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毛澤東當選中共中央主席後接見的第一批客人
1945年7月1日，中共成立二十四周年的紀念日。為此，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特意發表社論，說「過去的二十四年，給了中國人民以最艱苦的鍛煉」，並且「完成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深深結合起來的過程」。
但是，這一後來在教科書上為人所耳熟能詳的結論，竟然在當天的延安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因為上上下下所有人的興趣都集中在一點——重慶政府國民參政會的六名參政員要來考察延安了。
中午十二點，一架運輸機順延河而來，穩穩降落在機場，乘客於舷梯魚貫而下，十天前才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快步上前迎接。
來的客人中，有他在青年時代就仰慕的大學者傅斯年，也有中共的老朋友章伯鈞。
但是，毛的熱情可不光是為了敘舊，他要通過這些參政員及其背後的國民參政會達到一個重要目標——那就是阻止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
毛澤東和朱德在七大會場作報告
參政員考察團的領銜者是黃炎培，此時已經年近七十，卻神采飛揚，精力旺盛，據在場人士回憶，只有五十歲的模樣。
毛澤東一上來就握住他的手，說這是兩人第二次見面了，「第一次是二十六年前，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的會場中」。黃氏大為驚訝。
1919年5月初，美國學者杜威來中國講學，第一站就是江蘇省教育會，當時身為會長的黃炎培還致辭祝賀。「毛主席真是好記性」，黃氏激動地答道，「想不到在大群聽眾之中，竟有這樣一位蓋世的英雄豪傑」。
回重慶後，參政員考察團成員之一的傅斯年痛斥，「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由於其反蘇反共的一貫立場，這個判斷當然是偏見，至少黃氏對於毛的稱頌，絕非諂媚之詞。
1945年的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經過了二十四年「最艱苦的鍛煉」，尤其在八年抗戰中勃發出的生機和力量，已經不容任何國內國外勢力小覷。
就連總是以民族最高領袖自詡的蔣介石，此時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來聽聽延安對於中國未來政治設計的思路。而參政員考察團此次前來，目的正是在此。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成立於1938年7月，到1945年春已近七年，正在籌備第四屆會議。沒想到在這節骨眼上，中共宣布不再參加。
這一切源於3月1日蔣介石的公開表態。在這場演講中，他全盤否定了兩年以來國共談判中延安政權的基本要求，重申本年11月一定要召開國民大會以制訂憲法。
他還強調，「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後，政府只能還政於全國民眾代表的國民大會，不能還政於各黨各派的黨派會議或聯合政府」。
不過，蔣介石還是表達了些許善意，稱中共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
中共早就知道國民政府會堅持這一頑固立場，於半個月之前就結束了雙方談判。但作為中間勢力的民主黨派頗有點惴惴不安。
早在抗戰之前，國民黨就已主持選舉出準備制訂憲法的國民大會代表，並且推出了史稱「五五憲草」的憲法草案。
但這還是十年之前的事，中間勢力尚未公開登上政治舞台，雖有秘密組黨，但嚴重缺乏群眾基礎，因此無論憲法文本的草擬還是國大代表的選定，他們都沒有發言權。
因此，對於中共提倡的「黨派會議」和「聯合政府」的主張，他們是衷心擁護的，如此，他們才能不懼缺乏選民基礎，而能夠在上層機構與國民黨一較高下。所以，中間勢力最不希望延安和重慶政府鬧翻，就怕在政治上失去一個有力的盟友。
但是，國民黨和中共都不太理會民主黨派的想法，前者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堅持原定日期召開國民大會，並指責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野心家假借民主之名，僭竊民權，便利私圖，陷國事於紊亂無主的狀態」。
中共則針鋒相對，幾乎同時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其領袖毛澤東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就叫《論聯合政府》。
對於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延安也明確表示不參加，並宣布，如果國民黨一意孤行召開國大，那麼中共將於同時期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
對於這一安排，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是危險的，故而我們拒絕參加。我們決定不參加，把一個問題擺在美蔣面前，也使中間派有文章做。」
果如其所料，此時「中間派」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敏銳和熱情。他們知道，只有將中共勸回國民參政會，中間勢力才不會失去好不容易在重慶政壇所擁有的政治勢力。
但要毛澤東回心轉意，首先得蔣介石作原則性讓步，他願意嗎？
6月1日，蔣介石邀請黃炎培、傅斯年等國民參政會成員便餐，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王世傑等蔣氏親信作陪。
會上，參政員們建議重啟國共商談，暗示國民黨可能需要妥協。蔣介石說他自己「無成見，諸君意如何，當照辦」。參政員們這才放心回去擬訂談判腹案。
其實，之前左舜生、黃炎培已經提出，關於參政會、國大等問題，要和中共統一行動，既然蔣介石模稜兩可，那麼當即由左氏草擬幾條意見，要旨是當局須立即召開政治會議，至於國大事宜，交予該會議解決。
如果國民黨同意上述條件，他們願意去延安陳情。
這份條陳在上呈蔣介石之前，幾位參政員先請王世傑過目，被其極力否定，說這些立場與剛剛閉幕的國民黨六大的決議背道而馳，蔣氏看到後定然會勃然大怒，「延安之行作罷是了」。
王世傑錯了。蔣介石看到條陳，完全沒有發怒，反而再次強調自己沒有成見，他說，「國家的事，只須於國有益，都可以商談」，國民黨也不會做不該做的事。
在蔣介石的有力保證下，六位參政員於7月1日信心滿滿，飛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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