別是早年於北方起義一身英雄氣概報國之志的辛棄疾，不僅用絕世的氣魄與才情使其詞作包羅萬有，時而清麗綿密纏綿曲折，時而激越縱情慷慨悲歌，更以自己一生空有胸中萬策卻被放飛數十年不得不「換得東家種樹書」的悲哀為底色，用生命為個人和國家的雙重悲劇呼喊，將宋詞推上了前人未及的巔峰。
試看辛稼軒的《漢宮春·立春》：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
卻笑東風從此，便熏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里，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根據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所考，此詞寫於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一年之前，生於淪陷區的稼軒奉義軍首領耿京之命至建康，被孝宗召見，授右承務郎。後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殺害，獻其頭於金人，辛棄疾大怒率五十騎闖金軍五萬人大營，生擒張安國至臨安斬首。這是稼軒南歸後的第一年，他憂心原本有利於北伐的政治形勢正像難以挽回的春天一樣一點點地流逝。而力主苟活偏安的力量正粉墨登場，希望以恥辱的議和換取短暫的歡愉時光。果然此後一年，辛棄疾的擔憂成真，宋金第三次議和，雙方約定包括：易君臣之稱，為叔侄之國，宋主稱金主為叔父；兩國文書，改表詔為國書；宋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並不稱歲貢。雖然看似宋朝比之以前從此次議和得到不少好處，但仍不能改變其在宋金關係中的卑微地位。
若單純將這首詞當做感懷春天的遣興之作，這固然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詞，單「卻笑東風從此，便熏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里，轉變朱顏」兩句，清癯高妙卻不失沉鬱，當真是感慨歲月匆匆人生逆旅的佳作。然而眼光獨具的人卻能透過憐春惜時的表象看到這首詞「意內言外」的深意，發現常人難以察覺的深沉寄託。周濟《宋四家詞選》說：「『春幡』九字，情景已極不堪。燕子猶記年時好夢，『黃柑』『青韭』，極寫燕安鴆毒。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者。」在周濟的解釋下，稼軒這首《漢宮春》可謂處處有寄託，頭著春幡的美人是主張議和志得意滿的群臣，不肯收盡余寒的風雨是稼軒對慾壑難填的金人的隱射，燕子乃北方飽受金人踐踏盤剝日日夜夜南望王師的遺民。塞雁者，胡雁也，自然是鷹視狼顧的金人，只待「花開花落」時機成熟，便會再次南侵，故云「朝來塞雁先還」。
國家命運的必然頹勢與詞人心中強烈的報國之情激烈衝突，賦予了這首詞強烈濃厚的悲劇色彩。這首被周濟稱為辛詞中最為哀怨的詞，是稼軒以超越時代的眼光和胸襟，對國家存亡大局的隱患發出的吶喊。這吶喊是「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的孤獨，是「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的無奈，是「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的悲憤。但這一切吶喊卻被苦心孤詣又極其自然地藏在了春天自然的景色之下，低回要眇，果然是張惠言所謂「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然而稼軒寫下這首《漢宮春》的時候，才不過22歲，真令後人望洋興嘆望塵莫及。《雲韶集》說稼軒「才大如海，只信手揮灑，電掣風馳，飛沙走石，真詞壇第一開闢手」，此言不虛也。
稼軒又有《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
老大那堪說！似而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發。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喚鳴瑟。
事無兩樣人心別。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
稼軒入仕南宋後，被先後安排在建康、滁州等地擔任通判知府等職，後來又擔任湖南安撫使，福建提點刑獄和安撫使等職務，可謂是地方要員。稼軒治理地方卓有政績，曾用官方借貸的方式幫助居民重振商業，也曾用雷霆手段鎮壓茶寇，肅清流民。但卻屢遭政治排擠，一生曾被彈劾七次，放空賦閑的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這首《賀新郎》是稼軒賦閑在江西帶湖別墅，偶然疾病，他的好友陳亮聽聞後趕赴探望二人相聚時所作。此時的稼軒亦是經歷過大起大落，宦海風波的人，但他仍沒有失去一顆赤子之心，甚至還表現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悲劇性浪漫情懷。
上片感慨友人遠來之情，用陳登，陳遵的與朋友推心置腹熱情好客的典故比擬自己與陳亮的深厚友誼。「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更是豪氣干雲，二人歡笑飲酒的英雄之氣竟讓樓頭的飛雪也為之失色，頗得謫仙之氣概。「硬語盤空」用韓愈典，一筆便將詞帶入沉重的主題，二人談論國家大事時所發皆見識高超之語，可惜卻無人聽聞。後接「重進酒，換鳴瑟」，暫將情緒壓抑積蓄留待下片，潛氣內轉，妙不可言。下闕更無虛字，「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一問，使多少誇誇而談妄議國事者無地自容？「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更是直陳有志之士被放空賦閑，無才之人卻穩坐廟堂的荒唐政局：有日行千里的汗血寶馬不善加驅馳，使其去拉運鹽的車，何必擺出千金買骨的樣子還號稱招攬人才呢？至結句「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稼軒已沉痛至極，卻又並沒有失去抱負和意志，仍然想要用自己的智力修補大宋殘缺的江山。
所謂悲劇，莫過於滿腔的熱血和才智被無情的現實冷冷壓住，稼軒空有「萬字平戎策」，卻只能眼看大宋的國勢如停泊不前的帆船，「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他的北伐策略《美芹十論》、《九議》，沒有讓群臣同僚激奮振作，而是惹得風雷震怒魚龍色變。他在湖南訓練飛虎軍，宋史述其建成後「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卻因此被人彈劾「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他一生經營，期許北伐，眾多希望卻一一落空成失望。他的詞句里關心的不是個人的榮辱和得失，而是英雄的事業和意志。後人學習稼軒的詞風，往往落入粗狂叫囂一路，何也？王國維先生說：「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此言得之。蓋非有英雄之胸襟氣概，無稼軒之才思，率爾操觚欲學之，烏有出路？
悲劇的美給人崇高之感，清真之離亂，東坡之深情，稼軒之悲壯莫不如是。詞人們沒有像古希臘的悲劇主角那樣，在生與死的抉擇中最終走向毀滅。但卻用強大的生命意志，或對抗、或消解、或抗拒命運的坎坷和苦難，這正是文學作品的悲劇之美，同時也是人性的高貴莊嚴。這種悲劇的美，是況周頤所謂「詞心」，是張惠言所謂「不能自言之情」，是陳廷焯所謂「沉鬱」，亦是王國維所謂「感發」也。故詞評家雖各出機杼，卻仍有共通之處。故欣賞宋詞美景的途徑有千萬條，從悲劇性著眼亦不失為一條風景旖旎的小路。
言至此處，本文欲闡述的想法與思路業已完成。固知詞壇大家高山林立，流傳千古之作浩如煙海，本文所能做的不過作者是以有限的思考和學識管窺蠡測，妄圖一窺宋詞的文學之美罷了。作者才智所限，解讀援引難免有誤，若讀者發現謬誤，敬請指正，不勝感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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